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家 - 董希文
油画
董希文(1914—1973)，浙江绍兴人。生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预科主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油画系第三工作室主任教师，中国美协创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早年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法国教师及林风眠、常书鸿、李超士、潘天寿等先生，后又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1939年艺专毕业后，经校方选拔，赴越南河内巴黎美专分校学习。1943年赴西北敦煌艺术研究所，临摹、研究了大量敦煌壁画，并于1946年举办了“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
1946年后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积极参与了由地下党组织的木刻宣传单创作，出色完成迎接北平解放的宣传任务。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52年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起稿组组长，创作有《武昌起义》等画稿。同年接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邀请，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
1955年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写生，带回大批画作。1957年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进行艺术交流活动。1960年在中央美院建立“董希文工作室”。1961年第三次到达藏区，进行西藏写生活动。1963年创作油画《千年土地翻了身》。1964年为人民大会堂中央厅创作《密云春水》。1966年文革开始，创作全部停止。
1971年确诊为癌症，于1973年去世，终年58岁。
开国大典——历史巨作
董希文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油画家，尤擅大型主题性绘画创作。其作品善于汲取中国传统艺术元素，风格明快，用色独到，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
《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
走进中国美术史的艺术殿堂，人们不难发现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从大唐开基到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该是何等的气魄！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当年董希文手拿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开国大典》引起较大反响，并掀起了“油画中国风”的艺术思潮。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
董希文先生语录
董希文先生在《美术》1957年1月号发表文章《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文中指出：“我们的各种艺术都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对于任何风格和形式的追求，不能一律被看成是形式主义。关于油画，由于我们努力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油画经验，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产生出许多能真实的表现生活的作品，但为了使它不永远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为了使它更加丰富起来，获得更多的群众更深的喜爱，今后，我们不仅要继续掌握西洋的多种多样的油画技巧，发挥油画的多方面的性能，而且要把它吸收过来，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外来的形式，变成我们中国民族自己的东西，并使其有自己的民族风格。”
“油画中国风，从绘画的风格方面讲，应该是我们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要使我们的油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艺坛上发出光辉，决不是仅仅把我们的油画画得跟西洋的油画一模一样。即使将来，我们的油画形式、技巧能够达到像欧洲一样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我们究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我们有我们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对艺术的独特的爱好，我们有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
“关于油画中国风是否会影响油画的性能问题，我以为自古以来西洋油画的派别、风格、技巧是很多的，甚至对于油画的油的性能的发挥上也有所不同，许多不同的油画技巧，发挥了不同的油画性能，即以近代的油画技巧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把油画的技巧看得很丰富，那么我们就不至于会把所谓油画的性能局限起来。同样的，扩大了自己对于民族绘画的研究，也就不致于会把中国画看得很简单”。
“要使我们的油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艺坛上发出光辉，绝不是仅仅把我们的油画画得跟西洋的油画一模一样。即使将来我们的油画形式、油画技巧能够达到像欧洲一样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我们究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我们有我们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对艺术的独特的爱好，我们有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
董希文先生1962年在《美术》第二期发表文章《绘画的色彩问题》。文章说：“重视色彩的运用是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不把创作的色彩搞到恰倒好处决不罢休，不让观者在自己的作品前漠不关心的走过”。“应该学习前人，全心的从事艺术的精神，那种在自己作品上一笔下去几乎是要负几千年责任的精神。”
从复杂的自然对象中，提炼和概括出其中所隐藏的主题和形式，将中国民族艺术的诸多表现方法完全自如地发挥到油画的技巧中，使整个画面呈现出单纯、鲜明的民族风格，是董希文写生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
董希文先生主要的写生作品，其中他的长征题材画作——《乌江中央红军渡口》、《大渡河泸定铁索桥》、《毛尔盖盛会》、《毛尔盖黑水姑娘》、《藏女阿管》等，是其1955年随八·一电影制片厂沿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时所作。这批本为收集素材而抢时间画出的速写，充满勃勃生机，看似大刀阔斧、潇洒奔放，而在“稳、准、狠”的把握下笔笔精到细致、神气入微，力求达到“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的境界。
1957年2月，董希文被推选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第一届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其间，他走访了众多苏联艺术家，并用从中国带去的宣纸画了多幅彩墨人物写生像。在看到大量西方绘画原作后，他受到很大触动，更加深入思考中国绘画与世界绘画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画家自己面临的多重任务。
1961年7月，董希文与吴冠中、邵晶坤一同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西藏写生活动，第三次到达藏区。他深入日喀则、江孜、帕里、亚东等众多牧区，以热烈奔放、清新刚健的语言描绘大批翻身后的农牧民及烈日下雪域高原特有的景象，传达出饱满强劲的生命力。如《山歌》、《翻身农奴》、《牧笛》、《捻线藏女》、《江孜街头》、《边城亚东》、《喜马拉雅山颂》等，色彩明快而概括，笔法酣畅写意，将“不以可变的光为重，而重不变的形”、“不重色彩的光化作用，而重本色”的理论得到充分体现，更具有装饰意味。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董希文先生堪称是中国油画领域里的大师，他的著名画作《开国大典》，被毛泽东称赞为：“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他将生活和艺术有机的结合，用他饱满的激情，扎实多变的艺术表现技巧，将自己的作品与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时代精神相联系，提出了“油画民族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课题，并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对其进行探索，为中国的美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董希文先生十分重视写生，徐悲鸿曾经说过：“解放前到生活去画画，从生活中吸取创作题材，只有董希文。”他自己也曾多次说过：“从生活出发，这是正确的创作道路。”在董希文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让我们通过他的写生作品，进入到他的美术世界中，还原和认识一个真正的董希文。
《毛儿盖姑娘》油画53㎝×40 cm 1955年
董希文在创作《毛儿盖姑娘》这幅画时，姑娘原本是靠在断垣的土墙边，他觉得人物很有画意，神情自然。为了将人物刻画得真切感人，就把环境根据感受改为了栅栏、田野和青稞架。人物环境改变后，比原本的场景要更加自然和谐。他所画的景物总是境与情生，是一种纯然迹化的心境。
《毛儿盖盛会》 水粉画29㎝×37cm 1955年
《毛儿盖盛会》这幅作品，表现在寺院的广场上，兄弟民族为庆祝丰收而举办欢乐的集会。毛儿盖位于四川西部松潘的小黑水区，西北是无边无际的草原，东南有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这里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个农牧业和林业相当发达的重要地区。画家亲眼见到过去荒无人烟的草地，变成了麦浪滚滚的良田和到处都是牛羊的草地。画面上画家抓住了各兄弟民族人民新兴高采烈地观看节目的欢腾气氛，人物虽然并不具体，但是气氛渲染得非常成功。
《牧笛》油画55㎝×8lcm l961年
1961年董希文第三次进藏写生，他深入到当地的城镇、农村、牧场，和翻身了的藏族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由于交通不便，所以他在西藏实际上作画不到三个月，却画了《翻身奴隶》、《牧歌》、《拉萨河边》、《牧笛》等40多幅油画作品。不管是描写雄伟峻峭的山峰，肥壮的牛羊，还是充满着欢乐的翻身农奴，都会让人产生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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