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嘉陵江上游诸水在历史时期发生过重大的水系变迁。汉初以前，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的上游，由于河道壅塞，在今陕西略阳以上形成河道型的山间湖泊“天池大泽”。公元前186年的武都道大地震，震中约在今陕西略阳、宁强一带，造成今陕西宁强汉王山一带山体发生巨大滑坡。山体滑坡阻断古汉水，并在古汉水上游形成规模极为巨大的堰塞湖。至前161年，堰塞湖水南向溢流而夺古潜水河道下泄，又在龙门山以北的阳平关谷地形成新的“大泽”。随着堰塞湖、“天池大泽”和龙门山以北“大泽”的相继消失，到约8世纪，嘉陵江“袭夺”古汉水上游的历史过程完成。古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不是由于河流的溯源侵蚀，而是大地震导致河道堵塞后堰塞湖水发生溢流侵蚀的结果。

　　关键词：汉代武都大地震；汉水上游；水系变迁

　　作者简介：周宏伟，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长沙　4100811）

一、引言

　　众所周知，今西汉水及其邻近诸水是嘉陵江的上游。然而在地学界、史学界的一些学者看来，今西汉水及其邻近诸水过去并不是嘉陵江的上游。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赵亚曾、黄汲清等认为，今西汉水及其邻近诸水本是汉江上游，之所以会成为嘉陵江上游，是因为汉江江源一带与邻近的嘉陵江上游流域过去可能存在河流袭夺现象；后来，李承三、周廷儒等就袭夺问题又提出进一步看法；5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在汉江流域进行野外地理调查的时候，工作队的学者也基本上认同河流袭夺的观点。【1】此后，河流袭夺说成为嘉陵江上游变迁的基本解释。

　　尽管许多学者一致同意汉江江源与嘉陵江流域的分水岭一带出现过河流袭夺现象，但对河流袭夺的地点、方式等问题的看法则存在很大分歧。例如，汉江工作队的沈玉昌等在研究各家意见后指出，是嘉陵江袭夺原本属于汉江的支流巩家河（嘉陵江支流黑水河的主要支流）。【2】李健超则认为：“原来嘉陵江上源由北向南流到（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附近，不是继续南流人四川，而是东流人汉江的。”【3】研究者所以最终认定在汉江中源与嘉陵江流域的分水岭附近一带存在过河流袭夺，是因为在这一带发现两方面的重要证据。一是汉江中源漾水（青泥沟）【4】河谷子坦，水量与河槽很不相称：在陕西宁强烈金坝附近，漾水平常水面宽不过10米，但河身宽达2000–3000米，两岸谷坡平缓，河床坡度平坦，不像一般河流源头都是深邃峡谷。二是汉江中源漾水与嘉陵江支流的低矮分水岭（又名凤飞岭。以下略称汉嘉分水岭）上可以找到由古河流堆积厚达0.5米的卵石层：这些卵石的直径多在0.03—0.05米（或说0.0l一0.O2米）之间，显然已经过长远的流水搬运与选择作用。应该说这些观点是有相当见地的。然而，或许是因为论者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也没有明确指出袭夺事件发生在地质时期还是历史时期，更没有深入探讨造成袭夺事件的原因。【5】所以，他们的观点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肯定。【6】可见，关于嘉陵江上游水系的变迁问题，还有进行更为严谨、深入、全面研究的必要。

　　近年来，为了研究长江流域环境变迁问题，笔者接触到嘉陵江上游和汉江上游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发现嘉陵江上游的水系变迁就发生在2000余年来的历史时期，而且，这个重大地理事件的发生与汉初著名的武都道大地震事件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于是，通过对武都道大地震事件与嘉陵江上游的水系变迁问题的细致梳理，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复原今嘉陵江上游水系变迁的历史过程。由于有关河流袭夺具体案例的历史过程复原工作从未有人做过，因而，本文的研究自然是探索性的。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武都大地震、嘉陵江与汉江关系的千年之谜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并因此丰富河流演变的袭夺理论。

　　早在1500余年前，与今嘉陵江、汉江上游地区相关的汉水、沔水、漾水、潜水、沮水诸问题，曾经让撰写《水经注·漾水》的郦道元困惑不已，因为他所看到的前代文献中有关汉水、沔水、漾水、潜水、沮水的记载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一般来说，古代文献中关于自然地理情况的描述不会无中生有，尤其在人们较为熟悉的地区。历史时期嘉陵江上游一带位于秦、蜀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属于古人较为熟悉的区域。因此，古代文献中关于该地区自然地理情况的记载应该是较为可信的。郦道元以降的古今学者之所以没有能够真正弄清楚今嘉陵江上游诸水之间的关系，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只依靠某一个方面的证据或方法。现在，我们既能够看到该区域较为详细的地形地貌情况，又拥有野外考察的相关证据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认真细致的科学分析，应该可以把汉水、沔水、漾水、潜水、沮水之间的历史关系基本厘清。

　　笔者下面的论述即以汉水上游（约当今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镇以北的嘉陵江上游）诸水为中心展开。

二、汉水上游诸水东流时期（远古至前186年）

　　先秦时期，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上源，其直接证据有二。一是《尚书·禹贡》的记载。《禹贡》“导水”章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人于江。”【7】先秦秦汉时期的“幡冢（山）”，即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西汉水的发源地一带，学术界没有异议。这里的“漾（水）”是今嘉陵江上游重要支流青泥河的名称，【8】“沧浪之水”为“汉水”在今湖北省襄阳附近河段的别名，“大别”即今大别山。所谓“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意思是说，大禹从嶓冢山疏导漾水东注汉水。可见，《禹贡》作者明确是以今嘉陵江上游青泥河作为汉水上源的。

　　二是《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9】这里所谓“嶓冢之山”，当然就是《尚书·禹贡》的“嶓冢（山）”。这里的“沔（水）”，是上古时代人们对古汉水上游河段甚至整个汉水的别称。【10】因此，《山海经·西山经》中的这段文字也很清楚地表明，今嘉陵江上游诸水当时是连通今汉江的。《尚书。禹贡》和《山经》的成书年代，目前学术界尽管还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但是不会晚于战国后期。

　　除上述两条直接证据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两条相关的旁证材料。

　　一是《尚书。禹贡》“梁州”条载：“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人于渭，乱于河。”【11】这里的“西倾”，是指西羌部族，【12】“桓（水）”为今白龙江，而“潜（水）”，是桓水的支流，大致相当于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附近至四川广元白龙江口的嘉陵江河段。（参见后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倾（羌）部族人贡中原地区，先乘船顺桓水而下，然后转入潜水，经过沔水（古汉水上游），再进入渭水水路、黄河干流。【13】这条贡道显然是上古时代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一条重要水路通道，应就是秦以降所称的“故道”、“陈仓道”的前身。前206年，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发北袭关中，走的就是这条路。【14】秦人所谓故道，其意显然是老路、旧道之意，这或许是相对于战国中期新辟的联系古代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著名的褒斜道而言。【15】可见《禹贡》时代，古潜水与古沔水（汉水）之间应该还没有水道沟通；否则，西南地区和关中平原之间的往来，应该会像后来唐宋时代一样，直接利用嘉陵江水道上溯（参见后文），而不会分别潜水、沔水了。

　　二是《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秦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16】其时，秦“陇西（郡）”辖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前述汉水源头嶓冢山就在天水市西南，而楚国“黔中（郡）”的中心区约在今湖北省西北部竹山、竹溪等县一带的汉江支流堵河流域。因此，司马错发陇西攻楚黔中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从古汉水上游顺流而下。其实，司马错的这次军事行动可谓轻车熟路、故伎重施，因为早在20多年前，他就曾顺汉水而下伐楚。《华阳国志·蜀志》云：秦武王三年（前308）“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指汉水）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17】秦国新立的这个“黔中郡”位置既当“商於之地”，显然就在今陕东南、鄂西北的汉江支流丹江流域，与当时楚国的黔中郡大体是隔汉水相望的。【18】由此可见，当时今嘉陵江上游与汉江之间的水路是畅通的。（参见图1）这样的情形应该一直延续至西汉初，因为，前述前206年刘邦从汉中走故道北袭关中，就是沿汉水上溯的。

　　然而，到汉高后二年（前186），今嘉陵江上游与汉江之间水路的通畅局面宣告结束。

三、武都道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分流（前186—前161年）

　　为什么把今嘉陵江上游与汉江之间水路畅通情形的结束时间定在汉高后二年？这是因为就在该年，武都道、羌道一带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且余震持续时间较长。这次强烈地震不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且还引起规模巨大的山体滑坡（崩塌）。关于这次地震事件，历史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的：“（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19】“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20】尽管关于这次地震情况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地震破坏的严重程度是显而易见的。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即公元前186年2月22日。过去，有研究者认为，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甘肃武都（33.80N，105.60E），震级约6—7级；【21】又有研究者认为震中位于甘肃武都成县（33.9.N，105.6.E），震级为6—7级；【22】还有研究者认为震中位于甘肃武都北（33.9℃N，105℃E），震级为6—7级，烈度为Ⅷ一Ⅸ；【23】最近，袁道阳等对这次地震作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这次地震的“重破坏区展布于武都县桔柑乡一舟曲县坪定乡之间、偏于舟曲县一侧，震中位于武都县两河口附近，震级为7—7右4分之一级，极震区烈度达Ⅸ一X度”。【24】笔者以为，袁道阳等的研究资料确实比较丰富，但像以往学者一样，他们仍然把地震发生地“武都道”的位置弄错——应该说武都道的位置问题，既是武都道大地震研究的关键，也是以往关于武都道大地震研究的最大缺陷。

　　关于武都道（治）的位置，有学者认为在甘肃西和县西南或西和县南，【25】亦有学者（如上述历史地震研究者）认为在今甘肃省武都县或武都县北境、武都成县。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汉初武都道治，其实应位于今陕西省略阳县城（33.3.N，106.2.E）。据《汉书·地理志》中相关记载：“武都（县）：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人江。天池大泽在县西。”【26】西汉末年作为武都郡治所的武都县，其前身就是汉初的武都道。【27】由上引《汉书·地理志》内容，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以下两点。其一，所谓“东汉水”（沔水），是在当时的武都县境内接纳“氐道水”的。“氐道”为西汉陇西郡辖县，所谓“氐道水”自然是指当时出自氐道县境幡冢山的汉水和养水。其二，武都县（治）之西有所谓“天池大泽”。我们知道，今嘉陵江上游没有任何大型天然湖泊水体存在。然而，当时武都县治附近有大型湖泊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武都”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附近有这个天池大泽。《水经注·漾水》云：“（武都，）天池大泽在西，故以都为目矣。”【28】颜师古亦云：“（武都，）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29】郦道元、颜师古如此解释应该是有所依据的，而上古“都”指湖泽时确实与“渚”、“潴”通假。汉初西南地区类似地名如成都、邛都附近皆有湖泊存在，成都附近的叫“滇池”（今已消失），【30】邛都附近的叫“邛池泽”。【31】武都道（县）既因天池大泽而名，其位置应该就是贴近于大泽的。因此，作为汉初武都道所在，必须要基本附合上述两方面条件。

　　那么，在古汉水上游流域，哪个地方能基本符合这两个条件？笔者以为，只有今陕西省略阳县城一带。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汉水和养水正是在今略阳县境西北一带汇合的；（参见图2）另一方面，历史时期略阳县一带有可能存在过大型湖泊。考今略阳，三国蜀汉时明确被称为“武兴”，而在汉代，其情况却一直不甚明了。其实，武兴的前身应该就是武都。依据有二。其一，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称：“武都县：东汉水所出，有天池泽”。【32】“天池大泽”与“天池泽”虽然只有一“大”字之差，但其间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显而易见。蜀汉之所以把“武都”改为“武兴”，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附近的天池大泽已经基本消失。（参见下文）其二，唐《元和郡县图志》有云：“按（兴）州城，即古武兴城也。初，蜀以其处当冲要，遣蒋舒为武兴督守之。”蜀武兴城，即后来的唐兴州城、宋沔州城，在“平地，甚牢实，周回五百许步，唯开西北一门，外有垒，三面周匝”，【33】也就是今略阳县城嘉陵江支流八渡河之东的凤凰山下文家坪，即当地所谓“新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方舆胜览》中却又有这样一段记载：“武兴山，在（沔）州（城）西一里。古兴州城于此。”【34】这里所谓“古兴州”，明确是在武兴山（今象山）上，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处于“平地”的唐兴州城亦即宋沔州城，显然不是一回事。这意味着在宋及宋以前，今略阳县城一带曾存在过山上、山下两处城址。山下平地上的城址既然是三国至宋的县、州治所，那么，山上的“古兴州”城址自当是汉城遗址（当今略阳县气象站位置）。宋人称武兴山上的古城为“古兴州”，实是对汉武都故城遗迹的误认。（参见图3）

　　然而，汉武都城为什么要修建在武兴山上？这是因为在汉初时，今略阳县城一带的“平地”还为天池大泽的湖水所覆盖。今略阳县城一带三水（嘉陵江及其支流八渡河、东渡河）交汇，、群山环抱，属于嘉陵江上游一处不很宽阔的谷地，谷底海拔约650米左右，而谷地之南的嘉陵江出水口，因两岸为海拔l200米以上的高大山体，十分陡峭、狭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略阳一带属于山体滑坡灾害高发区。【35】如果谷地出水口的两岸山体发生较大崩塌或滑坡，完全可能把嘉陵江塞断，而使上游江段水流壅堵，形成堰塞湖。显然，所谓天池大泽，当就是先汉时代在嘉陵江上游地区形成的一处大型堰塞湖。（参见图3）今略阳一带河谷地区之所以一直没有发现汉以前的古遗址，【36】原因当在此。当然，也正是由于先汉时代有这样一处堰塞湖存在，才造成古汉水上游河道（嘉陵江上游）的较高水位，使得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古汉水上游河道可以有舟楫之利，成为沟通秦蜀之间的最重要道路。如前所述，《禹贡》时代的西南少数民族因此才能够通过这条“逾于沔，人于渭”的捷径来到中原，战国时秦将司马错因此才能够从古汉水源头的“陇西”出发，顺流而下进攻千里之外的楚“黔中”。

　　此次地震涉及的另一地名羌道县，过去研究者大致定位在今甘肃宕昌、舟曲之间，【37】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羌道条”：“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今甘肃文县）人白水，过郡三，行六百里。”【38】此所谓白水，即今白水江及其白龙江下游江段；所谓羌水，即今白龙江中上游江段。【39】今甘肃省舟曲县西北l0公里坪定乡境所发现的秦汉古城遗址，当就是汉羌道县故城所在。【40】

　　我们知道，舟曲、略阳二地皆位于邻近的大致东西走向的两条断裂带上：今舟曲位于迭山一舟曲一成县活动断裂带上，略阳位于略阳一勉县一洋县活动断裂带上，而汉嘉分水岭则有著名的龙门山断裂带北段穿过。因此，位于青藏块体（碧口地块）、华南块体和华北块体（秦岭微板块）缝合部的这一地带，也就成为历史时期以来大地震的多发区。高后二年这次大地震，武都道（辖今陕西略阳、宁强）一带很有可能是震中所在，而羌道（辖今甘肃舟曲、宕昌）一带属于这次地震的主要影响区。（参见图2）

　　所以说武都道一带是这次地震的震中区，究其原因有三。一则前引《汉书。五行志》中只提及“武都山崩”一事。尽管《汉书。高后纪》说“羌道、武都道山崩”，由于《五行志》是古代记载灾异事件的专志，其可信度自然比作为人物传纪的《高后纪》要高。二则《汉书·五行志》同样只说大地震导致武都道死亡760人。三则更为重要的是，大地震所引起的地壳挤压抬升，导致武都道境内的古汉水中断，并最终迫使古汉水上游袭夺古潜水而成为今嘉陵江上游。为什么能够把古汉水中断的位置确定在武都道境内？这是因为根据古汉水上游流域现有的地形和水系状况分析，位于嘉陵江支流黑水河与汉江中源漾水（青泥沟）之间的汉嘉分水岭一带最具条件。汉嘉分水岭位于今宁强汉王山（嶓冢山）南坡，如前述，岭上仍然残留有厚达0。5米的、已经过长时间流水搬运与选择作用的卵石层。我们知道，如果这一带的地壳没有出现过较大幅度的挤压抬升，这样的卵石层绝然不会出现在汉嘉分水岭上。沈玉昌曾推测代家坝附近的嘉陵江支流黑水河形成下切河曲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地壳上升，【41】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因为，汉嘉分水岭一带属于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断裂带北段，而龙门山断裂带是一条著名的逆冲断裂带，为活动强烈的青藏块体与活动较弱的川东（华南）块体之间的界线。（参见图2）龙门山断裂带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以来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强烈碰撞而产生的强大推挤力，造成龙门山继续抬升，山前强烈凹陷。【42】那么，这一带地壳的挤压抬升高度有多少？按今汉嘉分水岭海拔810米左右，而西向嘉陵江边黑水口附近的海拔约为600米左右，则汉嘉分水岭与嘉陵江面的相对高度在200米左右。考虑到新生代以来这一带一直处于抬升状态，以及大地震时巨大的山体崩塌或滑坡、大地震后至今近2200年中嘉陵江上游河床的强烈下切等因素，这200米左右的高度差应是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尤其是山体滑坡（崩塌）所造成的堆积物（天然坝）高度。大地震时，今汉嘉分水岭北面高耸、陡峭的海拔超过1500米的汉王山应该发生大型山体滑坡，这也就是前引历史文献中所谓“武都山崩”的具体位置。这次山体滑坡（崩塌）应该造成今汉嘉分水岭的形成，并因此把经过山下的古汉水完全塞断，（参见图4）导致今汉嘉分水岭以西的崇山峻岭间形成巨大的堰塞湖。（参见图5）类似的情形在1933年四川迭溪（今属四川茂县）发生7。5级地震时也出现过。当时，在迭溪城下等地，岷江两岸的山体崩塌形成三座100多米高的天然坝，将岷江切割成数段，形成堰塞湖。【43】

　　为证实这样的推测，不妨先看看下述有关记载：“（高后）三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八年……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44】“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余家……八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45】上引两条文献材料显然都是指发生在高后三年（前185）与八年的两次大洪灾。过去，一些研究者似乎只注意到《高后纪》中的记载，以为这是发生在嘉陵江流域、长江中游地区的两次洪水灾害。【46】其实，这种解释并不准确，因为比较《五行志》中的记载，《高后纪》中的记载明显存在地点不具体的问题。如果以《五行志》中较为具体的记载为依据，那么，很容易看出这两次洪水的影响地域基本相同，即汉中郡（治今陕西汉中）、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三地，而贯穿汉初这三郡的河流，自然只有汉水（沔水）。因此，高后三年与高后八年发生的这两次洪灾，实际上仅影响汉水沿岸地区，与嘉陵江、长江干流无涉。从这两次洪灾影响的区域涉及汉中郡以下的汉水沿岸地区、冲淹人户总数超过2万户（如以西汉时每户五口计，冲淹人口当过10万）的情况看，这无疑是两次流量巨大的洪水。

　　考虑到这两次巨大洪水的发生地域在汉水流域，发生时间又在前186年武都大地震之后，甚至高后三年的大洪水距武都大地震的时间只有一年零四个月，而发生的原因又没有像后述汉文帝后三年（前161）的汉水洪灾一样与“大雨”之类的气候事件相关，这不能不让人思考大洪水与大地震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的逻辑联系——武都道大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或崩塌导致汉水上游形成堰塞湖，堰塞湖聚蓄一定的径流量后导致堰塞湖天然坝的部分垮塌，而堰塞湖天然坝的部分垮塌又导致汉水中下游沿岸发生洪水。于是，由大地震后汉水中下游发生的这两次巨大洪水事件，完全可以推断大地震后在今汉嘉分水岭之西曾形成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参见图5）而由上引文献的分析结果可知，堰塞湖第一次垮塌发生在大地震之后一年零四个月。那么，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堰塞湖能够聚蓄多大的径流量？按位于武都道大地震震中区今嘉陵江上游的陕西省略阳水文站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35.6亿立方米，【47】若以此为标准估计，聚蓄一年多径流量的这个堰塞湖，其蓄水量应该在50亿立方米以上。显然，蓄水量如此巨大的堰塞湖，其坝体的垮塌必然会造成古汉水汉中郡以下沿岸地区的巨大洪灾。好在今汉嘉分水岭一带地势较高，且堰塞物构成的天然坝体相当庞大、坚实，（参见图4）当时由此溢出的湖水自然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造成汉水中下游沿岸的重大洪灾次数也就不多。随着堰塞湖西南角古汉水与古潜水间溢流豁口的出现并扩大，古汉水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水路联系必然完全中断。

　　古汉水与古潜水间溢流豁口的出现，其时间很可能是在汉文帝时期。《汉书·五行志》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汉水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48】这次“汉水出”的直接原因，显然是由于秦岭一带长时间的持续降雨导致堰塞湖水位急剧上升。值得研究的是，此次“汉水出”的地点何在？从“汉水出”所导致的损失情况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来看，既与前述高后三年和高后八年洪灾“流四千余家”、“流六千余家”、“流万余家”的情况不同；也与同年的“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的情况不同，因为“流……家”之类的表述一般是指房屋与居民同时被洪水淹没，而这次洪水所造成的灾损情况居然能够把房屋损失情况与居民死亡情况分别开来，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不过，更让人吃惊的是，洪水冲毁“民室八千余所”，致死的居民却仅“三百余人”!也就是说损毁房屋的四万余人（以西汉时户均五口计）中，死亡者的比例只有0.75％——如此之低的洪灾死亡率，竟然发生在近2200年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奇迹？唯一合理的解释自然是，人们已经预知这次洪灾的到来且事先从房屋中撤离。否则，这样的“奇迹”绝然不会发生。

　　可是，在遥远的年代，人们何以能够对这次洪水进行相当程度的预警？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因为这次洪水在发生过程中受到特殊低洼地形的遏止而为下游河流沿岸人们的逃生赢得时间。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这处特殊低洼地形的位置应当与“汉水出”的位置相距不远。今嘉陵江上游流域是不是存在这样一处特殊地形？通过对古汉水上游流域历史文献记载的深入分析和今嘉陵江上游流域地形地貌条件的详细考察，笔者以为，接纳溢出古汉水（堰塞湖水）的这处特殊低洼地形，其位置极可能是在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镇附近。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对下面文献材料的分析。

　　在《水经注》中，有这样两处值得注意的文字：

　　1。潜水，盖汉水枝分潜出，故受其称耳。今爰有大穴，潜水入焉，通冈山下，西南潜出，谓之伏水，或以为古之潜水。郑玄曰：“汉别为潜，其穴本小，水积成泽，流与汉合，大禹自导汉疏通，即为西汉水也。故《书》曰‘沱潜既导’。”【49】

　　2。刘澄之云：有水从（阿）[沔]阳县【50】南至梓潼（郡）汉寿（县），入大穴，暗通冈山。郭景纯亦言是也。冈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泽，而流与汉合。【51】

　　汉时沔阳县，约治今陕西省勉县。汉寿县，为三国蜀汉时地名，治今四川省广元市。所谓“汉别为潜”、“汉水枝分潜出”，就是说的古汉水袭夺潜水河道南流。汉别为潜的位置当在今陕西省宁强县黑水口南的黑山梁子一带。黑山梁子一带海拔相对较低，且首当汉水南流之冲。1957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定的“引嘉济汉”方案，即选择此地作为引水高坝的坝址。【52】黑山梁子一带作为古汉水与古潜水之间相对低矮的分水岭，在晋宋时大概名叫“野牛（岭）”。【53】这一带在地质条件上属于奥陶系碧口群变质岩系，【54】主要由一套海相中深密质基性一酸性火山熔岩及碎屑岩夹少量沉积碎屑岩，向上逐渐过渡为夹较多沉积碎屑岩及硅质、白云质碳酸岩组成。【55】我们知道，火山熔岩、碎屑岩、碳酸岩等类岩体，在流水的侵蚀作用下，很容易形成重力崩塌。因此，当武都大地震阻断古汉水后，汉嘉分水岭以西堰塞湖的水位必定会慢慢抬升，当堰塞湖水位抬升到一定高度，湖水必然会从相对低矮的分水岭——野牛岭豁口漫溢，而野牛岭豁I：1的碳酸岩、碎屑岩、火山熔岩等类岩体，在强大水流的侵蚀作用下，会很快下切变大，并逐渐发育成新的河道。（参见图5）

　　所谓“冈山”，南北朝以前也叫做“葱岭山”，南北朝以降多称“龙门山”。【56】唐李吉甫云：“龙门山，在县东北八十二里，出好针乳……潜水，出县东北龙门山，《书》曰‘沱潜既导’是也。”【57】唐绵谷县即治今广元市。今广元市北川陕交界山体仍称龙门山，山体海拔多在l000—1500米之间；山北宁强阳平关镇附近是嘉陵江上游的一处宽谷，长约18千米、平均宽约2千米，谷底海拔不足600米，呈东北一西南走向。至于刘澄之所言“从（阿）[沔]阳县南至梓潼（郡）汉寿（县）”之河流，实际上就是作为古白水（今白龙江）支流的“潜水”，也就相当于今四川广元、陕西宁强境内的嘉陵江江段。“潜（水）”之名，早在前引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已出现，即郦氏所录“沱潜既导”。古文献中的所谓“潜水”，一般是指的该河有一段河道是地下伏流。由于今龙门山是在沉积了早二叠纪阳新统碳酸盐地层后再隆起的，因而，在流水作用下，龙门山一带多有喀斯特地形发育。【58】上引古文献中所谓“穴”、“伏流”、“针乳”之类，其实属于古人对喀斯特地貌的典型描述。

　　可见，古人关于冈山地区地貌情况的记载，与今龙门山地区的地质地貌情况是完全一致的。于是，把《水经注》中的这两处记载与其他相关资料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获得一点十分重要的认识：在北魏以前的“冈山”以北，也就是今龙门山北阳平关镇附近的宽谷地带，曾经因为古汉水上游堰塞湖水的漫溢、汇人而积水成为一个“大泽”。（参见图6）

　　在古汉水与古潜水之间的低矮分水岭野牛岭没有冲开之前，尽管“冈山穴小，本不容水”，但由于潜水上游流量不大，在冈山（龙门山）以北形成“大泽”的机会不多。【59】在古汉水与古白水支流潜水之间的低矮分水岭冲开之后，古汉水上游诸水几乎全部汇人潜水南流。由于潜水流量剧增，小小的冈山石穴自然泄水不及，不可避免会在冈山（龙门山）以北的阳平关谷地积水而成“大泽”。阳平关谷地的蓄洪量大约在18亿一36亿立方米左右，【60】是完全能够容纳从堰塞湖夺古潜水河道溢出的洪水的。不过，随着“大泽”聚集的巨大水能对冈山石穴的强烈溶蚀，冈山石穴必然又会由小变大，乃至最终崩塌，转伏流（地下河）而为地上河。上述《水经注》中的记载，实际上就是说的这样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似乎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其中可能加入些许人为的因素，例如所谓“大禹自导汉疏通”即是。应该说，正因为汉文帝后三年（前161）顺古潜水豁口冲出的汉水水头受到今阳平关附近的宽谷和高耸的龙门山的阻遏，才会出现“坏民室八千余所”而仅“杀三百余人”的“奇迹”——所死的三百余人或许只是措手不及的阳平关谷地中的居民，而阳平关谷地以下的古潜水一白水（今属嘉陵江中下游河段）沿岸居民受损的只是房屋，因冈山（龙门山）及其石穴对洪水的阻遏而贏得逃生的时间。

　　上述结论是通过结合地形地貌情况来分析文献资料而获得的。那么，阳平关谷地的考古资料能否支持这个结论？试看阳平关谷地目前发现的两处相关遗址的情况描述：

　　1.枣林坝古代居落遗址位于今宁强县千丘镇西南约l公里处枣林坝的二级台地上，北靠嘉陵江，南至阳广公路。东西约45米，南北宽约10米。台地表层有少量的陶瓷片。在距表层1米深处有大量汉代泥质灰陶片，以弦纹为主，蓝纹次之。在汉代文化层下3米深处有新石器时期的夹沙红陶及泥质红陶片。汉代文化层上遗有唐宋时期的瓷片。【61】

　　2.东汉子龙山遗址（阳平关镇阳平关火车站东北）位于子龙山上，面积约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一1.5米。采集有铜铁蒺藜、铜镞、“当王天命”文字瓦当及绳纹筒瓦、板瓦残片。1962年暴露土坑墓，出土陶俑、陶碗、陶杯等。【62】

　　由枣林坝古代居落遗址的位置靠近嘉陵江（古潜水）的情况可推知，在汉初，人们尚可居住于阳平关谷地的台地，而前161年汉水的大量南溢，使得该遗址被洪水淹没，导致汉唐之间的文化层缺失；一直到唐中期“大泽”泽水完全消退后（参见后文），人们又来到台地遗址一带居住，于是，才造成该遗址汉代文化层上直接出现唐宋时期的瓷片。正因为阳平关谷地西汉时代大部分时间为水覆盖，人们不能像汉初和今天一样下到谷底居住，作为“大泽”中位置绝佳的孤岛子龙山，自然也就成为当时人们选择居地的所在。（参见图6）可见，阳平关谷地附近的汉代遗址，完全能够佐证历史文献所反映的情况。

　　正是由于汉嘉分水岭堰塞湖南向从古潜水豁口溢流，《禹贡》、《山经》时代“东南流”的汉水也就一度变成为南流的“汉水”和东流的“东汉水”两条汉水。《汉书。地理志》有与汉水相关五条记载：

　　1.广汉郡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明入汉。”

　　2.武都郡河池县：“泉街水南至沮（县）入汉。”

　　3.武都郡武都县：“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

　　4.陇西郡西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

　　5.陇西郡氐道县：“《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63】

　　所谓自“江夏”（今湖北武汉）附近人江的“东汉水”即今汉江，而自“江州”（今重庆市主城区）附近人江的“汉水”则是今嘉陵江。至于“泉街水”，为今嘉陵江的正源；“养水”，当今嘉陵江上游的重要支流青泥河；“白水”，即今嘉陵江重要支流白龙江（下游）。“葭明”，或作葭萌，即今四川广元昭化镇。也就是说，西汉时代的汉水已经被一分为二。然而，在古汉水上游流域，是否存在让古汉水一分为二的地理条件？如果按照该区目前的地形情况，古汉水上游河道是不可能一分为二的。但是，由前论及图3、图4可知，在大地震造成的滑坡堵塞古汉水上游河道后，随着堰塞湖水位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东面因堰塞坝体的部分垮塌曾造成下游汉中、南阳等郡境汉水沿岸地带发生水灾，另一方面，南面因堰塞湖湖水自古潜水源头野牛岭豁口溢流而出现“汉别为潜”的现象。可见，在汉初大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古汉水上游确实是有过一分为二现象的。因此，《汉书·地理志》中与汉水相关的上述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发源白陇西郡西县《禹贡》嶓冢山西的汉水袭夺古潜水、白水，“东南至江州人江”的是汉水，而发源自武都郡武都县受氐道水，“过江夏”人江的就是东汉水。（参见图7）

四、汉水上游诸水南流时期（前161年至今）

　　武都大地震后古汉水上游虽然有过一分为二的现象，但时间当不很长。《汉书·地理志》中，先汉时期的古汉水中下游之所以被改称“东汉水”，而古潜水喧宾夺主继承先汉时期的“汉（水）”名称（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又改称“西汉水”，而东汉水终于恢复“汉水”之名），这进一步说明西汉时期古汉水上游与中下游（东汉水）之间的水路联系确实已经中断。否则，原来的汉水完全没有必要改称为“东汉水”。

　　古汉水中下游改称“东汉水”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前l61年后，因为汉嘉分水岭自然坝体一带的地势较高，古潜水豁口在强大水流冲蚀下的快速下切很容易导致堰塞湖水位急剧下降。从此，堰塞湖湖水当再没有机会漫过汉嘉分水岭。《汉书·地理志》所谓“东汉水受氐道水”，或是指前161年前的情况，或是指从龙门山断裂带裂隙渗出的泉流，因为，“氐道水”（养水）作为源自陇西郡氐道县的古汉水上游大支流，前161年堰塞湖水位开始下降后，不大可能再与东汉水在地表面联络起来。（参见图7）关于汉代古汉水上游与“东汉水”之间水路已完全中断的情况，通过《汉书·地理志》开始以沮水作为东汉水（沔水）的上源，【64】以及后述东汉时期武都太守虞诩从汉中往下辨（今甘肃成县）漕转谷布要取道沮县（约治今陕西略阳东沮水旁【65】）的事实，都可得到清楚的认识。

　　降至4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北魏时期（386—534），人们对古汉水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关系已经不甚清楚。其一，此前民间已开始流行“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的俗语。【66】这个“嶓冢（山）”，就是指的今汉王山一带。此前文献中的嶓冢山都是指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西汉水的发源地一带。从此开始，（东）汉水、西汉水的源地都有一个嶓冢山。时人之所以又在古汉水的中断处命名一个嶓冢山来作为“（东）汉水”的源地，大约是为让东、西中断的汉水名义上符合《尚书·禹贡》以来“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传统说法。而俗语的流行，说明在此之前嶓冢（山）一带的山水早已东西分流。其二，北魏前后在今汉江中源设置嶓冢县的行为，进一步强化时人以嶓冢山在今汉江中源的错觉。《魏书·地形志》载，时华阳郡有嶓冢县，县内“有嶓冢山，汉水出焉”。【67】北魏嶓冢县约治今陕西省宁强县北代家坝，（参见图5）因此，这个嶓冢山同样是指今汉王山一带。这说明当时西汉水河谷已下切很深，东、西汉水之间可能都看不出有过任何联系，更不用说汉嘉分水岭以西堰塞湖的存在。其三，作为北魏时人的郦道元，其《水经注·漾水》中对古汉水上游相关诸水的关系已模糊不清，甚至认为按当时的“地势源流所归，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即此推沔水无西人之理”。【68】可见由于当时东汉水（沔水）、西汉水之间分水岭的存在，就是作为古代地理学家的郦道元也看不出二者有沟通的可能性。

　　前161年后古汉水的南流，一方面导致东汉时古“天池大泽”的消失；另一方面，促成东汉以降嘉陵江水系的形成。

　　先说东汉时天池大泽的消失。

　　如前所论，汉初及其以前，关中平原与汉中、蜀地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依靠古汉水上游水道，即上文所谓“故道”。这样的结论，也可以得到《史记·河渠书》相关记载的支持。《河渠书》中提到汉武帝时欲通褒斜道以便自汉中漕运关中一事：

　　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69】

　　汉武帝时之所以要通褒斜道漕运，是因为以前多走的“故道”一线已变得崎远难行。但是，让人迷惑的是，既然“故道多阪，回远”，为什么此前秦蜀之间的交通又多选择该道？这说明，在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之前，故道一线的交通必定发生重大问题，否则，汉武帝不至于兴师动众“发数万人作褒斜道”。【70】笔者以为，故道的交通之所以出现大问题，就是因为古汉水上游与中下游（东汉水）之间的水路联系当时已经中断。例如，后来东汉中期虞诩任武都太守时，从古汉水中游的汉中郡（治今汉中市）发运谷布到上游的武都郡新治下辨县（治今甘肃成县），就已无法全程利用古汉水水道。于是，虞诩只能用水陆联运的办法运送谷布：先溯东汉水及其支流沮水把粮食水运到沮县，然后卸下再转陆路，经过长达百数十里且险峻难行的山道运输，把粮食送至武都道（旧武都县，仍治今略阳县城）的古汉水边后，重新装船，再溯古汉水及其支流养水（即古漾水，今青泥河）运抵目的地下辨。（参见图7）关于虞诩的漕运谷布的办法，《水经注·漾水》中有大体清楚的记载：

　　虞诩为（武都）郡漕谷布在沮。从沮县至下辨，山道险绝，水中多石，舟车不通，驴马负运，僦五致一。诩乃于沮受僦直，约自致之。即将吏民按行，皆烧石樵木，开漕船道。水运通利，岁省万计。【71】

　　《后汉书·虞诩传》所记与之略同：

　　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72】

　　由于虞诩利用武都郡境的古汉水漕运谷布需要“烧石翦木”，可以想见其时的古汉水上游水道已相当浅涩难行。而越往后，古汉水上游的水道条件似乎越差。例如汉灵帝建宁三年（170），李翕亦曾任武都太守，其时沮县至下辨间的郡境道路，“汉水逆让，稽滞商旅”，为“郡县所苦”，于是，凿山浚渎，修栈架桥，仍然是他任上的重要工作。【73】所谓“汉水逆让，稽滞商旅”，也就是说汉水不便交通的意思。

　　其实，前引《华阳国志·汉中志》只谓武都县“有天池泽”，而不再说“天池大泽”，也就意味着东汉以降古汉水上游的泽水可能已经基本消失，实在不能言“大”。东汉时期，武都郡治从武都县西移于下辨县，【74】究其原因，很可能主要是与天池大泽的水位下降相联系的：由于天池大泽泽水的逐渐降低，原建于大泽湖滨、生活与交通都很方便的武都县城，突然变成一座离汉水水面越来越远，生活、交通皆不方便的山顶孤城。而前述三国时期蜀武兴城之所以建于平地，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当时今略阳一带的古汉水水位已经很低、河岸有大片平地出露的结果。例如，在今略阳县城关镇的嘉陵江谷地，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遗址高台遗址即属于汉代遗址。【75】另一方面，应当也是为方便人们的生活、交通。也许正是由于三国蜀汉时武都县城出现别名“武兴”，【76】以及东汉时武都郡移治下辨县，加上《水经注。漾水》中的混乱记载和后来天池大泽的消失等几方面原因，致使后世学者在确定西汉武都县的位置时出现错误。

　　由于武都大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水位的抬升，必定会导致天池大泽水位的抬升并与之持平，（参见图3、图5）因而，堰塞湖的水位下降乃至湖泊水体消失，自然会给武都城南一度为高水位覆盖的河道壅塞物带来强大的冲力和拉力，这样，也就加快天池大泽的消失速度。如果没有武都大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与天池大泽连体，天池大泽可能不会在东汉时期就趋于消失。而天池大泽的消失，自然意味着武都城以上古（西）汉水河道的水位下降，河床淘深，基岩出露。这样的情况，不但对河流自身的航运条件造成直接阻碍，而且对原来与水运码头连接的陆路交通也造成间接影响。这应是导致东汉以降今陕西略阳以北的古汉水上游（嘉陵江上游）河段通航困难的根本原因。

　　次说东汉以降古汉水上游与古白水之间的水路联系逐渐建立及嘉陵江水系的形成。

　　尽管东汉时期虞诩、李翕先后整治过汉武都县北（武都一下辨间）的百余里古（西）汉水上游水道，但由于河床的不断下切，两地之间航道的维持时间可能并不长。比如，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57）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即以“粮尽退”。【77】诸葛亮这次北伐显然走的是故道一线。如果当时故道沿线的古汉水上游航运方便，北伐蜀军军粮的供应当不会成为太大问题。也许正是因为汉以后古汉水上游河道缺乏航运之便，以至于到唐中期，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严砺竟称嘉陵江（指兴州以北江段）的航运价值“昔之人莫得知也”。【78】唐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在嘉陵江边，而成州（治今甘肃成县）离嘉陵江上游水道也不太远，但当时两地的联系并不能走水路，而必须依赖崎岖难行的陆路。为便于向成州戍兵运送给养，严砺始兴功整治嘉陵江上游水道。据载，严砺的整治工程自长举县（治今陕西省略阳县西北西淮坝一带）之西，沿江而下，“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79】严砺是十足的贪残之徒，【80】然其整治嘉陵江上游水道的工程措施客观上还是值得肯定的。自此之后的唐宋时代，兴州以北的嘉陵江段航线即可延至长举以西。（参见图7）这是今略阳以北的古（西）汉水（嘉陵江）水道的情况。

　　略阳以南的嘉陵江水道变化主要出现在古潜水河段。一方面，在分水岭以西堰塞湖聚集的强大水能冲刷下，古汉水与古潜水之间的分水岭豁口会不断下切，并最终导致堰塞湖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在冈山（葱岭、龙门山）北“大泽”聚集的强大水能冲刷下，冈山石穴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大泽”的消失。于是，古汉水上游诸水（西汉水）全部经古潜水河道南流进入今四川盆地，与古白水（今白龙江）汇流而人长江。至此，今嘉陵江水系也就完全形成。关于此点，同样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

　　证据之一是今宁强阳平关镇古砖下发现的东汉初“朔宁王太后玺”金印。1954年因修建宝成铁路，在今宁强阳平关镇的古砖下发现“朔宁王太后玺”金印一颗（现存重庆三峡博物馆）。“朔宁王”是东汉初据有蜀地的公孙述加封据有天水、武都二郡的隗嚣的封号，由于隗嚣未曾人蜀，故此印很可能是隗嚣兵败后家属奔蜀途中遗落于今阳平关的。【81】这说明今阳平关镇附近东汉初年泽水已经消退。三国以降文献中出现的“关城”（今阳平关镇【82】）记载，如“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83】之类，也可以说明当时今阳平关镇附近已不为泽水覆盖。谷地东北部的阳平关一带地势较西南部一带要高，泽水最早消退是自然而然的。

　　证据之二是文献中有关冈山（葱岭、龙门山）石穴的变化。“龙门山”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当时存在的巨大石穴。刘宋刘澄之《梁州记》云：“葱岭有石穴，高数十丈，其状如门，俗号为龙门。”【84】《梁州记》的成书年代约在刘宋初年，书中的主要材料应出自刘宋初及其以前。【85】此间所谓石穴既然已“高数十丈”，当不会对古汉水南流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不过，从前录《水经注。漾水》所引刘澄之谓“冈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泽”的情况看，当时在石穴附近的谷地西南部应该还有大面积的泽水存在。事实上，至迟到唐初，情况似乎还没有明显变化。唐初所编《括地志》有云：“潜水一名复水，今名龙门水，源出利州绵谷县东龙门山大石穴下。”【86】唐初人既然仍以龙门山石穴作为潜水的发源地，一方面说明龙门山石穴还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龙门山（冈山）北的石穴口一带存在较大面积的泽水。

　　证据之三是冈山以北大泽的消失时间。随着龙门山石穴阻水障碍的冲蚀，龙门山北的“大泽”自然逃脱不了消失的命运。龙门山北泽水的完全消失时间，估计是在8世纪的唐中期。所以这么说，除前述宁强县千丘镇枣林坝古代居落遗址所呈现的汉唐文化层叠置情形，还有两方面的文献依据。

　　一是唐前期沈佺期（约656—714）《过蜀（道）龙门》诗中的有关描述：“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长窦亘五里，宛转复嵌空；伏湍煦潜石，瀑水生轮风；流水无昼夜，喷薄龙门中。”【87】由沈诗可知，此间龙门山北的大泽应已不存，因为沈诗中完全没有提及，但石穴（所谓“长窦”）仍然存在，尽管只剩下“五里”。【88】

　　二是唐中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关于“嘉陵江”的记载。虽然早在《汉书·地理志》中武都郡下已有“嘉陵道”（治约今甘肃西和西境）之名，后来嘉陵道以下部分河段也有“嘉陵水”之名，【89】但古汉水上游、古潜水二者开始通称“嘉陵水（江）”，则最早出现于《元和郡县图志》中，相关记载如下：

　　1.长举县（治今陕西略阳西北西淮坝一带）：“嘉陵水，去县南十里。”

　　2.顺政县（治今陕西略阳）：“嘉陵水，经县南，去县百步。”

　　3.金牛县（治今陕西宁强北代家坝）：“嘉陵江，经县西，去县三十里。”

　　4.绵谷县（治今四川广元）：“西汉水，一名嘉陵水，经县西，去县一里。”【90】

　　此外，由于唐绵谷县境内的古潜水成为嘉陵江的一段，于是，像汉以后命名新的“嶓冢山”一样，唐人也把县境发源于龙门山的一条嘉陵江小支流视为古潜水。【91】可见，名义上的嘉陵江水系到唐中期正式形成。（参见图8）

五、结论

　　综上所考，关于武都大地震与古汉水上游水系变迁的关系可归结如下。

　　其一，汉初以前（远古一前186），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的上游。由于古汉水上游河道壅塞，此间在今陕西略阳县城以上形成河道型的山间湖泊“天池大泽”。天池大泽的存在，使得先秦以至汉初的古汉水上游河道有航运之利，从而成为联系关中、汉中、蜀地之间的重要通道。

　　其二，西汉初年（前186）的武都道大地震，其震中约在今陕西略阳、宁强一带。武都道大地震造成今陕西宁强汉江中源汉嘉分水岭一带发生巨大的山体滑坡（崩塌）。山体滑坡一度阻断古汉水，并造成古汉水上游形成规模极为巨大的堰塞湖。堰塞湖天然坝体（汉嘉分水岭）的存在，导致古汉水上游与中下游水路交通从此中断。堰塞湖天然坝体先后于前185年、前180年出现部分崩塌，给古汉水中下游（今汉江）广大地区造成严重水灾。

　　其三，武都大地震发生25年后（前161），汉嘉分水岭以西堰塞湖水南向自古汉水与古白水（今白龙江）支流古潜水的分水岭野牛岭豁口漫溢而出，夺古潜水河道（今嘉陵江宁强、广元段）下泄。由于古潜水冈山（今龙门山）石穴（地下河）河段的阻遏，这次洪水给下游造成的人员损失并不严重，但下泄水流在今龙门山以北的阳平关谷地形成新的“大泽”。在堰塞湖水南向漫溢之初，古汉水上游河水一度出现东、南分流的局面。随着古汉水上游下泄通道河床的强烈下切，到2世纪东汉中期，汉嘉分水岭以西堰塞湖、天池大泽已趋于消失。

　　其四，由于龙门山石穴（地下河）的冲蚀变大，阳平关谷地泽水逐渐向西南收缩。东汉初年，阳平关附近一带泽水已经消退；降至约8世纪的唐中期，整个龙门山以北“大泽”完全消失。至此，嘉陵江（古潜水）“袭夺”古汉水上游的历史过程终于完成。

　　由上论可知，古白水（今白龙江）支流古潜水“袭夺”古汉水的过程，与经典河流袭夺理论相比，存在有很多不同。最本质的不同是：经典河流袭夺理论认为河流袭夺是“袭夺河”溯源侵蚀切割分水岭袭夺“被袭夺河”的结果，而古潜水“袭夺”古汉水的过程则明显是由武都大地震滑坡所造成的汉水上游河道堰塞湖（相当于“被袭夺河”）溢流侵蚀切割分水岭（黑山梁子），古潜水（相当于“袭夺河”）河道受流而形成今嘉陵江水系。因此，与其说是古潜水“袭夺”古汉水，不如说是古潜水因接受古汉水溢流而沟通为一体。图9是古潜水“袭夺”古汉水上游的历史过程在套人经典河流袭夺理论后的对比情况。

　　由图9可见，经典河流袭夺的理论，基本不能用来解释古潜水“袭夺”古汉水的具体历史过程。所谓嘉陵江袭夺古汉水，其实是由地震活动引起的大型山崩中断古汉水河道而迫使古汉水上游溢流改道所致。于是，可以进一步地认识到，在某些地震活动强烈的山地区域或大型滑坡多发区域，河流袭夺的主要动力可能不是来自河流的溯源侵蚀（headward erosion），而有可能是来自河道因滑坡中断后河水的溢流改道——或可称之为河流袭夺的溢流侵蚀（overflow erosion或overfall erosion）模式。

　　本文旨在为嘉陵江与汉江的关系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答案，希望有助于古汉水上游一带诸多历史谜题的破解，以及龙门山地震带附近历史地震活动情况的深入研究和河流袭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08BM08818）资助。由于古今水系的变迁，导致今嘉陵江，汉江上游流域的古今地名十分杂乱。为论述方便、清楚，正文中的古地名依原文，今地名与古地名容易混淆时，或在古地名前加“古”字，或在今地名前加“今”字。本文中“（古）汉水上游”与“（今）嘉陵江上游”的地理意义大体一致。本文承蒙三位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注释：

【1】参见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理学报》第22卷第4期，1956年，第295—323页。

【2】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4页。

【3】李健超：《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阳安铁路》，《地理知识》1978年第7期。

【4】今汉江陕西勉县以上有三源：北源沮水、中源漾水、南源玉带河。中源漾水虽然最短，但却是魏晋以降习惯上的汉水（江）正源。

【5】尽管上述论著中关于袭夺事件的发生并无准确的时间、地点判断，但还是有人做过一些大致的推测。例如，有人认为：西汉水为汉水之源“系古代实际情况。汉水上承西汉水处在今阳平关，六朝时遭地震，东西二汉始隔绝不通”。（《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漾水”条括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l982年，第285页）又有人认为：“嘉陵江在上古时代，上游略阳以上河段实为汉江江源，嘉陵江河源尚在略阳以下……在西汉时代，嘉陵江对汉江河源的袭夺业已完成。”（汪荣春主编：《嘉陵江志》，成都：四川省水利电力厅，1991年，第3—4页）还有人认为：“西汉水。在地质年代曾是汉江源头，后来由于四川盆地水系溯源侵蚀，切开西汉水与川水的分水岭，将汉江上游的西汉水袭夺为嘉陵江上游。”（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第23卷《水利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l998年）

【6】就笔者管见，除《华阳国志校注》（常璩撰，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l06页）肯定李健超说，上引《嘉陵江志》、《甘肃省志》肯定嘉陵江袭夺汉江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世的相关论著几无提及。

【7】参见顾颉刚：《禹贡注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l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0页。标点笔者略有改动，下同。

【8】《尚书·禹贡》中的“漾（水）”。即《山海经·西山经》中所称的“汤（或作阳）水”，（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l993年，第33页）《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中所称的“养水”，（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0页）《水经注·漾水》所称的“浊水”（白水），（郦道元原注，陈桥驿等注释：《水经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也就是唐以来的青泥河。“漾”、“汤”、“养”三字古音相同（皆为阳韵余纽）。今人多以今西汉水当漾水，误。今西汉水在《汉书·地理志》中也称“汉水”。参见下文。

【9】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33页。

【10】汉初及其以前的沔水，指今汉江上游河段和嘉陵江上游河段。汉初以后，沔水即指今汉江。唐颜师古云：“应劭曰：‘沔水出武都，东南人江。’如淳曰：‘此方人谓汉水为沔水。’师古曰：‘汉上曰沔。’”（《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97页）晋司马彪云：“沔水出东狼谷。”（《后汉书》志卷23《郡国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18页）东狼谷即今汉江北源沮水源地。

【11】顾颉刚：《禹贡注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第27页。

【12】自来学者皆释此“西倾”为西倾山，然于语法、地理皆不通，以至顾颉刚释《禹贡》时谓此西倾句“实在还值得研究”。（顾颉刚：《禹贡注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第27页）因古西倾山南北朝时写作“西强山”，故知倾、强古方音近同，而强（阳韵见纽）、羌（阳韵溪纽）上古音亦极近，故知上古倾、强、羌三字当可通假，以此，“西倾”疑为古代“西羌”之异写。如此理解，则此句相关的语法、地理之谜皆可冰释。参见周宏伟：《（禹贡>“西倾”即“西羌”考》（待刊）。

【13】郦道元考云：“然自西倾至葭萌（治今四川广元昭化），人于西汉，即郑玄之所谓潜水者也。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治今四川广元）界，沮、漾枝津，南历冈穴，迤逦而接汉。沿此人漾，《书》所谓浮潜而逾沔矣。”（郦道元原注，陈桥驿等注释：《水经注》卷36《桓水》，第549页。标点略有改动）郦氏所云近是。

【14】《汉书》卷1《高帝纪》：“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今陕西风翔）。雍王（章）邯迎击汉陈仓（今陕西宝鸡），雍兵败，还走。”（第31页）

【15】周宏伟：《五尺道即石牛道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第119—126页。

【16】《史记》卷5《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页。

【17】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l94页。

【18】周宏伟：《楚秦黔中郡新考》，《九州学林》2005年第1期（春季号）。第99—115页。

【19】《汉书》卷3《高后纪》，第96—97页。

【20】《汉书》卷27《五行志下》，第l457页。

【21】顾功叙主编：《中国地震目录（公元前l83l一公元1969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22】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公元前1177年一公元1982年）》，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l985年，第5页。

【23】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著：《中国历史地震图集（远古至元时期）》，北京：地图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