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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脱亚论》的平民福泽谕吉被印在日本的纸币上

作者：张清一

来源：公众号“张清一”

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日本基本上人人都知道他；他就是日本的福泽谕吉，是日本人心中的英雄：但他却没有赫赫之战功，只是一介书生；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办了一个私塾。他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地位，只是一个平民，终身未仕：他的头像被日本人印在一万元的日币上来纪念；仅仅因为他是日本教育家，是日本走向现代文明的思想启蒙者，探索者，开创者，呼吁者。他被视为日本现代化启蒙的导师，获得了全体日本人的尊重；因为他的努力结果，是让日本国民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因此他也赢得了日本人，乃至世界范围内教育界和非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尊重。

一个把自己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普通平民印在纸币上的国家，与另一个把“摧毁和破坏世界”看做是“伟大的事业”，把革命家，战争英雄，政治家头像印在纸币上加以推崇的国家，我相信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会是很不一样的。崇尚建设和文明的民族，与崇尚破坏和反智的民族，他们的“国运”也显然会是不一样的。

他写的《脱亚论》，宣告了日本民族不再愿意与愚昧无知而又骄傲自大的中国人（日人称为支那人）为伍。他没有邀名，假装“温柔慈悲”，“宽容大爱”，而是不怕被人骂“愤青”，态度坚决地对日本说不！他严厉地批评当时日本的“国家体制教育系统”----儒教主义的弊端。他批判这种儒教教育是：“留恋陈规旧习之情。。。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我发现他骂儒教的言辞，可比我凶多了；起码我还文绉绉的“理性分析批判反思求证”。我发现他的确看到了中华儒家教育的本质---虚饰外表，忽视“真理和事实”的根本缺陷。

他不仅这样“思考”，“呼吁”，而且“行动”了。他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学习西方文明的“洋私塾”，因此他成为了“日本近代启蒙教育之父”。这在当时日本完全模仿中国文化，一直崇尚【四书五经】教育模式的私塾教育传统看来，他是绝对的离经叛道行为。他的私塾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学堂，很难得到当时日本社会主流的承认。

他开始只是一个“家塾”，是为了教育子女和家族内子弟的，但是很多日本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也选择了迎接新文明，放弃了科举和儒教名位的追求，把子弟送到他的“家塾”教育，学习符合世界标准的经世致用之道。因此他的“家塾”就快速地扩大，对社会开放，成为“学塾”。福泽谕吉教学极为勤奋，即使面临战争也没有停息。福泽谕吉说：“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这句话诸位只看了他的豪迈和孤傲，却不知其中的艰辛和无奈。你完全可以想象这就意味着当时他这所学堂在“儒家传统体制教育体系”下极端的“孤立”程度，几乎就是日本“唯一”的一盏灯，在文化愚昧黑暗的日本国内唯一的一盏科学和理性之光。即使如此孤独无助，淹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依然乐观地相信----自己的学堂才真正代表了文明和文化，代表了未来日本国教育的走向。他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文明之光，他孤独地坚守这座文明先行者的航标灯。这一守，就是32年。

他的学堂名字叫做“庆应义塾”，1858年成立后，直到1890年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成为了【庆应义塾大学】，这个时期长达32年，很难相信有人会这样不被官方承认，却长期地坚持办学。这是日本第一所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大学。今天，她与【早稻田大学】一起，称为日本的“私学双雄”，影响力仅次于国立的【东京大学】，培养出了日本大量的人才，包括多名日本首相如小泉等政要在内，更多的是日本的企业界领袖人才。

福泽谕吉开创了日本的“文明启蒙教育”，让日本从中华儒教教育愚昧的“文化酱缸中”爬了出来，走上了尊重事实，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现代文明之路。

他的【脱亚论】，是一份正式宣告日本脱离中华儒家文化传统的宣言书；本文发表后引起全国的震荡。当然，他本人自然要遭遇守旧派人士如潮水一般的攻击。但是他以顽强的态度，坚持自己“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他认为学者就是要做一只“雁奴”，就是大雁群休息时候的哨兵，随时发出警告的声音。大家都可以睡，但是雁奴不能睡，必须警觉外界的一切危险。

最值得钦佩的是：福泽谕吉坚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拒绝成为政府官员：当时的明治维新政府大力招揽懂得西方文化的新式人才入阁，由于福泽谕吉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多次招请他入阁，但是他坚持拒绝进入仕途，坚持了一生的“平民身份”，捍卫他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避免他的教育立场受到官场和政府的牵制。

幸亏当时的日本维新政府正好锐意改革，不像大清政府一样腐败，也没有去打击他的学堂，否则他如此“不给政府面子”，不说支持，起码没有去“取缔”庆应学塾。福泽谕吉如果当时生在大清国，敢如此“学术独立，自由意志”？敢违背圣意？别说让你办学了，恐怕人早就“推到菜市口问斩”了。

其实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优秀的儿女，只是我们这个民族，总喜欢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上断头台，或者把他们逼进深山隐居；同时我们民族最喜欢把阴谋家，战争英雄等推上台来统治自己。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样做，因此我们的历史故事都演得很精彩，也很悲壮。

日本与中华儒教文化这种思想层次上的分离断奶，就导致了在物质世界可见层面上与“中国故主”的强烈分离。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大清国，终于被自己的无知，愚昧，狂妄，以及自以为是击垮，一下子就变成了“贫穷，落后，弱小，可怜”，到处被人欺负的“悲惨的旧中国”。而原来真的很贫穷，很落后的日本小国，却通过教育的成功，成为了今天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

一般来说，教育是一项需要寂寞守候的事业；教育的成果，需要30年才能看到。假使中国今天愿意彻底改革教育的话，也需要30年后，才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一旦教育成功，就可以坐享数百年的利益。当年的德国威廉皇帝建立国民普及教育体系的时候，是这样的结果；当年“因为贫穷，所以不能不做教育”的德国，仅仅30年后就成功地成为世界强国和霸主，国力的强盛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也是这样的例子。仅仅30年后，就在全世界面前“崛起”了。

福泽谕吉的维新启蒙教育开展三十多年后，1894年，自强自立的“小日本”就轻易击败了当时最富裕，也最傲慢自大的“大中国”；击垮了比日本“强大”得多的北洋舰队。这次战争其实是大清国自找的，自以为强大无敌去欺负别人。战前其实日本也有分歧，大多数人都觉得不敢与强大的中国对抗，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判断中国舰队虽然比日本强大，但是人员素质不高，日本还是有赢的机会（这些精英也没有想到一定会赢）。但是日本民众的强悍精神，即使死亡也愿意积极参战，反抗中国对日本一贯的霸道行为，“以大欺小”的耻辱，这种强烈的荣誉感，敢于牺牲的武士道精神，支持了日本参战。

日本此战却意外的顺利，“强大的”大清无敌舰队没想到一触即溃。日本的强大，其实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质提升的结果，这些东西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东西。日本政府通过这次决定性的战争，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处，“素质教育”的好处；也就更加坚定了“脱亚入欧”之路；甲午海战后大清国的赔款，日本全部用于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建设，而不是用于日本政府“庆胜纪念典礼”以及“三公消费”。如此重视基础教育，因此至今日本的国民教育体系，是全世界公认最完善的，教育效果最好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当年全世界最富裕的中国人，出钱帮助日本建立了全世界最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在日本人前进的路上，中国人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

实际上，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耶鲁大学的建立，也是用“中国人的钱”。当时建校时学校什么都没有，不过东印度公司的耶鲁先生正好从中国赚了一笔钱，把这些钱（不到一千磅）捐给了大学，建设了校园，才成为了现在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之一。今天“钱多人傻”的中国人，可能也正在把大把的金钱来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教育呢。我们真是全世界最“无私”的民族了，愿意做全世界的绵羊。

甲午之战后，借教育的成功，日本快速地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甲午战争后没几年，它又与俄国开战，击败了“西方列强”俄国。第一次作为东方民族，居然击败了西方民族，这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结果。此战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让西方人对于“东方民族”弱小无能，很瞧不起的观点大大改变，不过他们只是对日本改变了看法。对中国等国家，继续瞧不起。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让人瞧得起的事情，当时正忙着自相残杀呢。

后面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快速强大起来的日本，不仅仅横扫亚洲各国；连西方列强英国，法国，澳洲国等，也在日本人的打击下溃不成军，连美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吃了大亏。只是日本的资源太贫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拖累，不然，日本几乎打下了半个地球。

二战失败后，日本人把原本投入战争的高素质民众，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日本战后仅仅二十年就快速地崛起，以一个小小的岛国，中国一个省的国土面积，居然很快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以面积算起来，其实是日本第一，远远超过美国。而“日本人”作为一个东方民族，虽然犯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却被西方社会广泛地接纳。不像中国人，与两百年前一样，一直被西方人内心里鄙视和疏远；即使今天中国人拿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尊重---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尊重自己。我们花钱只买来了面子----以及西人更大的鄙视。

中国人有很完善的历史记录，却很少对历史进行真正的反省。因此我们根本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儒教纲常教育让我们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我们往往以为倒退就是最好的前进（这是儒家复古思想的后望式思维特征）。比如对于日本150年前就坚决抛弃掉的“儒教主义教育体系”，今天却被很多国人们当宝贝捡起来，以为是对目前体制教育失败的“最佳应对方案”，可以用来“拯救中国教育失败”的最后救命稻草；甚至还有自封的国学大师们，把儒教夸大为“拯救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使命！这真的可能吗？这种眼界与福泽谕吉相比，不知落后了多少年了。我们真的能够退回到一千年前吗？即使是“汉唐盛世”？

我对此表示怀疑。可惜，国民居然有很多对此举叫好，而且叫座，甚至以为我们今天已经是超越汉唐的盛世了。我们的国民到底脑子怎么了？

我想：真要做教育，是不是该多多学习前辈的经验和教训？德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教育成功，是否也可以借鉴？当然，如果您认为英国的精英教育，法国的思维教育都很成功，为什么不好好借鉴他们？总是抱着几句古人圣贤说的话不放，眼界局限于几本古书，特别是【四书五经】这样的“皇家官方教材”，以为这些就是您教育的全部内容。这种原始观念，是不是太狭隘了一点？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才，如何能与世界共舞呢？

如果150年前，当时作为全世界最富裕，最有钱的庞大国家，对于中国人用【四书五经】，圣贤思想认真教育出来的，当时“很有钱，很有文化”的中国人，都根本得不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认同。别说被西方强国，文明国家歧视了；甚至于当时又弱小，又贫穷，“以中华文化马首是瞻”，一向当中华人跟屁虫的小国家日本，都深深地感到“耻于与中国人为伍”的压力，要急急忙忙地向世界公开宣布：“我们跟中国人不一样”，认真强调：“我们不是卑屈而没有羞耻感的中华人，我们是勇敢而有荣誉和责任感的，懂得文明的日本人”。

好了，既然如此：今天您用什么样的超级逻辑思维能力和理性判断，能够推导出来这样的结论：只要今天“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都学了【四书五经】，接上“文化断层”之后，就能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就能够被全世界人民接纳了？

——清一题记。

福泽谕吉

附：福泽谕吉：《脱亚论》

刊于日本《时事新报》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林思云译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张清一声明：特别感谢日本金谷让先生提供《脱亚论》原文，并对拙译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