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竹百合

                      ——爱好文学

 父亲十几岁在邯钢工作时，遇到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冯玉宾先生。冯先生爱好文学，常有文字见诸报刊，家中藏书颇多，是那时少有的文化人。父亲跟冯先生的弟弟是工友，所以常去他家。在冯先生那里，父亲学到很多人生道理，还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本又一本名著，并最终在先生的鼓励下考取大学中文系。受冯先生影响，加之父亲的天赋和从小听戏的基础，成就了父亲对文学的爱好，而且这个爱好伴随父亲走过最艰难的那段岁月。

 父亲上得学不多，那年代温饱尚且不保，能借到的书也少之又少，幸亏得益于冯玉宾先生和大学的图书馆，才让父亲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知识。凭着文学青年的一腔激情，父亲大学时也试着投过稿，但笔功毕竟稚嫩，经历也很有限，终没有文字变成铅字。父亲毕业后分配去呼和浩特的一所中学教书，一门心思放在教学上，虽然教的是语文，但在写作上并无建树。再后来，文革风暴骤起，父亲被下放回乡，教书育人的权利也被剥夺，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没干过农活的父母，一切从头开始，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是自食其力的需要，也是思想改造的需要。

 如果说生活的困窘还好克服的话，那精神上的无所适从才是最难承受的煎熬。为了排解孤寂和压力，父亲找来一切可以找来的文学期刊阅读，断断续续看过诸如《收获》、《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等等。书看得多了，就有了写的冲动，就像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父亲重拾对文学的爱好，写一些小说、散文、诗词等，颂扬时代、记录乡邻、宣泄困惑、抒发感受。对于自己的创作，父亲精心修改，工工整整抄写在稿纸上，带着热情与希望寄出去，虽然往往是石沉大海，但有这样一份期冀支撑着，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了起来。想父亲那时是怎样的执着啊，矮矮的土坯房里，破旧的小桌旁，一盏如豆的煤油灯摇曳昏暗的光亮，夏天汗流满面，蚊虫肆虐，冬天衣衫单薄，哈气成霜。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伏案疾书，沉湎于文学世界里，把自己的情感付诸一个个方块字，与文字中的人物融为一体，或哭或笑，或喜或悲。那哪里仅仅是一篇习作啊，分明是一个心灵寄托的平台，一个释放自我的出口，人说文由心生，看来确实如此。

 父亲还写过一部《卫河支队》的电影剧本，据说都通过审核备投拍了，只因时值文革后期，什么都没真事儿，最后不了了之了。我上网查了，抗战时期还真有一支卫河支队，成立于1938年，开始是地方武装，1939年合并了鲁西北游击队和八路军临西工作团而编入正规军，名称仍为卫河支队。卫河支队主要活动在卫河两岸的冠县、馆陶、临清一带，正是老家那一片，早年馆陶就属于鲁西北，解放后才划归河北，我们村离卫河不过几里路，我们乡最东边的村子就在卫河边上。父亲的这个剧本，我恍惚记得上小学时看见过，还引以为骄傲地向小伙伴炫耀，只可惜那年头生活动荡，我们又几经搬家，没能幸运地保存下来。1975年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石家庄，乘坐203次快车后填过一首《沁园春二零三次快车赞》：“红日东升，露映朝霞，气象万千。看大寨红旗，迎风招展；大庆精神，遍及开滦。九号文件，金光闪闪，旅客高歌乘务员。二零三，革命列车，名不虚传。列车如此温暖，旧中国穷人出行难。恨鬼子蒋匪，横行霸道，贫苦农民，乘车无钱；步行月余，冒险闯关，天下乌鸦黑一般。东方红，时代的列车，飞驰向前！”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父亲还填过一首《忆秦娥欢庆十一大》：“喜讯传，八亿神州欢腾激。欢腾激，锣鼓阵阵，人流不息。公报字字金光闪，英明领袖高举旗。高举旗，抓纲治国，所向无敌。”这些诗词父亲都抄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大约有几十首，本子已拆散，封皮也不知所踪，所幸有那么几十页随我一路辗转保存着，至今完好地珍藏在书柜。近40年后再看这些已经褪色的文字，虽然平仄声韵并不那么严谨，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满腔的爱国情怀，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也许在别人眼里这不代表什么，但于我却是宝贵财富，因为它不仅凝聚了父亲的心血、倾注了父亲的情感，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一段历史的缩影。

    我遗传了父亲基因，从小就对文学情有独钟，虽然没从事与之有直接关联的工作，但这些年笔耕不辍，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20多万字。看见我的文字变成铅字，父亲一定是欣慰而骄傲的，他曾经把刊有我作品的杂志带回老家给乡亲们看就是例证。所以我前些年每每有文字发表，都把原版给父亲一份，现在我写这个《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系列，也是为了给父亲看。我曾经鼓励父亲写写回忆录，但他年岁大了，又不会电脑，写起来太费眼睛，何况有些陈年旧事回忆起来也未必都是愉快。像现在这样也蛮好，父亲讲，我来写，父女合作，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心中那份不灭的记忆、永恒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