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春秋 01
原创手稿
晋国在春秋时期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其一,它是实力最雄厚、称霸时间最长的“超级大国”;其二,就是这样的超级大国被臣子瓜分,竟然被“三家分晋”。
随着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的发掘,尤其是晋国博物馆的开馆,作为一个山西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曲沃人,愈加激发起本人的写作冲动,所以像整理碎片一样努力地把一些只言片语的史料窜成完整的历史链条。以本人之学术功力,自然不敢以研究者的态度去写。之所以不惜动笔,一是发自内心对家乡的热爱,抒发下强烈的恋土情结;二是随兴而发,给人们介绍一些被历史埋没的人和精彩故事,毕竟还没有看到以此为专题做深入的研究的;三是从观人、论人的角度试图对古人作现代视角的阐释,但只能尽力达到不可笑的程度罢了。
其间事迹参照《左传》、《史记》、《国语》等书的部分内容,总之以严格尊重史实为原则,加以自己的少数拙劣考证和粗浅评论。不当处敬欢迎朋友们指正。
——绛山农夫
2014年7月21日子夜
陶唐氏是传说中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一个古老的部落。帝尧(前2377—前2259年,于前2168年--2097年在位,卒年118岁)是这个部落的部落长,又是炎黄联盟的首领。
帝尧陶唐氏因水患从河北唐县至望都一带的滹沱河流域逐渐西迁山西,先徒晋阳(今太原南郊区古城营村),再迁平阳(襄汾陶寺一带),定都平阳。
附:唐尧西徙
唐尧为什么要率领自己的部族离开故地,西徙呢?何光岳先生在其名著《炎黄源流史》中认为,由于东夷族势力日渐强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为避免东夷部族的侵扰,遂率部西徙,“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平阳。”北京大学邹衡先生也认为如是,他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一文中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上述论述和地下出土文物的相互佐证,揭示了太原许坦型文化、光社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实了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西徙太原,定居太原可能性的真实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者说需要纠正的是,唐尧率其部族西徙太原的路线,似不应为“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而且,何光岳先生说的唐尧所以西徙太原是“被颛顼后裔帝舜所取代之后”的理据也颇值商榷。
1978年,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就其文化特征、地望和年代以及发展阶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一致认为这一遗存是帝尧时代文化遗存。尤其是彩绘蟠龙纹陶盘的出现,学者们认为是帝尧陶唐氏时代的实物。再结合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崇山(塔儿山)一带发现的翼城南石—方城遗址、曲沃东许和临汾下靳等与陶唐氏部族相当的文化遗存,证明陶寺遗址不仅是尧居的陶地,而且就是尧即天子位定都的平阳,崇山一带当为帝尧陶唐氏及其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
尧初封的“陶”已有定论,徙居的“唐”又在哪里? 据考,位处于临汾盆地的崇山(塔儿山)在夏以前曾名“唐山”,《山海经》载:“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一曰汤山。”郭璞注:“狄山即崇山,汤山即唐山,亦今之崇山。”这就让我们把视线投到崇山脚下的翼城县里砦镇唐城村。唐城西距天马—曲村遗址2.5公里,北距南石龙山文化遗址3.5公里,隔崇山与襄汾陶寺相邻,相传为尧子丹朱封唐侯时所都。正如《都城记》、《括地志》所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1989年,唐城村曾出土“古都唐城”、“陶唐遗风”城门额刻石,近年又发现了篆刻“守唐风”门额。
其实,翼城县以“唐”冠名的村落很多,这是在临近其它县(市)所没有的。今南唐乡有一条长达20余里横贯南北的土岭,相传为丹朱避舜处,因丹朱陵在其上,被称为“古房陵”,上有“五唐村”,即今之南唐、北唐、龙唐(后讹为云唐)、东唐、中唐(已消亡)五村。据旧志载: “……凡五村,皆近故唐城,盖丹朱时所封其同姓者。叔虞时为‘五正’所居…。”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尧初居之陶在襄汾县陶寺一带,尧徙居之唐在翼城县唐城一带,形成了由陶国和唐国组成的陶唐氏联盟国家,地域在今襄汾、曲沃、翼城的汾浍之间,循着崇山、桥山、翔山之阳分布。以陶寺作为中心,经过不断的扩建完善,营造成了最早的“平阳”,而古唐国作为陶唐氏族系的延续在以唐城为中心的汾浍之间沿袭了1300余年,直到周公灭唐封周成王同母弟叔虞于此建立起屏藩周室的“新唐”政权,古唐国的历史才告结束。
中国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员张永山先生发表在《殷都学刊》中的“卜辞中的唐与唐尧故地”一文中按照卜辞中有作邑于唐和商王关心唐地吉凶的记录,也认为唐与商为臣属关系,地在晋南翼城,尧都平阳,为尧的活动重心,后因尧族退出政治舞台,继之者舜或禹封其后于唐,平阳与唐才不在联系在一起。
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中载:“帝尧,高辛氏第二子,母帝喾四妃陈丰氏曰庆都。……年十三佐帝挚受封于陶,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十有六以侯伯践帝位,都平阳,号陶唐氏。”;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建置沿革》翼城县条下云:“古尧始封国。虞封尧子(丹朱)于此。夏商因之。”
殷商末期,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先迁于豳(今陕西旬邑),再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的周人崛起,历经古公亶父、季历、姬昌(周文王)三代,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此时周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便迁都于丰邑(周丰镐城。丰京在今西安市户县沣河西岸的马王镇一带,镐京在沣河东岸的斗门镇一带),准备进取殷商。文王死后,次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
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军队远征东夷(商周时古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民族的泛称),国都朝歌(河南淇县)兵力空虚。周武王见时机来了,当即决定率兵伐商。是年一月,武王顺天应时,与渭水飞熊姜尚统帅西岐本部兵马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渡过黄河,与诸侯之师会于殷都郊野。一时间,殷郊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旌旗猎猎,战鼓齐鸣,号角声声,杀气腾腾。商纣王帝辛急忙征调士卒、奴隶、俘虏等七十万众,拒诸侯之师于牧野大地。诸侯之师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纣军虽众,皆无战心,部众士气低落。战场上殷朝将士纷纷倒戈,反助西岐攻打纣王,殷朝军队霎时溃散。纣王众叛亲离,穷途末路,急急奔走于鹿台之上,穿上金缕玉衣,自焚而亡,商朝灭亡。
附:
据《国语·周语下》载:“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根据武王伐殷时的天象与考古学的参考依据,“岁在鹑火”的年份有:前1130、前1118、前1106、前1094、前1082、前1070、前1058、前1046、前1035、前1023、前1011(根据李仲操先生计算,武王克商年“岁在鹑火”是公元前1070年,商榷)。
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再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生霸在望前、死霸在望后》)筛选,最后用“岁在鹑火”作为检验条件筛选,得到3组克商甲子日:①公元前1093年1月27日;②公元前1082年1月29日;③公元前1046下1月20日。结合文献、考古信息以及天文条件的符合程度,选出克商日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武王克殷之后,分封诸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把自己的子弟叔伯同姓贵族和甥舅等异姓贵族封为诸侯,作为屏障,保卫西周王室。所封对象有三类:一是古帝王之后,如黄帝、尧、舜、禹的后裔;二是姬姓宗室及功臣,如齐、鲁、燕等国;三是殷商后裔,其目的是安抚殷商遗民。其中唐国就是唐尧的后裔。
周武王对殷商遗民很不放心,就派自己的三弟管叔鲜、五弟蔡叔度和八弟霍叔处对殷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加以监视。
武王灭殷商后四年(前1043年)驾崩。其子诵(前1055-前1021年)继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其叔周公旦(也称叔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同母弟)辅政。
远在殷地的管、蔡、霍三叔因对周公摄政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欲谋害武王,窃取王位,并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及东方殷商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蒲姑(又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及徐夷、淮夷于周成王元年(前1042年)秋季,起兵反周。叛乱势力遍及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史称“三监之乱”。
周公东征持续了三年(于前1040年),终于平定了三监之乱。
为了彻底消除殷商残余势力对周王朝的隐患,周公在洛水北岸营建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周的东都,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统治。
同时封降周的商朝贵族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建立宋国;封周武王少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建立鲁国,分治殷民。从此以后,周王朝对黄河下游的控制比较牢固。
前1040年,周公旦计划把都城从镐京(宗周)迁到成周,准备继续东征淮夷各部落时,地处黄河东部地区的唐国发生叛乱,威胁着周朝在河东地区的统治。冬十月,周公率兵平定唐国叛乱,迁其民于杜原(今陕西西安市南杜陵)建杜国。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年代有争议)
附:
关于叔虞始封唐的时间,《国语·晋语四》齐姜对流亡在齐国的晋文公重耳曰:“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及重耳入晋,到黄河边迎接他的董因也以此理由力劝:“岁在大火…唐叔以封”,晋之始封在成王之世,考之“岁在大火”,正合公元前1039年和前1027年,结合《史记》中桐叶封弟故事,倾向于1039年。
唐叔虞,姬姓,名虞,字子于,周武王之子,成王同母弟,西周军事家 、政治家姜尚(姜子牙)的外甥,史称唐叔虞。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唐叔虞者,为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纹)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这就是说,武王与叔虞母亲会合时,虞母梦见天神对武王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取名为虞,我将以唐这块士地给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感生神话,古时讲究“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 在中国的古籍中十分常见,从《尚书》、《诗经》到二十四史多有所载。其目的无非是要把帝王将相说成是天神的儿子,以提高他们的身价,让臣下百姓敬畏他们、相信他们是天生命定的。果真是“天人感应”,当武王儿子出生以后,手心上果有个虞字纹,因而就取名为虞。这是唐虞叔出生与命名的由来。
《吕氏春秋·重言》记载:“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硅,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日:‘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封叔虞于晋。”此说亦可见于《史记·晋世家》和刘向《说苑·君道》。这就是后人所谓的“桐叶封唐”的故事。
《史记》与《吕氏春秋》所记桐叶封弟与因叔虞母一梦而得封的故事,以儿童之戏与解梦之说解释周初大分封之事,显系小说家之言。后人也对此二事有过考证,说“虞”字古文作“从从”,文在其手掌中,可能纹路与之相似,所以也有可能如司马迁所记。桐叶封弟也争议颇多,较具说服力的是张颔先生从古文字角度所作的解释,他认为金文中的“桐”字与“唐”字字形相近,剪桐之说可能为翦唐之误。若依此说,周成王在翦除旧唐国后,将其弟叔虞分封于此,倒是合乎情理的。《国语·晋语八》引晋大夫叔向的话:“昔吾先君唐叔射兕(sì,雌犀牛)于徒林,以为大甲(盔甲),以封于晋。”由此也可见叔虞封唐决非剪桐儿戏。
从宗法观念讲,叔虞作为武王子,成王弟,理所当封。
周武王分封诸侯,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把自己的子弟叔伯同姓贵族和甥舅等异姓贵族封为诸侯,作为屏障,保卫西周王室。《荀子·儒效篇》说:“周初封国七十一,姬姓五十二。”叔虞封于唐与其他姬姓宗室之封并无二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周之所以能纲纪天下是因为它有由立子立嫡之制而产生的宗法制和封建子弟之制。周初的封邦建国正是为了维护宗周政权,纲纪天下的”。
周征服旧唐国后,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袖保卫胜利成果,治理这一方土地。唐叔虞正是被成王、周公所看中的比较合适的人选。
周成王四年(前1039年),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括地志》:在翼城西20里唐城)。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在其子燮(又叫燮父)时,徙居晋水边,“作宫晋水旁”,因此改国号为晋。
关于唐侯燮迁晋的时间,根据从天马—曲村遗址出土的尧公簋(有学者释为覐公簋或“觉公簋”)的“廿八年祀”铭文考释,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成王廿八年,即公元前1014年,为迁晋的时间。
晋国得名实缘于古唐国范围的晋水,所以晋水的地理位置位置也引发了争论。
刘泽民等主编的《山西通史》卷一《晋的来历》说:“晋国实缘于晋水,但这里所说的‘晋水’绝不是太原西南之晋水,而是地处古唐国范围的晋水。一些文献中曾记载在尧墟南面有晋水。唐尧之墟在考古上已证实即今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如果考虑到唐尧部落的活动范围是以陶寺为中心的汾河河谷地带的话,那么,翼城及其西北,包括曲村遗址在内,都属于尧墟范围,尧墟南侧的大河也只有浍河,所以可能浍河就是晋水。”也有人说晋水即指今翼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附近的滏河,疑其古名晋水,据考今曲村—天马一带当为晋都“绛”。
降大任在其所著《山西史纲·晋国建号地望》中所言:“另有学者认为即今翼城之涧水,涧晋音近,涧水即古时晋水”。若果真如此,此水恰在南梁镇故城一带。据考证,在今翼城县南梁镇故城村附近有座小城叫“桐城堡”,在桐城堡的南边有一水环绕,名曰天河。河的上游为滦水,滦水和翔翱山上下来的洪水汇合为“天河”,成为浍河的支流,这股常流之水被当地人们称为晋水。距此不远的绛县仍有村名“晋峪”。至今这里仍流传着“涧峡自古是晋峡,滦水老早是晋水”的说法。
其实,涧水曾被称为滦水,是为了纪念死于晋哀侯之难的晋大夫栾成。清代翼人王世家在其所著《唐晋辩》中说:“余以谓之滦水,即晋水也。滦水所经,今有晋峡二村焉。晋古音箭,今土人读为涧峡,而讹写为涧下耳。”清乾隆十九年任曲沃县令的湖南湘潭人张坊对晋国史颇有研究,在其《咏晋都》诗中云:“故城城外看流泉,唐叔初封始卜迁。改国昔因池浩瀚,作宫曾爱水回旋。阳阳似相居豳旧,兆吉还同定鼎年。漫羡太原悬瓮出,何如此地涌清涟。”
由于在晋南一带的古唐国范围内找不到晋水,又有许多专家学者将“晋”字与唐叔虞的武功和政绩以及当时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衍生出诸多晋国得名说。如“善射说”、“献嘉禾说”,甚至还有“族徽说”、“图腾说”和“晋地卦说”。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穗),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虞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这篇《馈禾》与《嘉禾》是唐叔虞晋献嘉禾以后,成王与周公赋诗撰文的唱和。正是由于燮父的先君叔虞曾有过晋献嘉禾的令名,改称晋侯以志之,也是符合逻辑的。因此,上述那个唱和也可作燮父改唐为晋的佐证。
据《晋国史纲要》,燮父改国号,当是以唐叔虞曾晋献嘉禾(泛指生长茁壮的禾稻。在古代,则把一禾两穗,两苗共秀,三苗共穗等生长异常的禾苗称为“嘉禾”。认为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征兆)给周成王的缘故,改称晋侯以志之,随后将国号改为晋了。
此后,晋﹙约前1014年—前386年﹚这个国号一直延用了六百年左右,前后共历三十七世。
其中自唐叔虞到晋缗侯17位是侯爵,自晋武公到晋静公20位是公爵。其历史自公元前1039年到前376年晋静公二年,共计663年,加上晋静公迁住端氏、屯留二十年,长达683年。其历史从唐叔虞到晋缗侯三百多年属西周时期,从晋武公到晋静公三百多年属东周即春秋、战国初期,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
二 始封地及晋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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