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体”的政治意蕴
个人日记
“甄嬛体”的政治意蕴
郝庆军
首先应该申明的是,我对《甄嬛传》这部电视剧是持有保留态度的,甚至反感,尤其是它的价值观——对宫廷斗争和权力哲学的肆意渲染和缠绵膜拜,甚或达到病态程度;但这并不妨碍或降低我对这部剧的研究兴味,尤其是这部剧对当下中国的对照关系。它受到热捧,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权力至上与权威崇拜的社会无意识的一种折射,简单地说,它契合了中国人的某种心理和趣味。在这里,我想从这部剧颇有特色的对白台词,即所谓“甄嬛体”入手,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探究“甄嬛体”的发生及其蕴含的政治趣味。
一、何谓“甄嬛体”
所谓“甄嬛体”,是指电视剧《甄嬛传》中深处后宫的妃嫔们使用的一种对话语言,这些台词以所谓古色古香,古诗风韵而被广大观众效仿,风靡网络,也波及现实生活。“甄嬛体”在语言上比较考究,有人认为风格非常接近《红楼梦》。我倒觉得只是形似而已,但在遣词造句方面,确实颇用心思,大量借用古代典籍、唐宋诗词等,用得也倒贴切,观众也不觉隔膜,难怪受到许多年轻观众喜欢。
从修辞学来讲,它的遣词造句回环往复,曲折繁复,确实符合宫中人物的心理。因为当时人说话不能直白说,它的句式多用复句,很少简单一句话就完了,而且是多重复句,里面有假设复句,转折复句,条件复句,这个复句里面又有复句,整个绕来绕去就是表达说话者那种试探、疑惑,留有余地,多变心态,往往就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实际上宫廷斗争越复杂,话说出来越曲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甄嬛体”之所以有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就是因为它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比如第三十二集,太后劝说甄嬛不要因为失了孩子,怨恨皇上,是这样说的:“你年轻不经事,女人的容颜比树上的花凋得还快,一点也经不得老,老了再好的容颜都没了样子,想要回头谈何容易啊。这些日子,你只顾着自己的丧子之痛,你想过皇帝吗?若你没有想着皇帝,这次你没有了的只是个孩子,下一回便是你自己。”短短几句话,赋、比、兴都用上了,有劝诫,有埋怨,也有隐隐的威胁,更有多年宫中生活的经验之谈,这种台词含蕴丰富,意味深长,令人印象深刻。
再比如还是这一集中甄嬛见陵容因能歌善舞受到皇帝宠幸,评价道:“歌舞娱情,自然不比诗书乏味,再好的书读熟了也会撂开一边。就好比这把扇子,天热的时候握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一入了秋自然是碰也不愿碰了。”说的是艺术,谈的也是人性,更是宫廷冷暖和世态炎凉。
“甄嬛体”中多借景抒情的笔调,以物喻人,走的仍是古典诗词即景抒情,见物兴怀的老路,但是都是有所寄托,为剧中人物和情节服务,没有为情造物,无病呻吟的毛病。比如,甄嬛见到槿汐培植的菊花,感叹道:“宫中培植的菊花再名贵艳丽,到底是失了陶渊明所植菊花的清冷孤傲。”槿汐却提醒甄嬛不要太过清高,要注意人情世故,对甄嬛委婉说道:“风骨虽好,可是世人却不懂,装点这宫中的精致,大抵还是越鲜艳越好。”
这种对白,有韵味,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有一个陌生化的效果,他们感到新鲜,和以前白开水一样的纯生活化的电视剧台词不一样,“甄嬛体”句式复杂,夹杂诗词、文言,还有叠词、叠句,听起来环佩叮当,琅琅上口,非常有趣。
“甄嬛体”的流行也折射了一些社会意识,即人们对“不说人话”这种语言现象的接受和认同,是对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违心话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必然的心理反应。这是一种语言政治。
二、官腔是政治领域的“甄嬛体”
人类创造的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是人类意识的物质外壳。这是马克思语言学的精义,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很有用的钥匙。认识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人类活动的过程。语言的复杂性,不是自发的,而是复杂社会领域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人们所谓的“官腔”,其实是一种实用政治文体,在正大尊严的词语之下,其实隐含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党史上最有名的官腔莫过于林彪的“天才论”,那也是一场语言盛宴,但是,暗地里却险象环生,步步惊心。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期间,党的接班人林副主席主动要求讲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参见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
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称天才”事件。林彪是玩弄政治语言的高手。他不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称毛泽东天才,还让陈伯达印发了历史上恩格斯称马克思天才、列宁称恩格斯天才、斯大林称列宁天才、毛泽东称斯大林天才的材料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史上有之”、党内传统来为自己称毛泽东天才制造依据。天才论在庐山弥漫开来,许多人为林彪制造的语言幻象所蒙蔽,纷纷附和、称颂。
毛泽东是政治语言学的大师级人物,他对林彪突然称他为天才,先是感到惊奇,后来觉得不安。他说,林彪称我为天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林彪相当国家主席。紧接着,毛泽东发动了批判陈伯达的运动,先后逼迫林彪的几个亲信表态。第二年,毛泽东利用南巡的机会,到处找人谈话,讲中共党史上十次党的分裂活动,讲党内斗争,逼得林彪乱了阵脚,出逃后摔死。
高概说:“话语包括并生成着叙事”(让-克洛德·高概《话语符号学》,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说语言的述说背后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这些内容是由一个个叙事组成的。林彪“称天才”绝不意味着他认为毛泽东真的是天才,而暴露了他背后的一系列行动。语言的丰富性和有限性是一致的,它无法完全掩盖它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和行为,而修辞学和语言分析学,为解读和破开语言迷障提供了可能,并得到某处程度的实现。
政治领域的语言并不都是官腔,有些精准的表达和含蓄的指称丰富着人类的认知,也丰富着人类的语言。官腔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类语言的代称,犹如“甄嬛体”并不是一种不良语言,它是中国现实社会某种心理的曲折反应。“甄嬛体”发端于电视荧屏,火爆于网络,被到处戏仿,便成为一种狂欢和某种社会压力的释放,它的政治学意义便被消解,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朵浪花。
三、文艺腔和学术腔是文化领域的“甄嬛体”
前几年,《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大批特批“文艺腔”,我不太了解他们的意图,以为他们太过小题大做,对着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开刀,冷嘲热讽,算什么本事?但是看了《甄嬛传》之后,方才明白,敢情他们批评的并非是文艺界,而是批评一种思维方式,否定一种对待世界的看法。
“甄嬛体”的本质是“不说人话”。本来可以直接说的内容,非要绕来绕去,指东打西,绵里藏针,夹枪带棒。这本来是宫廷生活方式的曲折表达;如果你直不楞通,傻大粗黑,开口见喉咙,必然会说你没修养,没品位,没眼力见。也就是说,在宫中说话,不如此不成。这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语言。但是这种语言方式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宫廷人心险恶,处处地雷,你需要千倍小心,百倍提防,才能保住性命,获得上位。所以,说话的人都是留着余地,吞吐自如,那句式自然婉转曲折,那语言自然拐弯抹角,那口气自然轻声慢语,那神态自然攻防顾盼。“甄嬛体”表达的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存困境,一种人格形式。
“文艺腔”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及物”,不接触真实的社会现实,不正视血淋漓的生存状况。那是一种病态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它隔着一层纸,隔着虚幻,隔着先入为主的偏见看问题,开药方。所以,文艺腔看不到真问题,开不出对症的好药方。尤其是被上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文学”启蒙的一代,永远走不出虚幻的文艺氛围,读过几本西方名著,写过几篇破烂文章,自觉怀抱利器,特别自以为是,有点小才气,会点小感伤,懂点风花雪月,满怀凌云壮志。但是一接触社会具体的东西,满嘴跑火车,顺嘴胡咧咧。如果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在小圈子孤芳自赏也就罢了,许多握有重器的党政官员,如果满嘴文艺腔,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象,真的会误国误民。所以,宋晓军说,大时代与大目标不需要“文艺腔”;王小东说,“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黄纪苏说,“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不说人话的“甄嬛体”蔓延到学界,可能就是“学术腔”了。这几年,许多人都明白过来了,原来我们之前奉若神明的“学术规范”原来是一种新八股。比如一篇论文需要引用多少本书,多少材料,多少原始材料,用原始报刊比用结集出版的材料要好,用西方文献要比用中国文献显得有学问;再比如,写论文要有一个理论框架,有一个大的说法,用一个大的概念,最好是西方的概念比较洋派;更深一点的是要懂得翻资料,或者资料翻新,把新资料做旧,像潘家园市场里的假古董,然后就是比拼征引文献的数量。大量的注释,注释里面套有注释,一篇8000字的文章,最好不少于80条征引文献,那叫做学问。至于有何重大发现,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显得博通,有学问。前段时间,一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专著,被爆出引用率达百分之七十,有抄袭之嫌。虽然也都已经注明出处,但是由于抄引过多,使得这部著作的学术创新性大打折扣。
过度抄引的后果是真知灼见稀薄,而缺少洞见的文章要让人觉得有学问,那就得拜托“学术腔”了。学术腔除了“绕”之外,就是用新词,用学术大话吓人,用西方术语唬人。有时候,你觉得学术腔是一种幼稚之举,其实不然。一些老先生追逐时尚的能力也让你咂舌。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这种腔调的社会学基础了。“甄嬛体”的形成是宫廷生活和宫廷文化的外化使然,学术腔其实是中国文化西强我弱的总态势的集中体现。精神侏儒能产生什么样的学术作品,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文艺腔和学术腔的症候是一致的,都是文化自信的缺失。瞒与骗的文艺和学术是永远也不能立足的,不管你得了什么奖。“甄嬛体”是腐烂的宫廷文化的表征,文艺腔和学术腔是缺乏文化自信和民族自立精神的中国知识界的典型反映。
四、“甄嬛体”的政治意蕴
进一步追问的是,是什么力量使得“甄嬛体”成为一种流行的语言模式,它只是好玩么?它只是网友之间调侃的话语形式么?如果还有深意,那将是什么?下面简单梳理成几个问题以期探究一下它的政治意蕴。
其一,“人皆甄嬛”,这种普遍认同感从何而来?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的电视剧,迎合大众文化心理以期高的收视率是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甄嬛传》达到了它的预期,高收视率使得投资方获得丰厚的回报,而甄嬛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一种叫做“人人是甄嬛”的社会认同感在观众中弥漫开来。甄嬛是被迫入宫的,她无意于宫廷斗争,但是形势逼人,在那种环境中,不得不入乡随俗,运用各种手段,搞起了各种残酷的宫斗。许多观众,尤其是出于各类职场的青年观众,从甄嬛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逼真的情境,相似的际遇,情感的认同,给人深深地代入感。
宫廷即职场,甄嬛就是我。我要上位,我要奋斗,我要成功,但是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前有华妃,后又皇后,周围还有安陵容、富察贵人那样的难以对付的角色,还要处理爱情、友情、亲情的关系,更要处心积虑地讨好和逢迎自己的老板——皇上。这些问题无疑为当代青年观众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代入空间,社会人的角色在《甄嬛传》中处处体现,那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练习场。所以,当许多人以“甄嬛体”彼此调侃的时候,他(或她)脑子里呈现的是否是一种职场训练,也是犹未可知的。
其二“宫斗”中弥漫的斗争哲学,如何得到人们的重新认可?过去强调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耳熟能详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都其乐无穷”等斗争哲学,因阶级斗争理论的破产成为过去,但是却在三十多年后重新出现在电视荧屏的“宫斗剧”中,这是否是另一种“历史的回旋”呢?值得警惕的是,斗争哲学虽然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悄然无声地滑入了日常生活,尤其是当代职场生活的竞争压力和经济环境的日益逼仄,金钱、地位、欲望的膨胀化,人们对保住饭碗和力争上位的意识更加明朗。中西结合的斗争哲学便从地底下冒上来,各类厚黑学、职场心经和五花八门的成功学,大摇大摆地摆在书店地摊,包围着人们的生活,干扰着青年人的心情。而“宫斗剧”让这种斗争哲学形象化,艺术化,合法化。
现实是最大、最长、永无结尾的一部宫斗剧。九曲回环的“甄嬛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套用张爱玲的说法,“甄嬛体”是丑陋人性外面包裹的一袭华丽的衣裙,上面爬满了虱子。且看,华妃之死一场,那一场戏可以说图穷匕见,那对白可不是什么“甄嬛体”,那话语没有任何修饰,全是刻毒与阴狠的较量,一切的温文尔雅,所有的繁文缛节,统统不见了。甄嬛说出了皇帝派人打掉华妃腹中的胎儿,并给她配了致其永远不能怀孕的欢宜香,华妃惊问为什么。甄嬛平静答道:“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他不会让你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华人猛然醒悟,高呼一句“皇上,你害的世兰好苦啊”,便撞死在甄嬛的面前。
其三,尊卑贵贱与宿命意识,为什么又被重新包装后到处贩卖?宫廷是个等级森严的所在,即便都是皇帝的女人,也有妃、嫔、贵人、答应、常在等级别,每上一个台阶,都会付出巨大的劳动和心计。那里也讲究出身和门第,也查你的三代。出身卑微,即便多么出色,也难有出头之日。安陵容父亲是个小县令,尽遭别人白眼,幸亏有一副美妙的歌喉,才得到皇帝欢心,但最后下场凄惨。我说这部剧的价值观有问题,就在这里——它不仅宣扬了斗争哲学,还传递了腐朽的门第和宿命观念。但它表现的又是这么真实,这么有现实针对性。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观察那些古色古香的“甄嬛体”对白,你猛然发现,那些美妙的诗词歌赋,那些适合吟唱的风花雪月,那些翩翩飞舞的鸳鸯蝴蝶,都有一股陈腐的怪味,那些美丽青春的身影都葬送在那些朗朗上口的道白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古风古韵的“甄嬛体”,犹如一个牢笼,囚禁了那些青春女子。它是等级制度和封建枷锁的象征,虽然华丽,令人着迷,却腐朽没落,是一味致幻的麻药。
(原刊载《艺术评论》2012年第9期,恢复了登载时删去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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