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逼债”真相
零度观察
来源：《共识网》 作者:徐焰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身责任。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图：1961年4月1日，中苏签署贸易协议，苏联同意中方贸易欠款可分期归还。
毛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苏联同意推迟五年还债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不过好景不长。年底，中苏双方就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
1961年11月，苏共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在召开二十二大时公开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使中苏交恶的趋势再也难以扭转，并在1963年以后展开了公开论战。1964年以后，中国因经济好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对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据国内公布的统计数字，60年代前期中国对苏还债数额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细看一下统计数字并进行量化分析，人们就能认清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还债数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不过，后来有人解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领导责任的推托之辞。其实早在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便感叹地用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成是所谓“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更是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三十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当然，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提前还债，显示了一种“争口气”的不服输、不低头精神，从长远看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由于中国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这使国外能比较放心地对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不过看一下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又还清国内公债后，曾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对外债问题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视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如今的人们回顾“三年困难时期”(不应再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重要的是如实认识当年指导方针极“左”和空想狂热的错误，方可避免再重演类似悲剧。如果再重复“苏修逼债造成挨饿”这类不实传言，只会推卸和掩饰主观指导错误。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们就应摒弃情绪化的不实传说，还原事件本来面貌，并加以科学的定量分析，对中苏债务这笔旧账的说明自然也应该如此。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来源: 《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
文章评论
华州散人
孟夏时分，己甚是懒惰，亦谓之麻木，少了阅读，没了为诗的情趣。散人以为，诗文勿粉饰，去媚俗，宜有感而发，忌蓄意为之。求诗于羽中，得诗于书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时下二者俱无。少了见识，没了感悟，颇觉还是歇歇好。既然言之无物，兹唯聊表闲话。 上古先民扛大木时的“邪许”呼应，“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敢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忧愁幽思”而赋的《离骚》，气象万千的唐诗宋词，乃至史传，诸子散文，喜剧小说，其构思，意境辞采，无不具有诗歌特有的情韵。诗化的文学，雍容闲雅的气度，飘逸洒脱的韵致，典丽优美的风采，傲世不绝的风骨。对于历代诗歌的评述，文评家刘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物色》中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等等，斯言掷地有声，各得其妙。 诗言志，文载道。陶情寄意，载道劝世，乃为诗为文之责。言志抒写性灵，其使命为唤醒感觉，复活语言。 夫诗者真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者大之而山川日月，风云变幻；小之则虫鱼鸟兽，草木荣枯，皆不容一毫伪于其间，故后诗之脱俗去媚，不失童心，存真性情，不粉饰太平，勿代言，风骨存然。诗写性灵，唯吾所欲。诗人以天地为心者，其襟怀宜大，眼孔宜大，思想宜奇，情感宜正宜真。谋道不谋食，若乃奔走于权势利禄之中，号泣于饥寒衣食之内，非诗人也。好的诗人，会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某种他相信是更本质更真实的东西。 诗虽无用之物，小之可以涵养性情，大之可以转移风化。故善诗者，当先自立而后立人，当先自觉而后觉人。 诗不忌粗，不忌拙，而最忌俗。粗可以改，拙可以学，唯俗不可医。诗贵朴实，戒晦涩虚浮之风。忌卖弄与显示，重自然流露。用意精深，下笔平淡，淡而味深。 腹有民苦，载道劝世。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自古文人的最高理想，后而实践，结果何如，反正一付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至于诗者古称之为骚客，骚人（意出屈原之骚体诗），大概他们愤世嫉俗，忧愤于胸，大志难舒，寂寥无奈，多放荡不羁习性，其诗作言志寄怀或载道劝世，若东篱陶潜，笑傲权贵，继而菜蔬田园，以诗酒自娱。杜少陵心存家国，乱世无门，诗含民苦，终获“史诗”之誉存世。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松间明月常如此，身外浮云何足喻。”这年月，物欲横流，权贵专行。道德渐失，信仰无存，心灵颓废，浮躁日甚。诗文力戒粉饰太平，“代言式”的做法要不得。为文者需要气节，傲骨。宜心境平和，须先敬畏文字，殉道修心，继而达传承传统文化之功。天地人神，或薄施浇花弄草；日月诗酒，亦持慧怡情养心。文言诗词之语境，终非今时之文化主流，已属鉴赏之趣列。纯粹之内心修行，弃恶思善，谋存“大我”，终将与名利无关。何妨无求自娱，寂寥慧心而已。 华州散人稳泰 雅和斋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