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

       中国基层，已经离不开‘闲人效应’。

       闲人又分好多种，士农工商，再加一个‘痞’。

       闲人在中国，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和效应，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无论国情也罢，人心也好，他都能以一个‘闲’字迂回其中，充分发挥‘闲’的奥妙与智慧。

       闲人与无厘头有着同工异曲之妙，而又似‘痞’非‘痞’；一旦其胆略压倒‘痞子’，他则一鸣惊人，一步登天，这就是‘闲人’在中国，所能产生的巨大效应。

       因为基层被闲人与痞子控着，所以中层更逃不脱、、、、而忙人，则永没有机会去出头，去露脸，因为他们太忙，忙得胆小殷勤，忙得顾家顾本。正因为忙人顾手顾脚，所以坏事不沾边，好事轮不上，最终只能选择中庸，被‘闲人’所控股，虽满腹牢骚，却实不敢言语。

       闲人往往也很有智慧，他懂得何时出头，何时收尾，懂得利用忙人。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就，实际上也是忙人潜意识的推进和支撑起来的。

       闲人和痞子在年轻时收获美好的爱情，【他可以死缠滥打硬磨，因为闲，所以有的是时间】中年时收获最完整的事业，【因为他懂得孤立打击、指鹿为马、谄媚取宠，欺上瞒下】换句话说，他比忙人更了解国情人情。

       闲人知道以小博大，懂得退避三舍。所以说，中国的闲人是很有智慧的。

       秦末汉初的刘邦，不学无术，是个出了名的无赖，把秀才的帽子摘下来，给里边撒尿，人家要把他父亲的肉做羹，他还让分给他喝点，就这样一个流氓，竟然垓下一战，击溃将门之后的楚霸王，原因就是他懂得迂回，懂得用人。

       中国的闲人，说小了，就是痞子的帮凶，无赖的化身，因为中国的文化和体制，很适应他们生存，所以他们都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效应出来。当然，有一点也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在一个国家出现深度危机、和形势巨变的情况下，也有豪杰出此类者，振臂一呼，叱咤风云，宋太祖赵匡胤是其一，明太祖朱元璋是其二；而更多地则出于五代十国十三主，朱温、钱镠、石敬瑭、、、那个是不是闲来亵妓赌钱，忙来杀人放火；时机一到，则立杆而呼，声誉鹊起。

       无论今古，撰记卓越者，非伟即闲，就是没有忙人。而文人则除了造册，便是为闲人歌功颂德，出谋划策，充其量也就一师爷，幕僚。

        现如今，举目望去，忙着甚众，闲者更多，正因为早期的闲人都发了迹，而导致后期的‘闲人’不曾历练，不曾深思，不谙‘闲’道，只看得流氓当家，恶棍横行，却不知时过境迁，此非彼时。于是，一个个全成了他们‘前辈’的替身，获刑的获刑，收编的收编。

        只因为前者懂得迂回，该犯的事全给化解，而后来者只是来势汹汹，却不曾求证，没能区分闲人与‘流氓’之间的概念和差异，便飞蛾扑火、自投罗网。正因为闲人自古至今，都能顺应国情人情，充分发挥其‘奥妙’，所以说，无论‘资治通鉴’也罢，‘世说新语’也好，只能是文者求治，武者求权，都没得闲人来得那么洒脱，那么自然。

      自由中国，给了他们无限遐想，无限空间，忙人给了他们成功的阶梯，制度给了他们收获的帮衬，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传达和谐的标志，是人群里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