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智慧

　　他曾经讲过他在野外的体验，我迫切想要加入这种冒险生活。黄石国家公园向大众开放的区域只是公园内超过800000公顷土地中的一小部分。黄石的野外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之一。我在公园里工作了4 个月多一点。那个夏天充满了野外穷游的美好记忆，在湖里游泳、登山和钓鳟鱼。那个夏天在黄石，我在夜晚看到了最为清晰的星空。那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极光，后来我又看到过许多次，那个夏天极光的出现得很频繁，但我怎么也看不厌。季节转凉，我的好友加里•唐豪瑟乘灰狗大巴来待了两周，他睡在我的小屋地板上。随着游客减少，空气变冷，加里和我可以尽情享受公园的美景。我在夏天多次登山。初夏时我登顶了格拉尼特峰，这是蒙大拿熊牙山脉中的一座山峰，也是蒙大拿州的最高峰（3904米）。那次体验是让我感觉自己离造物主最近的一次。在那短短的4个月间，我的生活仿佛与宇宙的创造者前所未有地融合了。

无题 | 旧金山，1981 年

　　夏末时，我的几个登山伙伴有点想去爬中提顿峰，它是怀俄明州的提顿山脉中的一座山峰，高3903米。这将是夏天最后一次重大冒险。我们从清晨开始攀登中提顿峰，攀登比较容易，完全在我们的水平范围之内。穿过一片冰川时，我没站稳，头朝下跌向一片岩石地带，我昏了过去。醒过来时，我四周都是巨大的花岗岩块。我被冰雪打磨而形成锋利的边缘严重割伤，而且几乎一丝不挂，只剩脚上的一只靴子。我滚下山的时候，衣服从身上被抛了出去。我觉得非常痛，几乎无法动弹。我正盘算着自己的处境时，伙伴们想办法从冰川上下来，到达了我所在的位置。我的伤显然不止是皮肉伤，我的视线模糊，没法自己站起来，就连最微小的动作也会让身体疼痛不已。伙伴们捡回我的衣服，帮我穿好，然后开始考虑最佳行动方案。我的朋友格雷格是这一群人里速度最快的，他下山去求救。他遇到了一个驻守在珍妮湖的国家公园管理员，叫来了急救直升机。直升机是从南面大约35 千米的杰克逊镇来的，大概用了20分钟抵达。医护人员把我放在脊椎固定板上，抬上直升机。大概用了10分钟飞到杰克逊镇，我感觉整个急诊室的人都来直升机停机坪接收我了。我后背下部的L1 和L2 号脊椎骨折了。

房屋 | 慕尼黑，1984 年

　　住了三天院之后，我出院了，但带着整块的后背支撑架。我不想服止痛药，于是靠着消炎药硬扛了几天。加里和我本打算搭车回加州，但在爬中提顿峰之前，我们制订了从杰克逊镇开回圣芭芭拉的计划。我们在杰克逊镇的广播里听到一则广告，征人帮一辆卡车的车主运车，我们认为这很适合作为美好夏天的收尾。那是一辆1942年的道奇消防车，警报器什么的应有尽有，这辆车是戈利塔市山上几个私人房主用来预防山火的第一道防线。加里和我换了火花塞和燃油，快速检修了一下点火系统便上路了。这一程开得很慢，我的支撑架很窄，使我很难受，加里开车时我常常躺在卡车后面。我们在犹他州的圣乔治市停下歇脚，花了两天尝试翻修一个坏掉的轴承，然后又继续上路了。交付了消防车之后，我们从圣芭芭拉搭车回到穆尔帕克，这一段路本身也是一次冒险。

地铁 | 慕尼黑，1984 年

　　在黄石的时候，我遇见一个名叫维罗妮卡的德国漂亮姑娘。我们在美国好了一阵，她回德国之后，我决定申请慕尼黑大学的纪录片电影项目。我提交了一系列论文和很多摄影作品，于是我被以旁听生的身份录取了。我在慕尼黑受益良多。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找机会去全面体验一下另外一种文化。

　　我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在探索这座城市和拍照。虽然我自己原本不做街头摄影，但我相当喜欢这种形式。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的作品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接触街头摄影。随后是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很快闸门就打开了。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具有先驱性的作品《美国人》迅速成为我的经典阅读作品。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李•弗瑞兰德（Lee Friedlamder）、托德•帕帕乔治（Tod Papageorge）、威廉•艾格斯顿（William Eggleston）、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han）、雷•梅兹可（Ray Metzker），等等，这个名单很长。

　　城市总是在不停变化。我学会了在拍摄时静止不动，以一种我从前没有掌握的精确方式观察一个又一个瞬间。我开始重返相同的地方，注意到它们微妙的变化。我在一切事物中寻找摄影的可能性。经常拍摄对于任何摄影师都很重要。和所有练习一样，它可以促进内心对话的演进。罗伯特•弗兰克把这比作受训参赛的拳击手。我发现自己在定期拍摄的情况下感觉最为敏锐。

玛利亚广场 | 慕尼黑，1984 年

　　我在慕尼黑拍出了一些我自己认为很成功的照片，它们对我很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摄影理念发生了一次深远的变化，我开始说我自己是摄影师了。“我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力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狂热爱好和自我开始相吻合了。

　　在慕尼黑之旅结束后，我回到了加州。我迫切想要开始摄影师的工作，不管自己水平如何。我刚一回来就去探望了穆尔帕克大学的约翰•格雷，给他讲述了我在德国的生活，还跟他说了我认为自己在职业道路上取得的进展。他告诉我文图拉县的《千橡新闻纪事报》（ Thousand Oaks News Chronicle）给他打过电话，他们想找个实验室技术员管理他们的摄影实验室。从9 岁时第一次在达林珀先生的暗房里见到画面像变戏法一样浮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喜爱上了暗房。我有过几百个小时处理和冲印照片的经验，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完全适合这个职位。

防波堤 | 悉尼，1985 年

　　我去参加了面试，给他们看了一些我冲印的照片样品，当场就被雇佣了。这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重要一步。我可以整天接触摄影，还得到按职业标准支付的报酬。报社暗房有三台放大机，一般我都会把自己的底片放在其中一台里。当时的摄影编辑提前警告过我要先做报社的工作，但实际对我在上班时间忙自己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在这里的职责包括处理和洗出全职摄影师的胶片，还有印出照片以供他们挑选哪些是要发表的。我还要维持库存，把35 毫米的胶片装进暗盒，根据读者的订购要求制作8×10的图片（主要是小孩的照片），以每张10美元的价格出售。

海港大桥 | 悉尼，1985 年

　　我为报社冲印的照片用的是Kodabromide相纸，这是一种很好的固定反差溴化印相纸。所有照片都要经过铁板上光滚筒处理，这样会使表面变得光滑，有像镜子一样的光泽。“光面”这个词就是从这一工艺中产生的，但工艺本身现在几乎绝迹。

铁路月台 | 慕尼黑，1984 年

　　我每天早上6 点上班，下班时间是下午4 点，但一般都会多待好一阵子。我周末还会过来冲印自己的作品，包括我在慕尼黑拍摄的一堆底片。在对底片研究了那么久之后，能够把它们冲印成照片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我的暗房技术水平快速提高，以前冲印一张发表的照片要好几张相纸，现在只要一两张就行。所有摄影师之间相处融洽，但也有良性竞争。

　　我开始在空闲时间拍些我觉得报纸可能会采用的照片。编辑很喜欢我的照片，因此常常发表。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我的署名出现在《纪事报》（Chronicle）上时那种兴奋的感觉。

　　报社经常会储备些照片，新闻比较少的日子就拿来充版面。这些储备照片被称为“随拍”，一般都比较老套。我最好的一些作品包括两个小孩推小狗滑滑板，海边日落时一对玩飞盘的情侣的背影，还有倾盆大雨中一辆汽车在路口熄火，柠檬水摊子也是很受欢迎的作品。下班以后随便拍些这类照片对我来说很轻松。

桥 | 慕尼黑，1984 年

　　在暗房待了大约一年后，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在黄石结识的朋友艾伦•布劳打算和我一起去澳大利亚旅行一次。我在悉尼有些远亲，像洛克斯一家，但我从未见过他们。他们人很好，让艾伦和我住进他们房子后面的小屋，那房子位于悉尼郊区特拉慕拉，是一栋维多利亚式的美丽宅子。

　　艾伦和我性格很相似。他出自弗吉尼亚州的名门，在尼尔森大宅里长大，那房子现在是国家历史文物了，也是约克镇战场的一部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那栋宅子曾用作英国康沃利斯将军的司令部。艾伦念的是常春藤盟校，他不仅拿到了物理学位，还是个成绩出色的大学摔跤手。我们的背景差了十万八千里，但爱好旅行和渴求冒险的精神让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橄榄球比赛 | 洛杉矶，1987 年

　　我们在悉尼住了大概一个月，我甚至还接到了一点工作，是为当地一份音乐小报拍摄几个乐队的照片。我还成了洛克斯一家的杂工，帮他们修补纱窗，清理院子，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忙活。我开始觉得我们待得有点太久了，于是我们买了两辆山地自行车，向南骑行。最后我们从悉尼骑到了墨尔本。我们抵达墨尔本时已经身无分文，但仍士气高昂。有天晚上，我们去蹭附近一个派对，有人告诉我们梨子收获的季节就要开始了，谢珀顿附近有很多果园，我们大概可以找份采摘的活儿。我们向南骑了大概160公里，在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果园前停了下来，就是柯斯塔•乔万尼父子果园。我们和工头伯尼•卢比（Bernie Luby）谈了谈。他是昆士兰州人，我从来没见他穿过鞋，而且他对自己能单手卷烟感到非常自豪。

　　伯尼是个少见的人物。他的口音特别重，有时候我敢发誓他是在说外语。果园位于乡村地区，没有铺好的道路，那里唯一的产业就是农业。我感觉像在家一样。果园外面那条路的尽头有个乳牛牧场，我们每天去那里买新鲜牛奶。我们还会骑车去邮局和杂货店买日常用品，去酒吧买两美元一只的剥好皮的兔子。我们还去抓满满一桶的小龙虾，伙食非常好。我们在数不清的灌溉运河和附近一个池塘里游泳，那边有块9 米多高的峭壁，我们在伸出去的一根桉树枝上挂了个绳子做秋千。那段时间非常美好，满足了我对户外活动的需求。

垒球比赛 | 加州，千橡市，1987 年

　　我在澳大利亚时拍的照片很少，而且说实话，那些照片中也没几张我喜欢的。我在享受旅行时常常会错过值得拍摄的事物，因为我沉浸在冒险当中，也并不想把它记录下来。我有多年潜水经验，但我对水下摄影始终没有兴趣。我不想在每次潜水的宝贵时间里让摄影分散我的注意力。水下世界的深度经常让我意识到我们对自己的星球知之甚少。

　　艾伦和我摘了6 个星期的梨，离开果园时每人身上有1600多澳元。我们又骑了几百英里，然后乘火车去了阿德莱德。为了省钱，我们每天晚上都睡在露天的地方。圣诞节时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早晨，坐在一块悬崖上，俯瞰塔斯曼海。过了4 个月漂泊生活，我觉得应该回到美国专注于我的摄影了。回到悉尼之后，艾伦和我分道扬镳。他的旅途又持续了好几年，他穿过亚洲，终点是德国，在那里亲眼见证了柏林墙的倒下。他从柏林给我写了封信，叙述了那些事件，这封信被我珍藏了起来。

随拍 | 加州，千橡市，1987 年

　　我一回到加州，就在一个木匠队里开始做兼职的活儿，重操装框职业。无论是跟着木匠队做长期的家庭装修项目，还是为统建小区住房做短期零工，能有个手艺保证收入的感觉都很好，但我的心思一直都在摄影上。我一有机会就去拍照，我在自己的房车里搭建了一个不错的暗房和一个小工作室，有时间就自己冲印照片。回家几个月后，我接到了《纪事报》的电话。他们的一个摄影师被《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Times）聘用了，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全职摄影师的职位空了出来，我立刻和摄影编辑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约了一次面试。 1986年要想找到报纸的全职职位并不容易，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洛杉矶时报》在巅峰时期曾拥有60多个全职摄影师，而现在大概只有25个。现在的惯例是使用在报界被称为“特约人士”的自由职业摄影师，让人梦寐以求的全职职位几乎已成为往事。

　　全国有50多人申请了《纪事报》的这个职位。能否被报社聘用要等上几周，我在此期间继续干木匠活。克雷格打来电话，又安排了第二次面试。过了一周，我又接到了电话，我得立刻入职。我结束了在木匠队的工作，大概一周之后开始在报社上班了。我在《纪事报》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能做自己热爱的事，还能因此收到报酬，而且我作为摄影师的水平每天都在提高。我住在停在父母地产上的房车里，开着一辆1962年的大众甲壳虫。我穿着一件摄影记者背心（我还留着它），几台相机挂在脖子上，腰间挂了个警用无线电台接收器，背上一个杜马克背包，每天都很快乐。

车祸救援 | 加州，千橡市，1987 年

　　斯科特•哈里森（Scott Harrison）是个既有天分又有成就的摄影师，现在担任摄影编辑。我们的工作关系处得很好，我和其他全职摄影师也都处得很好。斯科特比我大12 岁，职业生涯已经小有成就，获过奖项，而且刚从新闻学校毕业就被《基督科学箴言报》录用。要说我从斯科特身上学到了什么，那便是不管任务内容是什么，拍出好照片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永远要去寻找那张照片，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实践这一理念。我一直尝试拍出值得选入作品集的照片。每个摄影师都知道，好照片并不容易发掘，但积极寻找的确会让它变得更明显。这一过程会促进内心对话的发展，大致就是注意你所注意的东西，这种练习是持续一生的。你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模式和这种模式形成的敏感度。这些基石使我们得以有意识地培养出自己独特的摄影表达方法。这一练习是超越技术的。技术是我们技艺的一部分，它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但它不应成为我们作品的核心。核心应当是追寻灵魂。

眼部检查 | 加州，千橡市，1987 年

　　我热爱我在报社的工作。我觉得老天仿佛恰恰在我需要的时候把这份工作赐给了我。我非常感谢在暗房和报社工作中度过的时光，以及让我学习到宝贵经验的优秀摄影师们，他们包括：斯科特•哈里森、乔•路珀（Joe Luper）、罗杰•哈迪（Roger Hardy）、史蒂夫•奈尔斯（SteveNiles）、赫利•麦克法兰（Holly McFarlane）以及克雷格•史密斯。谢谢你们。（以上内容节选自人民邮电出版社《观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