回乡插队的日子
个人日记
回乡插队的日子
屈指算来，当年回乡插队已过去将近45年了，虽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回乡插队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些鲜活的人和事总在眼前晃动，挥之不去，抹之不掉！
1969年12月，我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因为“文革”的原因，初中二年级开始“复课闹革命”，可文化课只学了两个学期却传来了毕业的消息，高中又不招生，只有回乡插队的一条出路，我们沮丧、悲愤、乃至绝望，但又无能为力，还不得不装成豪情满怀的样子，在毕业典礼上，我还慷慨激昂地代表应届毕业生讲了话。毕业的那天晚上，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都没有离校，计划召开毕业联欢会，结果是所有同学都痛哭流涕，是同学离别的依依不舍，还是对前途的忧虑？可能是两种因素都有吧！
我家是属于农村吃商品粮户，也称非农业户，当地农民都称我们是“吃卡片的”。农村商品粮户的初高中毕业生回乡也享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同等待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每年口粮是650斤（皮粮），坐地户农民每年口粮是360斤（皮粮）。
我回乡理所当然地插到居住地的生产队。因为我家是非农业户，生产队地少人多，每当学校放农忙假（春耕假、插秧假、夏锄假、秋收假，少则3、4天，多则7、8天），都不准我们这些非农业户的子女到生产队劳动，所以我虽生长在农村，但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什么农活都不会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工人不会做工，军人不会打枪一样。加之生产队的社员本来就对我们这样的非农业户心存嫉妒，把我们比作“两把勾 ”，说你们的家长挣工资，你们还来和俺们抢饭碗，因此对我们这些回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特别的歧视。
讲几件有代表性的故事吧！
一. 学大寨评工
我回乡插队务农时正赶上农业学大寨实行大寨评工，即：每月的月末，生产队的全体社员 都集中在马号开会。马号也称队部，一个破破烂烂的四合院，前面有个木制的大门，两边是用柞木杆子夹起的杖子；东西两侧是马棚和牛棚以及马料房、扎草房等；院里摆放着大车和犁杖等；正房西侧是生产队仓库，装着生产资料如锹、镐、化肥和农机具等。东侧进门是豆腐坊，豆腐坊北侧是一口特大号大锅，豆腐坊东侧有个门，进门就看到从南到北一铺大炕，炕上有几个五保户卷起来的行李卷儿，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条长条凳。
每当生产队开会，全体社员都集中到这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大寨评工是这样评的：每次队长都先讲话，讲大寨评工的意义，并提出大寨评工的注意事项，然后就是念社员名单，每念一名，就有人对其讲评，最后建议给打多少分，大家再发表意见同意不同意。大寨评工共分四个等级，一等12分；二等10分；三等8分；四等6分。我第一次参加大寨评工就被评为四等六分，当时队长念到我的名字时会场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打头的”（就是领着社员干活的，有的生产队也由“打头的”给社员分派活）”外号叫“高铁杆”的要求发表意见，他说我出工不出力，偷懒耍滑等，并建议评为四等工分，队长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有几个声音随声附和说同意，我的四等工分就这样的通过了。我很不服气，站起来与“高铁杆”理论，可无济事，为此还得罪了他，从此后便和我较上了劲，每次评工他都主动发言，吹毛求疵，压低我的分值。
“高铁杆 ”原籍辽宁海城，1962年大饥荒年代逃荒到此落户。母亲落户不久就改嫁了，哥哥结婚后分家单过，“高铁杆”独身，人品又不好，30来岁未娶上媳妇还打着光棍儿。
屈指算来，当年回乡插队已过去将近45年了，虽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回乡插队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些鲜活的人和事总在眼前晃动，挥之不去，抹之不掉！
1969年12月，我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因为“文革”的原因，初中二年级开始“复课闹革命”，可文化课只学了两个学期却传来了毕业的消息，高中又不招生，只有回乡插队的一条出路，我们沮丧、悲愤、乃至绝望，但又无能为力，还不得不装成豪情满怀的样子，在毕业典礼上，我还慷慨激昂地代表应届毕业生讲了话。毕业的那天晚上，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都没有离校，计划召开毕业联欢会，结果是所有同学都痛哭流涕，是同学离别的依依不舍，还是对前途的忧虑？可能是两种因素都有吧！
我家是属于农村吃商品粮户，也称非农业户，当地农民都称我们是“吃卡片的”。农村商品粮户的初高中毕业生回乡也享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同等待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每年口粮是650斤（皮粮），坐地户农民每年口粮是360斤（皮粮）。
我回乡理所当然地插到居住地的生产队。因为我家是非农业户，生产队地少人多，每当学校放农忙假（春耕假、插秧假、夏锄假、秋收假，少则3、4天，多则7、8天），都不准我们这些非农业户的子女到生产队劳动，所以我虽生长在农村，但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什么农活都不会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工人不会做工，军人不会打枪一样。加之生产队的社员本来就对我们这样的非农业户心存嫉妒，把我们比作“两把勾 ”，说你们的家长挣工资，你们还来和俺们抢饭碗，因此对我们这些回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特别的歧视。
讲几件有代表性的故事吧！
一. 学大寨评工
我回乡插队务农时正赶上农业学大寨实行大寨评工，即：每月的月末，生产队的全体社员 都集中在马号开会。马号也称队部，一个破破烂烂的四合院，前面有个木制的大门，两边是用柞木杆子夹起的杖子；东西两侧是马棚和牛棚以及马料房、扎草房等；院里摆放着大车和犁杖等；正房西侧是生产队仓库，装着生产资料如锹、镐、化肥和农机具等。东侧进门是豆腐坊，豆腐坊北侧是一口特大号大锅，豆腐坊东侧有个门，进门就看到从南到北一铺大炕，炕上有几个五保户卷起来的行李卷儿，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条长条凳。
每当生产队开会，全体社员都集中到这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大寨评工是这样评的：每次队长都先讲话，讲大寨评工的意义，并提出大寨评工的注意事项，然后就是念社员名单，每念一名，就有人对其讲评，最后建议给打多少分，大家再发表意见同意不同意。大寨评工共分四个等级，一等12分；二等10分；三等8分；四等6分。我第一次参加大寨评工就被评为四等六分，当时队长念到我的名字时会场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打头的”（就是领着社员干活的，有的生产队也由“打头的”给社员分派活）”外号叫“高铁杆”的要求发表意见，他说我出工不出力，偷懒耍滑等，并建议评为四等工分，队长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有几个声音随声附和说同意，我的四等工分就这样的通过了。我很不服气，站起来与“高铁杆”理论，可无济事，为此还得罪了他，从此后便和我较上了劲，每次评工他都主动发言，吹毛求疵，压低我的分值。
“高铁杆 ”原籍辽宁海城，1962年大饥荒年代逃荒到此落户。母亲落户不久就改嫁了，哥哥结婚后分家单过，“高铁杆”独身，人品又不好，30来岁未娶上媳妇还打着光棍儿。
我插队第一次参加生产劳动是70年过完元旦，头一天到生产队报道，就和全体社员到东山一个沟塘子刨草炭土，当时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风刮在脸上像刀割的难受。刨草炭土是在两山中间的一个沟塘子里进行，全生产队百十来号社员三五成群组成若干个小组进行劳作。刨草炭土即是一个力气活，还要有窍门，社员们用的工具大多是农村铁匠炉打造的那种十分笨重的一个头的大镐，靠它的震荡力把草炭土震出缝隙，再刨成大块，堆积起来。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只要开出头，接下来就好刨多了。刚开始我总刨不出像老农民刨的那样的大块 ，有个本家大叔很耐心地给我讲解，还手把手的教我，我很快地掌握了其动作要领，也能刨出大块儿头的草炭土了！第一天干活，手上打了7-8个血泡，但心情是很舒畅的，记得平生中吃的最多的一顿饭就是第一次干农活。下午收工回到家，饥肠辘辘，五脏六腑像被掏空了似的难受，我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12个粘豆包儿，一碗白菜炖豆腐，外加一碗苞米稀粥。
东北冬天昼短夜长，入冬后庄户人家都吃两顿饭，一直持续到春季3月末4月初备耕阶段。往年到这个季节各家各户都“猫冬”，可开展农业学大寨，腊月时节也出工，刨粪、改良土壤，没活找活。上午9点出工，下午3点收工。草炭土刨完还要从东山运到村西大平地，不用车拉，却用人挑，一人一副扁担，两个土篮，装满草炭土，排着长队疾走如飞，行程将近10里路程，一担草炭土倒在一堆儿，等到大地积雪化尽，草炭土被融化了后，便把草炭土像撒芝麻盐似的均匀地撒在地里。
我觉得像这样改良土壤不一定起到多大的效果，纯粹是搞大轰大嗡瞎指挥，教条主义形式化，跟形势，走过场，结果是劳民伤财，坑的是老百姓。
从一月到四月 ，我与其他社员干的一样活儿，出力一样多，却两个月被评为四等分，两个月被评为三等分。我心里愤愤不平，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心里却在叫劲，一定要争取评为一等工分。社员们有句口头语，叫：”分儿分儿是命根儿。“可见当年工分的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庄户人家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他们的劳作是本能的谋生手段，而我们这些回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就不同了，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个人的心态不同，想法也不同，有的想展示自己，锻炼自己，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有的到此是为了曲线就业，有机会回城安排工作或参军。不经历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过程，一切都是徒劳的。
虽然在工分上受歧视，可没想到的是我还成为了生产队的武装基干民兵。当时每个生产大队（村）是一个民兵连，各生产小队是一个民兵排，我们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是由一个叫“瞎生子”的老光棍儿担任。“瞎生子”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小眼睛还斜视，“瞎生子”由此而得名。此人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啥都干，见到年轻女人就迈不动步，30多岁没有找到对象，成了大龄未婚青年，农村称大龄未婚青年为“老跑腿子”或“老光棍儿”。你说就这眼神和这种德行还当上了民兵排长！民兵排中有一个武装基干民兵班，武装基干民兵每人发一杆99式的老步枪，天天早晚由“瞎生子”领着我们背着枪排着一个纵队围着村子齐步走，算是训练了。武装基干民兵的枪由个人保管。
有一天，生产队下午提前收工，“瞎生子”和我说：我弄了几发九九步枪子弹，我再借一杆老炮筒子（猎枪），领你上山打猎去不去？我说我还没吃饭呢！他说：你到供销社买几个面包，两瓶汽水，就别回家吃饭啦！我觉得上山打猎很新鲜，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买了几个面包，每人一瓶汽水，吃完后他还让我给他买了一盒大生产香烟。那个年代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省中华，地牡丹，县社两级大生产，牛B小伙迎春烟，庄稼老汉用手捻。那时大生产香烟0.32元一盒，迎春香烟是0.28元一盒。农村人平时抽的是旱烟，抽香烟的都抽那种低质的经济牌香烟，每盒0.09元，稍好点的就是0.15元一盒的握手牌香烟，再好一点的就是0.20元一盒的蝶花牌香烟。普通农户家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钱，平时都靠母鸡下蛋卖几块钱购买油盐酱醋。
我家在农村生活是比较好的，每个月家里都给我3元钱的零花钱，自己也没什么嗜好，兜里总能积攒下10块8块的，所以“瞎生子”经常熊我给他买大生产烟抽。
吃完面包我回到家拿起枪就和“瞎生子”上了山。我俩走到一个阳坡的山旁，有一块空地，积雪已被风吹走，露出黄腾腾的沙地，沙地上落着10多只沙半鸡（一种鸟的名称，每只约有半斤多重）正在觅食。我俩绕到靠近沙半鸡有20多米的土坎上，沙半鸡始终没发现我们。“瞎生子”在土坎下给老炮筒子装药，再装上“沙蛋子”，用枪探子把枪药和沙蛋子捣实，然后举枪对准了沙半鸡群，只听“轰”的一声，有六只沙半鸡应声倒地，有一只飞到半空中又掉到地上，还有一只伤在了腿上，可它拖着一只残腿扑棱着翅膀，顽强地向远方奔跑，我追了上去把它抓回，数了数共打死打伤八只沙半鸡。我回头一看，竟让我大吃一惊，只见“瞎生子”满脸是血，正在用雪擦脸上的血。我走过去，问：你怎么啦！，他说他放枪时枪托没抵在肩窝上，枪一响枪托坐了回来，正好撞到鼻子上。我看到“瞎生子”鼻子肿得很大，嘴都肿歪了，我心里好笑，可又不敢笑出声。这时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拎着八只沙半鸡，并催促“瞎生子” 快下山。走到村口，一只狗冲着我俩狂吠，“瞎生子”正好有气没地方撒，在我手里抢过步枪，压上一发子弹，照着那只狗就是一枪，狗应声倒地。你别看“瞎生子”眼神不济，可打枪却枪枪不跑空。
我俩来到马号，“瞎生子”和在此住宿的“老五保”烧水给沙半鸡退毛 ，又让我到供销社买一瓶酒。供销社早已下班，但值班室有一个窗口，夜间对外营业。我买了一瓶老烧，回到马号，沙半鸡已放到外屋的大锅里炖上了。这时，住在村东头的老冯来到马号，言辞很激烈地训斥“瞎生子”把他家的狗给打死了，“瞎生子”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就与老冯吵了起来。我和“老五保”怎么劝也劝不住，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际，车老板“冷大帽子”拿着鞭子走了进来，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便假装严厉地训斥“瞎生子”，并从中调解，由“瞎生子”给老冯3元钱做为打死狗的补偿费，“瞎生子”没钱想赖账，为了息事宁人，我拿出了3元钱还给了老冯，此事算是圆满解决。老冯走后，沙半鸡已炖好，“老五保”盛了一盆放在大炕的炕桌上，我和“瞎生子”、“冷大帽子”、“老五保”四人围坐在炕桌四周，美餐了一顿，平生第一次吃沙半鸡肉，不知是沙半鸡肉真的好吃，还是肚里没油水，那顿沙半鸡吃的我自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真应了那句谚语：“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斤”啊！
可到月底大寨评工时，“高铁杆”又把此事提起，说我和“瞎生子”俩上山打猎回来把老冯家的狗给打死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争辩称，狗不是我打的，我还替“瞎生子”还了3元钱的补偿款，“高铁杆”却说：“不是你打的你拿什么钱？你缺心眼儿呀？”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难说清”啊！“瞎生子”每次评分都是一等分，这次被评为2等分；我这次评分有望被评为2等分，却受“瞎生子”打狗事件牵连，被降为3等分。
我当兵复员后听说“瞎生子”已死。死因是他到某车站“扛力包”（当装卸工），与一有夫之妇勾搭成奸，后被其丈夫抓了现行，一木棒打在“瞎生子”的头部，“瞎生子”从此作下了头疼病，犯病后抱头满地打滚，后来不治身亡。
五月份，是我最幸运的月份，月初，生产队长分配我与另一位小木匠给生产队的猪圈做猪圈门子。我还有一门珍藏不露的手艺，那是1966年下半年，我刚升入初中，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运动，学校停了课，今天批这个老师，明天斗那个校长，后来又形成了两派，这一派保这个“走资派”揪那个走资派，那一派就揪这个走资派，保那个走资派。两派还经常走上街头，进行大辩论。学校的教研室、走廊、教室等，只要有墙面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我父亲原是通化建筑公司的木工，1958年38军在朝鲜回国，父亲被借调到38军驻海龙部队搞营建，营建完成后，父亲被正式调入坦克团成为军工。1966年，38军奉调到河北省，部队首长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不想随军去河北，便被移交给沈阳军区后勤部营建处，并还在原营区工作。一次，父亲回家休礼拜，看我无所事事，怕我学坏，便对我说：“你们学校停课了，总这样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你到我们部队跟我学木匠，有个手艺，到任何时候都有口饭吃。过一阵子学校复课了你愿意念书再回来念书也不迟。”就这样，我第二天就被父亲带到海龙大营，开始与父亲学起了木匠。这一学就将近两年，部队按临时工给我开工资。记得第一个月每天挣1.44元；第二个月每天挣1.57元；第三个月每天挣1.68元；第四个月每天挣到1.86元，那时临时工的最高工资就是1.86元。我是个学徒工，享受临时工待遇，1.86元这是部队给我的最高工资了，而且星期天休息还照常开工资。1968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部队的军工都被调到龙山部队营区，白天搞营建，晚上搞运动。和父亲学木匠是学不成了，当时我的二大爷在双兴中学木工班当师傅，父亲又让我转学到双兴中学与二大爷学木匠。到1968年的10月份，我所在的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征得父亲的同意，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直到毕业。有的同学半开玩笑的说我是“文化大革命”的逃兵，这个评语一点都不为过。
为生产队做完猪圈门子，又赶上大队抽调民兵统一兴修水利，我和生产队的10多名青年被抽调到水利工地，整天就是挖水渠，筑拦河坝，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肯出力、肯吃苦就行。这一个星期的劳作我付出了12分的努力，也博得了我们生产队修水利工程的民兵的肯定。紧接着就是生产队开始刨茬子、打茬子，种地，刨坑、点种、踩格子。然后就是插秧，女社员插秧，男社员挑苗、撒苗。插完秧又产头遍地。一连串的农活，样样都是新课题，都得从零学起。与我一起回乡插队的还有两位女同学，他们可比我幸运得多，她们依靠女人独有的魅力，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那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老跑腿子”们。刨茬子有人给接地头，铲地有人给接垄， 可我却不同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只有“瞎生子”有时能帮帮我，还是在有“大生产”香烟抽的情况下。
转眼又到了月末搞大寨评工，我被评为一等工分 。一是我的表现征服了对我有偏见的社员；‘二是“高铁杆”没有没有参加会议，因为他家断粮了，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那个年代，有很多农业户粮食不够吃，靠国家发放返销粮，只要坚持到地里的土豆长到鸡蛋黄大小就饿不死人了，再往后青苞米也能啃了，自己家的园田地蔬菜也熟了，人们的肚子也能填饱了。但在5月下旬就断粮的还是很少见的。这个季节国家的返销粮还没有下来，各家各户粮食都不宽裕，没有人家可借。妈妈看着“高铁杆”可怜，不计前嫌，借给他半面袋子苞米面，使他维持到国家返销粮发放下来。从此后，“高铁杆”再没找我的麻烦。我当兵复员后再没见到他，听说他回海城老家了，还是跑腿儿一个，光棍儿一条。
二.小木匠进城
农村有句俗语：“庄稼饭，十点半，晚一晚，十一点。”六月上旬的一个上午铲地收工时，队长和我说：“公社给咱们大队一个指标，到县交通局出民工干木匠活，大队把这个指标落实给咱们生产队，我琢磨这个任务落实给你很合适，你没有家庭负担和后顾之忧，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去了好好干，下午你就不用出工了，在家准备准备，别忘了把木工工具带全。”我表面装得很镇定，其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虽然是出民工，但干的是木工活，总比干农活轻松。
我真羡慕现在的农民，一年忙不上两个月，地不用铲不用趟， 产量却是改革开放前的5-6倍。“大帮哄”期间一到夏锄，早上三点来鈡队长就在村子里大街小巷扯着嗓子喊：“下地啦！”催促社员“打早塘”。早上七点来鈡收工回家吃早饭。晚上太阳不落山不收工，两头不见日头。
我们这批民工共有20多人，分为木工组和力工组，木工组有6-7个人，负责制作建桥所需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的模版，做好了就到站前广场东侧支模；力工组负责将钢筋绑在模版里，向模版里浇注混凝土，然后进行养生。待到七天后开始拆模。
我们所有民工都住在公路管理段（现在站前客运站位置）院内宿舍中，条件还算可以，吃的很差，但能吃饱，早饭是苞米面的发糕、没有几个米粒的稀粥、小咸菜；中午饭和晚饭是大饼子或大馇子，白菜、萝卜、土豆汤，一个月能改善一次伙食，也就是吃一顿馒头或大米饭，再做一个有点儿肉星儿的炖菜，就算改善了一次生活。
虽然伙食很差，但业余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1.与小王学琴
有一位姓王的民工是下乡到黑山头的知识青年，他带来了两件乐器，一件是二胡，一件是秦琴，每当下了班我就拿起他的那把二胡自我演奏。拉二胡我是半瓶子醋，在中学念书时就练过，但后来二胡坏了，又买不起二胡，只能是半途而废。现在有了二胡，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在出民工的日子里，把二胡的演奏水平有个较大水平的提高。在小王的指导和本人的勤学苦练下，我的二胡演奏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小王还教我秦琴的弹奏方法。在我业余时间痴迷于二胡和秦琴的演奏练习时，小王接到通知回城安排工作了，也理所当然的把二胡和秦琴带走了。没有了二胡和秦琴，陪伴着我的只有寂寞、惆怅和孤独。
此后，因为三个名人的出现，驱逐了我心中的阴霾，眼前展现出一片晴朗的天空，这三位名人给我劳作之余创造了休闲娱乐的空间。
2.可敬的孟大姐
一天，我在工棚干活，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哇！是孟大姐，使我吃惊不小。我停下手中的活，快步走到孟大姐的面前，惊喜的问道：“孟大姐，你怎么来了？”她笑着和我说：“我不应该来看看你这个小老乡吗？”一句话说得我无法回答。她询问我在这干活累不累？伙食好不好？能不能吃饱？最后，她拿出一张招待票递到我的手上，并和我说：“我发了一张招待票，是外地的一个剧团来这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我晚上有会去不了，我就把招待票给你送来了。”她还告诉我，她的宿舍在县委礼堂的前面，有空到她那去玩。
孟大姐是谁？本地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位名人。她叫孟淑珍，是“文革 ”中省内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先后担任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海龙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她被推荐当选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说起孟淑珍，不能不提她的家。孟淑珍的家原籍在河北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家逃荒闯关东，来到俺们的老家落了户。孟淑珍的父亲叫什么鲜为人知，但提起“孟大包”，十里八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他的右腮长了一个鸡蛋大的一个肉瘤，人们背地里都称呼他“孟大包”。“孟大包”生性倔犟，又特别怪癖，她不允许女儿到生产队劳动，更不允许女儿参加集体活动，他认为女人就是操持家务，围着锅台转。孟淑珍是她的大女儿，性格也特别的倔犟而且叛逆，不服其父的管教，只因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参加共青团组织的集体活动，曾多次被“孟大包”施以家法，一次将锄杠打折3截。即使这样，孟淑珍依然我行我素，冲破父亲的束缚，走向社会，做了许多的好事。记得她的主要事迹：一是冲破家庭阻力，参予社会活动，积极靠近组织，很快入了团入了党；二是下井勇救小马驹。生产队的小马驹掉到井里，她自告奋勇下到井里把小马驹救了上来；三是主动赡养孤寡老人“时三麻子”。在生产队劳动之余，她便来到离家将近三里路的孤寡老人“时三麻子”家，帮他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对待孤寡老人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时三麻子”久病缠身，不能自理，孟淑珍守在身边端屎端尿，喂饭喂药，直至病故，她为“时三麻子”披麻戴孝，为其送葬。孟淑珍本性纯朴善良且热情奔放，乐于助人，她的事迹与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在一起，便产生了极大地政治效应，她被树为共青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并逐级推荐树立为县、地、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成为全省学习的榜样，也顺其自然的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
孟淑珍在县里是革委会副主任，在大队（村）还是革委会主任，所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村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县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地巡回报告。只要她在县里，就会经常给我送各种招待票，如：电影票、剧票，还有一些外地文艺团体和部队文工团的慰问演出票等。一般情况下都是孟姐亲自把票送来。但也有个别情况，她把电话打到公路管理段，由段里的同志通知我去取票。
一次，段里的一位女同志找到我，说：“县里的孟主任来电话，让你在下班后去她的宿舍取票。那天晚6点钟下班后，我急急忙忙地来到县委大院，门卫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找孟主任。” 门卫告诉我：“进门向右拐，第二栋房，中间那个门儿就是。”我来到门前敲了敲门，孟姐出来很客气地把我让进她的宿舍，让我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她用那种竹皮的暖壶给我到了一杯水。我环顾四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摆设也很简陋，一张小办公桌，桌上整齐的摆放着好多书，两把硬板椅子，一张床，一个脸盆放在一个脸盆架上，在窗台上放着牙具。门上挂着一个白布帘子。
记不清孟姐与我唠些什么，但每次见到孟姐她都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关心着我，呵护这我，帮助着我，对我关心备至，体贴入微，使我备受感动。她把压在办公桌茶杯底下的招待票交给我，并让我和他一起到县委招待所吃饭去。孟姐给我招待票我就感激不尽了，再让人家请我吃饭，真的过意不去。我推脱再三，看到孟姐像是生气的样子，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进县委招待所的大门，也是在县委招待所吃的第一顿饭。餐厅窗口内侧的条桌上摆放着5-6个大盆，里面装着炒好的菜肴。孟姐用饭票买了两盘小炒，每人四两大米饭（大米饭是用那种用铁皮做的杵子做为计量器，一杵子为四两）。只记得大米饭怎么那么香甜啊！炒菜怎么那么味美啊！四两饭很快就进肚了，孟姐执意要给我再买一碗，我执意没让她买。我虽然是个进城的民工，但在孟姐面前还是要保持矜持。其实我确实没吃饱，我装假了。
1976年3月，我在部队复员曾去县大院看过孟大姐，但她都不在。一次回老家休假和孟姐匆匆见过一面，那是我在等回程的公共汽车，和孟姐打了一个招呼，说了不几句话汽车就来了。后来听说她的婚姻很不幸，她的丈夫是由时任县“革委会”主任的段惠民（段惠民：原解放军某部的政委，文革期间到海龙县“支左”，成立“革委会”时出任县“革委会”主任）给介绍的，是部队的一名干事，婚后两人感情不融洽，孟的丈夫得了精神抑郁症，到大兴安岭姐姐家养病期间，误入森林之中迷失了方向不幸而亡，孟淑珍一股急火，头发全部掉光。粉碎“四人帮”后，孟淑珍被调到通化某单位任党委书记，因煤烟中毒不幸而亡。
我觉得像这样改良土壤不一定起到多大的效果，纯粹是搞大轰大嗡瞎指挥，教条主义形式化，跟形势，走过场，结果是劳民伤财，坑的是老百姓。
从一月到四月 ，我与其他社员干的一样活儿，出力一样多，却两个月被评为四等分，两个月被评为三等分。我心里愤愤不平，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心里却在叫劲，一定要争取评为一等工分。社员们有句口头语，叫：”分儿分儿是命根儿。“可见当年工分的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庄户人家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他们的劳作是本能的谋生手段，而我们这些回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就不同了，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个人的心态不同，想法也不同，有的想展示自己，锻炼自己，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有的到此是为了曲线就业，有机会回城安排工作或参军。不经历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过程，一切都是徒劳的。
虽然在工分上受歧视，可没想到的是我还成为了生产队的武装基干民兵。当时每个生产大队（村）是一个民兵连，各生产小队是一个民兵排，我们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是由一个叫“瞎生子”的老光棍儿担任。“瞎生子”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小眼睛还斜视，“瞎生子”由此而得名。此人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啥都干，见到年轻女人就迈不动步，30多岁没有找到对象，成了大龄未婚青年，农村称大龄未婚青年为“老跑腿子”或“老光棍儿”。你说就这眼神和这种德行还当上了民兵排长！民兵排中有一个武装基干民兵班，武装基干民兵每人发一杆99式的老步枪，天天早晚由“瞎生子”领着我们背着枪排着一个纵队围着村子齐步走，算是训练了。武装基干民兵的枪由个人保管。
有一天，生产队下午提前收工，“瞎生子”和我说：我弄了几发九九步枪子弹，我再借一杆老炮筒子（猎枪），领你上山打猎去不去？我说我还没吃饭呢！他说：你到供销社买几个面包，两瓶汽水，就别回家吃饭啦！我觉得上山打猎很新鲜，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买了几个面包，每人一瓶汽水，吃完后他还让我给他买了一盒大生产香烟。那个年代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省中华，地牡丹，县社两级大生产，牛B小伙迎春烟，庄稼老汉用手捻。那时大生产香烟0.32元一盒，迎春香烟是0.28元一盒。农村人平时抽的是旱烟，抽香烟的都抽那种低质的经济牌香烟，每盒0.09元，稍好点的就是0.15元一盒的握手牌香烟，再好一点的就是0.20元一盒的蝶花牌香烟。普通农户家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钱，平时都靠母鸡下蛋卖几块钱购买油盐酱醋。
我家在农村生活是比较好的，每个月家里都给我3元钱的零花钱，自己也没什么嗜好，兜里总能积攒下10块8块的，所以“瞎生子”经常熊我给他买大生产烟抽。
吃完面包我回到家拿起枪就和“瞎生子”上了山。我俩走到一个阳坡的山旁，有一块空地，积雪已被风吹走，露出黄腾腾的沙地，沙地上落着10多只沙半鸡（一种鸟的名称，每只约有半斤多重）正在觅食。我俩绕到靠近沙半鸡有20多米的土坎上，沙半鸡始终没发现我们。“瞎生子”在土坎下给老炮筒子装药，再装上“沙蛋子”，用枪探子把枪药和沙蛋子捣实，然后举枪对准了沙半鸡群，只听“轰”的一声，有六只沙半鸡应声倒地，有一只飞到半空中又掉到地上，还有一只伤在了腿上，可它拖着一只残腿扑棱着翅膀，顽强地向远方奔跑，我追了上去把它抓回，数了数共打死打伤八只沙半鸡。我回头一看，竟让我大吃一惊，只见“瞎生子”满脸是血，正在用雪擦脸上的血。我走过去，问：你怎么啦！，他说他放枪时枪托没抵在肩窝上，枪一响枪托坐了回来，正好撞到鼻子上。我看到“瞎生子”鼻子肿得很大，嘴都肿歪了，我心里好笑，可又不敢笑出声。这时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拎着八只沙半鸡，并催促“瞎生子” 快下山。走到村口，一只狗冲着我俩狂吠，“瞎生子”正好有气没地方撒，在我手里抢过步枪，压上一发子弹，照着那只狗就是一枪，狗应声倒地。你别看“瞎生子”眼神不济，可打枪却枪枪不跑空。
我俩来到马号，“瞎生子”和在此住宿的“老五保”烧水给沙半鸡退毛 ，又让我到供销社买一瓶酒。供销社早已下班，但值班室有一个窗口，夜间对外营业。我买了一瓶老烧，回到马号，沙半鸡已放到外屋的大锅里炖上了。这时，住在村东头的老冯来到马号，言辞很激烈地训斥“瞎生子”把他家的狗给打死了，“瞎生子”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就与老冯吵了起来。我和“老五保”怎么劝也劝不住，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际，车老板“冷大帽子”拿着鞭子走了进来，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便假装严厉地训斥“瞎生子”，并从中调解，由“瞎生子”给老冯3元钱做为打死狗的补偿费，“瞎生子”没钱想赖账，为了息事宁人，我拿出了3元钱还给了老冯，此事算是圆满解决。老冯走后，沙半鸡已炖好，“老五保”盛了一盆放在大炕的炕桌上，我和“瞎生子”、“冷大帽子”、“老五保”四人围坐在炕桌四周，美餐了一顿，平生第一次吃沙半鸡肉，不知是沙半鸡肉真的好吃，还是肚里没油水，那顿沙半鸡吃的我自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真应了那句谚语：“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斤”啊！
可到月底大寨评工时，“高铁杆”又把此事提起，说我和“瞎生子”俩上山打猎回来把老冯家的狗给打死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争辩称，狗不是我打的，我还替“瞎生子”还了3元钱的补偿款，“高铁杆”却说：“不是你打的你拿什么钱？你缺心眼儿呀？”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难说清”啊！“瞎生子”每次评分都是一等分，这次被评为2等分；我这次评分有望被评为2等分，却受“瞎生子”打狗事件牵连，被降为3等分。
我当兵复员后听说“瞎生子”已死。死因是他到某车站“扛力包”（当装卸工），与一有夫之妇勾搭成奸，后被其丈夫抓了现行，一木棒打在“瞎生子”的头部，“瞎生子”从此作下了头疼病，犯病后抱头满地打滚，后来不治身亡。
五月份，是我最幸运的月份，月初，生产队长分配我与另一位小木匠给生产队的猪圈做猪圈门子。我还有一门珍藏不露的手艺，那是1966年下半年，我刚升入初中，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运动，学校停了课，今天批这个老师，明天斗那个校长，后来又形成了两派，这一派保这个“走资派”揪那个走资派，那一派就揪这个走资派，保那个走资派。两派还经常走上街头，进行大辩论。学校的教研室、走廊、教室等，只要有墙面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我父亲原是通化建筑公司的木工，1958年38军在朝鲜回国，父亲被借调到38军驻海龙部队搞营建，营建完成后，父亲被正式调入坦克团成为军工。1966年，38军奉调到河北省，部队首长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不想随军去河北，便被移交给沈阳军区后勤部营建处，并还在原营区工作。一次，父亲回家休礼拜，看我无所事事，怕我学坏，便对我说：“你们学校停课了，总这样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你到我们部队跟我学木匠，有个手艺，到任何时候都有口饭吃。过一阵子学校复课了你愿意念书再回来念书也不迟。”就这样，我第二天就被父亲带到海龙大营，开始与父亲学起了木匠。这一学就将近两年，部队按临时工给我开工资。记得第一个月每天挣1.44元；第二个月每天挣1.57元；第三个月每天挣1.68元；第四个月每天挣到1.86元，那时临时工的最高工资就是1.86元。我是个学徒工，享受临时工待遇，1.86元这是部队给我的最高工资了，而且星期天休息还照常开工资。1968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部队的军工都被调到龙山部队营区，白天搞营建，晚上搞运动。和父亲学木匠是学不成了，当时我的二大爷在双兴中学木工班当师傅，父亲又让我转学到双兴中学与二大爷学木匠。到1968年的10月份，我所在的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征得父亲的同意，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直到毕业。有的同学半开玩笑的说我是“文化大革命”的逃兵，这个评语一点都不为过。
为生产队做完猪圈门子，又赶上大队抽调民兵统一兴修水利，我和生产队的10多名青年被抽调到水利工地，整天就是挖水渠，筑拦河坝，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肯出力、肯吃苦就行。这一个星期的劳作我付出了12分的努力，也博得了我们生产队修水利工程的民兵的肯定。紧接着就是生产队开始刨茬子、打茬子，种地，刨坑、点种、踩格子。然后就是插秧，女社员插秧，男社员挑苗、撒苗。插完秧又产头遍地。一连串的农活，样样都是新课题，都得从零学起。与我一起回乡插队的还有两位女同学，他们可比我幸运得多，她们依靠女人独有的魅力，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那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老跑腿子”们。刨茬子有人给接地头，铲地有人给接垄， 可我却不同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只有“瞎生子”有时能帮帮我，还是在有“大生产”香烟抽的情况下。
转眼又到了月末搞大寨评工，我被评为一等工分 。一是我的表现征服了对我有偏见的社员；‘二是“高铁杆”没有没有参加会议，因为他家断粮了，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那个年代，有很多农业户粮食不够吃，靠国家发放返销粮，只要坚持到地里的土豆长到鸡蛋黄大小就饿不死人了，再往后青苞米也能啃了，自己家的园田地蔬菜也熟了，人们的肚子也能填饱了。但在5月下旬就断粮的还是很少见的。这个季节国家的返销粮还没有下来，各家各户粮食都不宽裕，没有人家可借。妈妈看着“高铁杆”可怜，不计前嫌，借给他半面袋子苞米面，使他维持到国家返销粮发放下来。从此后，“高铁杆”再没找我的麻烦。我当兵复员后再没见到他，听说他回海城老家了，还是跑腿儿一个，光棍儿一条。
二.小木匠进城
农村有句俗语：“庄稼饭，十点半，晚一晚，十一点。”六月上旬的一个上午铲地收工时，队长和我说：“公社给咱们大队一个指标，到县交通局出民工干木匠活，大队把这个指标落实给咱们生产队，我琢磨这个任务落实给你很合适，你没有家庭负担和后顾之忧，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去了好好干，下午你就不用出工了，在家准备准备，别忘了把木工工具带全。”我表面装得很镇定，其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虽然是出民工，但干的是木工活，总比干农活轻松。
我真羡慕现在的农民，一年忙不上两个月，地不用铲不用趟， 产量却是改革开放前的5-6倍。“大帮哄”期间一到夏锄，早上三点来鈡队长就在村子里大街小巷扯着嗓子喊：“下地啦！”催促社员“打早塘”。早上七点来鈡收工回家吃早饭。晚上太阳不落山不收工，两头不见日头。
我们这批民工共有20多人，分为木工组和力工组，木工组有6-7个人，负责制作建桥所需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的模版，做好了就到站前广场东侧支模；力工组负责将钢筋绑在模版里，向模版里浇注混凝土，然后进行养生。待到七天后开始拆模。
我们所有民工都住在公路管理段（现在站前客运站位置）院内宿舍中，条件还算可以，吃的很差，但能吃饱，早饭是苞米面的发糕、没有几个米粒的稀粥、小咸菜；中午饭和晚饭是大饼子或大馇子，白菜、萝卜、土豆汤，一个月能改善一次伙食，也就是吃一顿馒头或大米饭，再做一个有点儿肉星儿的炖菜，就算改善了一次生活。
虽然伙食很差，但业余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1.与小王学琴
有一位姓王的民工是下乡到黑山头的知识青年，他带来了两件乐器，一件是二胡，一件是秦琴，每当下了班我就拿起他的那把二胡自我演奏。拉二胡我是半瓶子醋，在中学念书时就练过，但后来二胡坏了，又买不起二胡，只能是半途而废。现在有了二胡，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在出民工的日子里，把二胡的演奏水平有个较大水平的提高。在小王的指导和本人的勤学苦练下，我的二胡演奏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小王还教我秦琴的弹奏方法。在我业余时间痴迷于二胡和秦琴的演奏练习时，小王接到通知回城安排工作了，也理所当然的把二胡和秦琴带走了。没有了二胡和秦琴，陪伴着我的只有寂寞、惆怅和孤独。
此后，因为三个名人的出现，驱逐了我心中的阴霾，眼前展现出一片晴朗的天空，这三位名人给我劳作之余创造了休闲娱乐的空间。
2.可敬的孟大姐
一天，我在工棚干活，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哇！是孟大姐，使我吃惊不小。我停下手中的活，快步走到孟大姐的面前，惊喜的问道：“孟大姐，你怎么来了？”她笑着和我说：“我不应该来看看你这个小老乡吗？”一句话说得我无法回答。她询问我在这干活累不累？伙食好不好？能不能吃饱？最后，她拿出一张招待票递到我的手上，并和我说：“我发了一张招待票，是外地的一个剧团来这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我晚上有会去不了，我就把招待票给你送来了。”她还告诉我，她的宿舍在县委礼堂的前面，有空到她那去玩。
孟大姐是谁？本地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位名人。她叫孟淑珍，是“文革 ”中省内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先后担任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海龙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她被推荐当选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说起孟淑珍，不能不提她的家。孟淑珍的家原籍在河北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家逃荒闯关东，来到俺们的老家落了户。孟淑珍的父亲叫什么鲜为人知，但提起“孟大包”，十里八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他的右腮长了一个鸡蛋大的一个肉瘤，人们背地里都称呼他“孟大包”。“孟大包”生性倔犟，又特别怪癖，她不允许女儿到生产队劳动，更不允许女儿参加集体活动，他认为女人就是操持家务，围着锅台转。孟淑珍是她的大女儿，性格也特别的倔犟而且叛逆，不服其父的管教，只因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参加共青团组织的集体活动，曾多次被“孟大包”施以家法，一次将锄杠打折3截。即使这样，孟淑珍依然我行我素，冲破父亲的束缚，走向社会，做了许多的好事。记得她的主要事迹：一是冲破家庭阻力，参予社会活动，积极靠近组织，很快入了团入了党；二是下井勇救小马驹。生产队的小马驹掉到井里，她自告奋勇下到井里把小马驹救了上来；三是主动赡养孤寡老人“时三麻子”。在生产队劳动之余，她便来到离家将近三里路的孤寡老人“时三麻子”家，帮他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对待孤寡老人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时三麻子”久病缠身，不能自理，孟淑珍守在身边端屎端尿，喂饭喂药，直至病故，她为“时三麻子”披麻戴孝，为其送葬。孟淑珍本性纯朴善良且热情奔放，乐于助人，她的事迹与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在一起，便产生了极大地政治效应，她被树为共青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并逐级推荐树立为县、地、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成为全省学习的榜样，也顺其自然的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
孟淑珍在县里是革委会副主任，在大队（村）还是革委会主任，所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村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县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地巡回报告。只要她在县里，就会经常给我送各种招待票，如：电影票、剧票，还有一些外地文艺团体和部队文工团的慰问演出票等。一般情况下都是孟姐亲自把票送来。但也有个别情况，她把电话打到公路管理段，由段里的同志通知我去取票。
一次，段里的一位女同志找到我，说：“县里的孟主任来电话，让你在下班后去她的宿舍取票。那天晚6点钟下班后，我急急忙忙地来到县委大院，门卫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找孟主任。” 门卫告诉我：“进门向右拐，第二栋房，中间那个门儿就是。”我来到门前敲了敲门，孟姐出来很客气地把我让进她的宿舍，让我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她用那种竹皮的暖壶给我到了一杯水。我环顾四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摆设也很简陋，一张小办公桌，桌上整齐的摆放着好多书，两把硬板椅子，一张床，一个脸盆放在一个脸盆架上，在窗台上放着牙具。门上挂着一个白布帘子。
记不清孟姐与我唠些什么，但每次见到孟姐她都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关心着我，呵护这我，帮助着我，对我关心备至，体贴入微，使我备受感动。她把压在办公桌茶杯底下的招待票交给我，并让我和他一起到县委招待所吃饭去。孟姐给我招待票我就感激不尽了，再让人家请我吃饭，真的过意不去。我推脱再三，看到孟姐像是生气的样子，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进县委招待所的大门，也是在县委招待所吃的第一顿饭。餐厅窗口内侧的条桌上摆放着5-6个大盆，里面装着炒好的菜肴。孟姐用饭票买了两盘小炒，每人四两大米饭（大米饭是用那种用铁皮做的杵子做为计量器，一杵子为四两）。只记得大米饭怎么那么香甜啊！炒菜怎么那么味美啊！四两饭很快就进肚了，孟姐执意要给我再买一碗，我执意没让她买。我虽然是个进城的民工，但在孟姐面前还是要保持矜持。其实我确实没吃饱，我装假了。
1976年3月，我在部队复员曾去县大院看过孟大姐，但她都不在。一次回老家休假和孟姐匆匆见过一面，那是我在等回程的公共汽车，和孟姐打了一个招呼，说了不几句话汽车就来了。后来听说她的婚姻很不幸，她的丈夫是由时任县“革委会”主任的段惠民（段惠民：原解放军某部的政委，文革期间到海龙县“支左”，成立“革委会”时出任县“革委会”主任）给介绍的，是部队的一名干事，婚后两人感情不融洽，孟的丈夫得了精神抑郁症，到大兴安岭姐姐家养病期间，误入森林之中迷失了方向不幸而亡，孟淑珍一股急火，头发全部掉光。粉碎“四人帮”后，孟淑珍被调到通化某单位任党委书记，因煤烟中毒不幸而亡。
3. 看石广祥打球
孟姐的招待票不能天天给，再者她也不经常在县里。平时的业余生活我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到了晚上到灯光球场看打篮球。灯光球场原在梅河旅社那个位置，后来建梅河旅社，把灯光球场拆迁，在老三中对面建起了一个类似于小体育场那样的灯光球场，四周垒起高高的围墙，里面垒起阶梯式的水泥台阶，能容纳千八百人没有问题，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县城里能有这样的灯光球场已经是很风光、很排场了。
六.七十年代，篮球是全国普及的体育项目，机关和各个企事业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也是人们在茶余饭后经常欣赏的一项体育项目。县篮球队经常邀请外市、县篮球队到我县进行友谊比赛，也邀请驻军部队的篮球队来此比赛。
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们这些民工就不约而同地溜大街，溜到灯光球场就坐在球场边上的简易条椅上看球。所谓的条椅就是在地下钉上木橛子，上面钉上一块长条木板。有时来晚了长条椅上坐满了人，我们便站在场边或坐在地上观看篮球比赛。那时听人说，海龙县篮球队在省里很有名气，而且在省里组织的比赛中还得过名次。队内的核心人物当属石广祥了。给我的印象，那时的石广祥30来岁，黑黑的脸膛，灰白的少白头显得比较老相，稍有些驼背，总也看不到他笑，打球粗野彪悍，作风硬朗，球技娴熟，运球时身体弯得很低，最愿意看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球打疯了的时候，一般都在自己球队输球的情况下，他开始“撒野”，在后场抢到篮板，一条龙运球到前场，运球中躲闪腾挪，飞身如箭，犹入无人之境，一个优美的富有弹性的大跨度的三步上篮把球送入篮筐，然后就是博得全场的一片热烈的掌声！
前几天在大街上还看到石广祥 的身影，骑着一台自行车，还是习惯性地猫着腰，还是黑黑的脸膛灰白的头发，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感谢他年轻时为老县城的篮球爱好者和篮球迷们带来的享受和快乐！祝他健康长寿！
4.偷窥马小凤
马小凤是何方人士？此人60年代到70年代在海龙县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马小凤原是海龙县评剧团的著名花旦演员，在省内也很有名气。她长相柔美靓丽，身段苗条匀称，加之高雅的气质和高超的演技，很得戏剧爱好者的喜爱。按现在的网语，我在那个年代也是马小凤的一个小粉丝。记得第一次看马小凤演出是我10来岁的时候，县评剧团到各公社巡回演出，得益于近距离观看欣赏马小凤的音容笑貌。公社在公社院外的小广场上用粮库的跳板搭起了大戏台，男演员就在公社的会议室里搭地铺居住。女演员就住在我家西院邻居的西屋，南北大炕。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也不懂事，趴着窗户往里观看。每当某个女演员在屋内走出来，我们便围前围后地仔细围观。房东和演员们出来把我们驱散，一会儿又聚拢回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小凤和其她女演员在当地买了好多的鸡蛋，是西院邻居大嫂挎着一个大扁筐挨家挨户地帮她们收购。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公社找来好几卦马车，有的马车拉道具，有的马车拉人，拉人的马车都搭了骻，每车都是满满的道具满满的人，把他们送到下一个演出地。我们这些小屁孩儿跟在车后连跑带颠地送出好几里地才恋恋不舍的返回。
1970年，县评剧团已经解散，剧团人员大部分被分派到服务行业。马小凤被分配到站前人民商场卖副食。站前人民商场位于站前广场的对过，西侧毗邻的二层楼是县供销合作总社。站前人民商场是县城内仅有的几栋二层楼之一，规模仅次于县百货大楼。
听说马小凤在站前人民商场上班，我们当年她的粉丝们便利用上、下午劳动休息的半个小时的间隙，三五成群的以顾客购物的方式接近柜台，找马小风询问副食商品价格，以这种方式偷窥几眼马小凤，以此一饱眼福，那时马小凤已到中年，但气质犹在，风韵犹存，举手投足都仿佛有一种气场。那个年代的马小凤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相当于现在年轻人追捧的港台明星。现在的年轻人追捧明星是狂热型的，我们那个年代是内敛型的，只观看，不打扰；只欣赏，不搭话。
三.终于当了兵
国庆节后，我们这批民工完成了各自的任务，由交通局的公路管理段给我们每人写了一个鉴定和返乡介绍信，返乡介绍信中详细记载着报到时间，返乡时间和出勤天数。回到生产队，把鉴定交给队长，再由生产队长在回乡介绍信上签字，再拿着有队长签字的 回乡介绍信找生产队的记工员在计工账簿上计工分。这次不用搞大寨评工了，在县交通局出民工的四个月，生产队给我每天记了12分，相当于四个月的一等分。
记得那年的中秋节后，我回生产队上工的第一天正赶上割高粱。割高粱可不好割，没干过这活的一时半会儿的也学不会，一个人占六根垄，老庄稼汉左胳膊反向一搂镰刀一挥，就是一捆，再用高粱秆把割下来的带穗的高粱捆上，捆成捆的高粱一码子一码子的撮在一起，高粱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日晒，水分蒸发到一定程度，就用大车拉到生产队的场院，等待打场。
割高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站在地头，很长时间不敢伸刀，鼓足了勇气，学着别人的样子一搂一割，高粱耍了叉，这时队长走了过来，给我做了一番一捆高粱从割到捆的示范动作，并让我照着他的示范动作割一捆。我一搂一割高粱又耍了叉，队长不耐烦了，狠狠地冲我说：“真笨！上那边扒苞米去。”扒苞米是农村妇女和刚下地干活的半拉子干的活。我乖乖地拿着镰刀来到不远处的苞米地，坐在苞米蒲子的一头，和妇女们扒了一天的苞米。和妇女们在一起扒苞米是队长把我比作妇女，是对我的人格侮辱，但又不能全怨队长，谁让自己不争气，在庄稼院不会干农活就是被人瞧不起。
孟姐的招待票不能天天给，再者她也不经常在县里。平时的业余生活我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到了晚上到灯光球场看打篮球。灯光球场原在梅河旅社那个位置，后来建梅河旅社，把灯光球场拆迁，在老三中对面建起了一个类似于小体育场那样的灯光球场，四周垒起高高的围墙，里面垒起阶梯式的水泥台阶，能容纳千八百人没有问题，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县城里能有这样的灯光球场已经是很风光、很排场了。
六.七十年代，篮球是全国普及的体育项目，机关和各个企事业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也是人们在茶余饭后经常欣赏的一项体育项目。县篮球队经常邀请外市、县篮球队到我县进行友谊比赛，也邀请驻军部队的篮球队来此比赛。
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们这些民工就不约而同地溜大街，溜到灯光球场就坐在球场边上的简易条椅上看球。所谓的条椅就是在地下钉上木橛子，上面钉上一块长条木板。有时来晚了长条椅上坐满了人，我们便站在场边或坐在地上观看篮球比赛。那时听人说，海龙县篮球队在省里很有名气，而且在省里组织的比赛中还得过名次。队内的核心人物当属石广祥了。给我的印象，那时的石广祥30来岁，黑黑的脸膛，灰白的少白头显得比较老相，稍有些驼背，总也看不到他笑，打球粗野彪悍，作风硬朗，球技娴熟，运球时身体弯得很低，最愿意看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球打疯了的时候，一般都在自己球队输球的情况下，他开始“撒野”，在后场抢到篮板，一条龙运球到前场，运球中躲闪腾挪，飞身如箭，犹入无人之境，一个优美的富有弹性的大跨度的三步上篮把球送入篮筐，然后就是博得全场的一片热烈的掌声！
前几天在大街上还看到石广祥 的身影，骑着一台自行车，还是习惯性地猫着腰，还是黑黑的脸膛灰白的头发，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感谢他年轻时为老县城的篮球爱好者和篮球迷们带来的享受和快乐！祝他健康长寿！
4.偷窥马小凤
马小凤是何方人士？此人60年代到70年代在海龙县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马小凤原是海龙县评剧团的著名花旦演员，在省内也很有名气。她长相柔美靓丽，身段苗条匀称，加之高雅的气质和高超的演技，很得戏剧爱好者的喜爱。按现在的网语，我在那个年代也是马小凤的一个小粉丝。记得第一次看马小凤演出是我10来岁的时候，县评剧团到各公社巡回演出，得益于近距离观看欣赏马小凤的音容笑貌。公社在公社院外的小广场上用粮库的跳板搭起了大戏台，男演员就在公社的会议室里搭地铺居住。女演员就住在我家西院邻居的西屋，南北大炕。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也不懂事，趴着窗户往里观看。每当某个女演员在屋内走出来，我们便围前围后地仔细围观。房东和演员们出来把我们驱散，一会儿又聚拢回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小凤和其她女演员在当地买了好多的鸡蛋，是西院邻居大嫂挎着一个大扁筐挨家挨户地帮她们收购。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公社找来好几卦马车，有的马车拉道具，有的马车拉人，拉人的马车都搭了骻，每车都是满满的道具满满的人，把他们送到下一个演出地。我们这些小屁孩儿跟在车后连跑带颠地送出好几里地才恋恋不舍的返回。
1970年，县评剧团已经解散，剧团人员大部分被分派到服务行业。马小凤被分配到站前人民商场卖副食。站前人民商场位于站前广场的对过，西侧毗邻的二层楼是县供销合作总社。站前人民商场是县城内仅有的几栋二层楼之一，规模仅次于县百货大楼。
听说马小凤在站前人民商场上班，我们当年她的粉丝们便利用上、下午劳动休息的半个小时的间隙，三五成群的以顾客购物的方式接近柜台，找马小风询问副食商品价格，以这种方式偷窥几眼马小凤，以此一饱眼福，那时马小凤已到中年，但气质犹在，风韵犹存，举手投足都仿佛有一种气场。那个年代的马小凤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相当于现在年轻人追捧的港台明星。现在的年轻人追捧明星是狂热型的，我们那个年代是内敛型的，只观看，不打扰；只欣赏，不搭话。
三.终于当了兵
国庆节后，我们这批民工完成了各自的任务，由交通局的公路管理段给我们每人写了一个鉴定和返乡介绍信，返乡介绍信中详细记载着报到时间，返乡时间和出勤天数。回到生产队，把鉴定交给队长，再由生产队长在回乡介绍信上签字，再拿着有队长签字的 回乡介绍信找生产队的记工员在计工账簿上计工分。这次不用搞大寨评工了，在县交通局出民工的四个月，生产队给我每天记了12分，相当于四个月的一等分。
记得那年的中秋节后，我回生产队上工的第一天正赶上割高粱。割高粱可不好割，没干过这活的一时半会儿的也学不会，一个人占六根垄，老庄稼汉左胳膊反向一搂镰刀一挥，就是一捆，再用高粱秆把割下来的带穗的高粱捆上，捆成捆的高粱一码子一码子的撮在一起，高粱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日晒，水分蒸发到一定程度，就用大车拉到生产队的场院，等待打场。
割高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站在地头，很长时间不敢伸刀，鼓足了勇气，学着别人的样子一搂一割，高粱耍了叉，这时队长走了过来，给我做了一番一捆高粱从割到捆的示范动作，并让我照着他的示范动作割一捆。我一搂一割高粱又耍了叉，队长不耐烦了，狠狠地冲我说：“真笨！上那边扒苞米去。”扒苞米是农村妇女和刚下地干活的半拉子干的活。我乖乖地拿着镰刀来到不远处的苞米地，坐在苞米蒲子的一头，和妇女们扒了一天的苞米。和妇女们在一起扒苞米是队长把我比作妇女，是对我的人格侮辱，但又不能全怨队长，谁让自己不争气，在庄稼院不会干农活就是被人瞧不起。
晚上收工回到家，全家气氛都很沉闷 。父亲（父亲已从部队转到粮库工作）没吃饭就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回来后和我说：“我找了粮库的领导，他同意你到粮库干木工活。粮库正在建战备库，缺人手。我也找你们队长了，同意你到粮库去干活，但按月从粮库的工资中每天交生产队一元钱，生产队给你记12分。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到粮库上班了。
粮库有个特殊情况，每当晒粮、起粮都要打夜班，而且不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是技术工种的工人，男女老少统统上阵，临时工就更不能例外了。在粮库，起粮、晒粮没有轻巧活，男人一律扛袋子和打撮子，扛袋子虽累，但在扛完一袋的回程途中还能喘息休整一下，打撮子就不同了，你要用撮子一刻不停地一撮子一撮子装袋，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而且每撮子都有二、三十斤。
扛袋子是个力气活，也有窍门，抬袋子的两个人把袋子抬起后，扛袋子的人顺势钻肩，借力使力，把袋子稳稳地顶在肩上，扭转身子开始起步。上跳板时要掌握好节奏，随着跳板的颤动匀称的前行，如不按照跳板颤动的节奏迈步，很容易从跳板上弹下来。
我第一次扛袋子不会扛，站在那哈着腰，等着抬袋子的两人把袋子放在肩上。抬袋子的两个人是靠速度的惯性加力量把袋子抬起，只能是瞬间的支撑，但不见扛袋子的人钻肩，就撑不住了，随即便把袋子扔下，一百多斤的袋子砸在我的后腰上，当时就把我砸趴下了。抬袋子的两人马上把袋子抬到一边，在没问我是否砸伤的情况下质问我为什么不钻肩？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腿、和脖子，一切零件正常。工人队长让我打撮子，我打了几十下就干不动了，把打撮子灌袋子的活 交给了其他人，站在一旁看别人扛袋子钻肩，觉得看会了，就想实践一下，在心里默念着钻肩的要领，当袋子抬起到胸部时，我用肩膀猛力地顶了上去，随即扭转身前行，因为用力过猛，差点儿摔倒。因为有了这次的成功实践，我开始汇入扛袋子的工人行列。18岁的身体还没有完全长成，高高的个子，却特别的纤细，常常被百十斤的袋子压成“三节腰 ”。晚上一两点钟收工，汗都把棉裤浸透，虽说粮库的工作艰苦，但没人歧视，心情也很平静。
一件事情打破了我的平静。那是1970年12月上旬，中午下班回家，看到我在中学念书时的最要好的同学韩长江来到我们家，见面后他开门见山的和我说：“我报名当兵初检已合格了，你报名没有？”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为之一振，我惊异的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征兵这件事。”我整天在粮库上班，外界一点儿消息都得不到。再者说，我哥哥在部队已提干，家里有个当兵的了，父母不想再让我去当兵，而且家中父亲身体不算很好，妹妹弟弟还小，我要是走了，家里连个挑水的人都没有，所以家中对征兵的事情对我封锁消息。
从小到大，我有很多梦想，想长大了干这干那，但当兵是我的第一梦想，因为我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脑海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心中的偶像，学习的榜样。我在心里暗想，当兵机会来了，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当吃完午饭我把韩长江送走，我就开始在家里大哭大闹，下午也不去粮库上班了。把父亲闹得实在没法子，他找到公社的武装部长给我报名，武装部长说要你们大队研究同意后把名单报上来才行。父亲又到大队找革委会的领导，可孟主任上县里了，副主任又外出了，大队只有一个贫协主席在主持工作，父亲找到他，他爽快地答应给我补报手续，也就是填了一张适龄青年的登记表，报到公社武装部，部队负责我们公社征兵接兵工作的汪排长知道了此事，非要我到公社武装部接受目测。当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中猜测出他对我的目测合格了。
体检后的几天是在煎熬的等待中度过的。一天，我从公社知情人处了解到，今天晚上在武装部对体检人员进行政审定兵。那天晚上天刚黑，我们大队的几个经过体检的适龄青年偷偷地钻进了公社的会议室，武装部就在会议室的隔壁，中间的墙体是钉的灰条子抹上白灰，因年久失修，有的地方白灰已经脱落，在会议室的一侧墙皮脱落的地方能清晰地看到武装部室内的情况，也能清楚地听到武装部里说话的声音。在长时间的焦急等待中，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而且没有任何异议，顺利通过政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开始发放新兵军装。当我把新兵军装拿到家，妈妈、奶奶都哭了！那几天，妈妈、奶奶天天以泪洗面，尤其是奶奶，我从小是由奶奶一手带大，感情特深。奶奶说：“你当兵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奶奶的话一出口，我也一阵的心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当兵临走的头一天，公社举行了欢送会，我代表入伍新兵讲话，爸爸代表新兵家长讲话。此时此刻我特别的激动，我终于如愿以偿参了军，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虽然因为客观原因，我没有成为职业军人，但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我为我曾经是一名军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到部队一个多月后，妹妹给我来信说生产队决算了，我挣了4300多工分，扣除650斤的口粮款和平时节日分的肉、蛋、米、面、油款，还剩了300多元钱，都被父亲给“拉户”了。
（拉户：农村大帮哄时的专用素语。就是生产队年终决算后有余款的社员把钱借给领不回口粮和欠三角债的贫困户）。
《传俭小传》节选 · 回乡插队篇
稀里糊涂毕了业，离校之夜难忘却。痛哭流涕特悲伤，美好理想全泡汤。
粮库有个特殊情况，每当晒粮、起粮都要打夜班，而且不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是技术工种的工人，男女老少统统上阵，临时工就更不能例外了。在粮库，起粮、晒粮没有轻巧活，男人一律扛袋子和打撮子，扛袋子虽累，但在扛完一袋的回程途中还能喘息休整一下，打撮子就不同了，你要用撮子一刻不停地一撮子一撮子装袋，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而且每撮子都有二、三十斤。
扛袋子是个力气活，也有窍门，抬袋子的两个人把袋子抬起后，扛袋子的人顺势钻肩，借力使力，把袋子稳稳地顶在肩上，扭转身子开始起步。上跳板时要掌握好节奏，随着跳板的颤动匀称的前行，如不按照跳板颤动的节奏迈步，很容易从跳板上弹下来。
我第一次扛袋子不会扛，站在那哈着腰，等着抬袋子的两人把袋子放在肩上。抬袋子的两个人是靠速度的惯性加力量把袋子抬起，只能是瞬间的支撑，但不见扛袋子的人钻肩，就撑不住了，随即便把袋子扔下，一百多斤的袋子砸在我的后腰上，当时就把我砸趴下了。抬袋子的两人马上把袋子抬到一边，在没问我是否砸伤的情况下质问我为什么不钻肩？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腿、和脖子，一切零件正常。工人队长让我打撮子，我打了几十下就干不动了，把打撮子灌袋子的活 交给了其他人，站在一旁看别人扛袋子钻肩，觉得看会了，就想实践一下，在心里默念着钻肩的要领，当袋子抬起到胸部时，我用肩膀猛力地顶了上去，随即扭转身前行，因为用力过猛，差点儿摔倒。因为有了这次的成功实践，我开始汇入扛袋子的工人行列。18岁的身体还没有完全长成，高高的个子，却特别的纤细，常常被百十斤的袋子压成“三节腰 ”。晚上一两点钟收工，汗都把棉裤浸透，虽说粮库的工作艰苦，但没人歧视，心情也很平静。
一件事情打破了我的平静。那是1970年12月上旬，中午下班回家，看到我在中学念书时的最要好的同学韩长江来到我们家，见面后他开门见山的和我说：“我报名当兵初检已合格了，你报名没有？”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为之一振，我惊异的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征兵这件事。”我整天在粮库上班，外界一点儿消息都得不到。再者说，我哥哥在部队已提干，家里有个当兵的了，父母不想再让我去当兵，而且家中父亲身体不算很好，妹妹弟弟还小，我要是走了，家里连个挑水的人都没有，所以家中对征兵的事情对我封锁消息。
从小到大，我有很多梦想，想长大了干这干那，但当兵是我的第一梦想，因为我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脑海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心中的偶像，学习的榜样。我在心里暗想，当兵机会来了，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当吃完午饭我把韩长江送走，我就开始在家里大哭大闹，下午也不去粮库上班了。把父亲闹得实在没法子，他找到公社的武装部长给我报名，武装部长说要你们大队研究同意后把名单报上来才行。父亲又到大队找革委会的领导，可孟主任上县里了，副主任又外出了，大队只有一个贫协主席在主持工作，父亲找到他，他爽快地答应给我补报手续，也就是填了一张适龄青年的登记表，报到公社武装部，部队负责我们公社征兵接兵工作的汪排长知道了此事，非要我到公社武装部接受目测。当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中猜测出他对我的目测合格了。
体检后的几天是在煎熬的等待中度过的。一天，我从公社知情人处了解到，今天晚上在武装部对体检人员进行政审定兵。那天晚上天刚黑，我们大队的几个经过体检的适龄青年偷偷地钻进了公社的会议室，武装部就在会议室的隔壁，中间的墙体是钉的灰条子抹上白灰，因年久失修，有的地方白灰已经脱落，在会议室的一侧墙皮脱落的地方能清晰地看到武装部室内的情况，也能清楚地听到武装部里说话的声音。在长时间的焦急等待中，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而且没有任何异议，顺利通过政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开始发放新兵军装。当我把新兵军装拿到家，妈妈、奶奶都哭了！那几天，妈妈、奶奶天天以泪洗面，尤其是奶奶，我从小是由奶奶一手带大，感情特深。奶奶说：“你当兵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奶奶的话一出口，我也一阵的心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当兵临走的头一天，公社举行了欢送会，我代表入伍新兵讲话，爸爸代表新兵家长讲话。此时此刻我特别的激动，我终于如愿以偿参了军，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虽然因为客观原因，我没有成为职业军人，但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我为我曾经是一名军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到部队一个多月后，妹妹给我来信说生产队决算了，我挣了4300多工分，扣除650斤的口粮款和平时节日分的肉、蛋、米、面、油款，还剩了300多元钱，都被父亲给“拉户”了。
（拉户：农村大帮哄时的专用素语。就是生产队年终决算后有余款的社员把钱借给领不回口粮和欠三角债的贫困户）。
《传俭小传》节选 · 回乡插队篇
稀里糊涂毕了业，离校之夜难忘却。痛哭流涕特悲伤，美好理想全泡汤。
下乡插队为镀金，谁想扎根在农村？农活样样不顶愣，弱不经风难服众。
不想生活在农村，却与小芳定了亲。她十七，我十八，苦恋八年才成家
我的婚恋太罗曼，写入小传有点乱。如果好友想了解，婚恋历史单独写。
冬去春来忙春耕，卧薪尝胆不误工。刨大粪，起大粪，地垄沟里滤大粪。
起马圈，铡马草，装车卸车来回跑。拽拉锹，捋埂子，育苗起苗栽稻子。
刨茬子，打茬子，跟犁点种踩格子。交通局，招木工，专做模板和模型。
公社给我报了名，总算进了一回城。任务完成上粮库，修建国家战备库。
临时工，没保障，升学招工没希望。那个年代当个兵，相当本科大学生。
得知征兵去报名，谁知初检已完成。感谢慈父明大义，积极为我去努力。
终于搭上末班车，体检政审都合格。峰回路转当了兵，青春年华塑人生。
注：《传俭小传》写作于2007年4月13日
文章评论
东方
兄台用心，如石感动！谢谢支持！
清心雨荷梦儿
先在大哥这占个位，在慢慢欣赏！[em]e160[/em]
一帘幽梦
像你年龄那个年代居住在农村的青年男女生活状况差不多一样。受苦受累最多，现在回想一下也蛮幸福的。你的感受我小有体会。我家也是农村，当时还小，什么评分，民兵，业余生活记忆犹新，当兵也是别人很欣赏的一件事，我大哥哥二姐都是文革时期的高中毕业生，二哥因受队上压制，高中考上不让念，推荐别人，爹妈文化都不高，但非常支持儿女读书，所以，家里劳动力少，年底结算工分也少，开支总是拿不到很多钱。现在都好了，小辈们都在城里工作，并且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有机会，你可以见见那位高铁杆，没有他当时对你的压制，还不一定有你后来那么出息，哈哈！好人都一生平安！祝你幸福快乐！
糊涂神
大哥真是好记性，几十年前的往事还能记得那清楚，像是叙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自叹不如。
老虎的尾巴
真的挺好的，赞一个~~期待新作！！！！！！
秋
石大哥你的<插队的日子>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知识青年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很生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我们这一代人经过那个时期的艰苦磨砺，大多成长为能够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勤奋工作并且在个自的岗位上克己奉公。
与时俱进
[em]e179[/em]
五十年代的人
呵呵 看了你的文章 真的很感动 仿佛就在昨天
永恒的朋友
仿佛写的是我姐姐的故事！好像就在昨天飘过。。。。。
玉如意
看到你的文章，感动于你的经历，欣赏您的佳作。[em]e179[/em] [em]e183[/em] [em]e183[/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