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狂狷的民国大师们
个人日记
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
刘文典
民国时代,战乱频仍,山河破碎,但是在文化界,却有一个现象至今让我们充满神往:一大批文学家、文史学家群星璀璨,他们不仅仅一个个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而且性格狷介浪漫丝毫不让魏晋。
刘文典自然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
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本人。这话可以与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才高八斗”论相媲美。当年的谢灵运也是心高气傲的人,他写的诗艺术性很强,尤其注意形式美,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诗篇一传出来,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很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特地将他召回京都任职,并把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二宝”,常常要他边侍宴,边写诗作文。一直自命不凡的谢灵运受到这种礼遇后,更加狂妄自大。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其中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一斗。”两人的高傲简直如出一辙啊!
刘先生最经典的怪诞故事发生在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期。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来安庆视察。蒋介石看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不高兴地反问:“你就是蒋介石吗?”蒋介石命令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非常气愤,严厉指责刘文典没有尽到管束学生的责任。刘文典毫不退让地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是军阀!”奋勇扑上来要打蒋介石。被拉开以后,蒋介石不得不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一直研究古典文学的刘文典最瞧不起新文学运动。因此,因为新文学白话小说的成就驰名国内被聘任为教授的沈从文,遭到刘文典的公开侮辱和蔑视。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并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昆明遭日军空袭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陈寅恪向防空洞奔跑,看到沈从文也匆匆地跑,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幸亏年轻的沈从文很有涵养,不与他计较,假装没有听见地赶快躲开,不然,他恐怕是免不了年轻人的一顿拳脚的。
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决定将刘文典解聘。因为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原因是他喜欢抽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当地的朋友知道他的爱好,就邀请这位大学者去。他自作主张地一口应承,只跟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课程走了,而且乐而忘返,一去半年不回。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还要求校方给他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影响很坏,深为师生诟病。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熊十力更是一个十足的怪异大师。《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哲学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他重建儒学,是新儒家的实际开山人物。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熊十力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这个时候的熊十力,还是叫原来的名字熊子真。1924年,熊子真在北大讲唯识学的过程中,对从玄奘到欧阳竟无的旧唯识学产生了怀疑,开始草创《新唯识论》。为表明他自创新说、扬弃旧学的勇气和决心,他为自己更名“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随着他在哲学界的名气越来越大,“熊十力”这个名字就逐渐传扬开来,而他的本名“熊子真”则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一般来说,学术上的分歧,演变为人身攻击,并结下仇怨的事是很多的。但是,熊十力不同。1919年,梁漱溟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十力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熊十力到京,借居广济寺内,两人遂得把握快谈并从此成为莫逆好友。
熊十力在北大任教期间,常与小说家废名探讨佛经理论,两人经常意见不合,争得唾沫星子乱飞火花四溅。一次,两人又吵成一团,互飙国骂。废名说:“哥代表佛,你娃反对哥就是反对佛!”熊十力几乎动用海豚音:“放屁,哥才代表佛,你娃才是反对佛!你全家都反对佛!”。过了一会儿,外人听到里面没声音了,赶紧跑去看,发现十力菩萨变成了怒目金刚!俩老小孩扭成一团,正互卡脖子。众人将他二人拉开,正劝时,十力扑上前去,对废名施以老拳,结果废名回击的火力更猛,熊十力抵挡不住,拔腿落荒而逃。
在《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他的作者署名用的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后来,他干脆公开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纷纷对其怒目而视,而他本人却不以为然。
蒋介石过50岁生日,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为老蒋祝寿。熊十力驾到后,大剌剌地坐上正席,胡吃海喝。席间,众高官显贵轮流吟诗作对,为老蒋唱赞歌。轮到熊十力时,他拿起笔来瞅了两眼老蒋的光头,边写边叽歪:“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蔑梳子,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头!”涂完这首怪诗,熊十力提前裤带,佯装尿急,以磁悬浮列车速度“闪人”。蒋介石为此差点休克。
在民国时期,熊十力有一个白天打灯笼的故事广为流传。他有一个在国民政府内任高官的学生请他赴宴。当天本来晴天朗日,但是熊十力却打着灯笼来到酒楼。学生感到很奇怪,问:“先生,您何故白日打灯笼?”熊十力顺手将灯笼递给学生说:“天下暗无天日,一片漆黑,岂能不白日掌灯?”众皆愕然。
解放以后,他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每一次到北京开会,他都事先说明:我保证“三到”(开幕、闭幕、照像),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梁漱溟是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一生著作宏富,为国为民,为人敬仰。而他平日的行为方式,个性品格,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若无其事”的从容和达观态度,同样让人津津乐道。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遭遇日寇轰炸。当时正在重庆的梁漱溟赶上了。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防空洞,但是,梁漱溟先生没有跑。此时正在房间里读书的梁先生,平静地把一张藤圈椅搬到学校的操场上,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阅读。日本飞机来了,到处是爆炸声,但是,梁先生始终没有动,仿佛一切如常。
当其他人躲警报回来,发现操场上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的梁先生,手拿一本书正在认真阅读,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从他衣服上的尘土中,从他一丝不苟的阅读神情中,看到了正处为难之中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灵魂。
这件事当时在重庆以致全国都引起极大的轰动,大家从梁漱溟的行为中,不仅仅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对于自己面临危难之际的“若无其事”,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虽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但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原因是再清楚不过了,梁先生之所以能够临大事“若无其事”,因为梁先生“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他的心中装着的是天下。众所周知,梁先生一生都在为国家民族殚精竭虑,自14岁开始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自己的淡定,他进一步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国家还有那么重要的工作要他来完成,所以梁先生坚信自己不会有事,所以,即便是日本飞机轰炸,上天也会保佑他。对于这样的自信,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寅恪
曾经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执教一生的陈寅恪学问博大精深,可是,他却对于拿学历文凭却深恶痛绝。在日本、美国、欧洲留学多年,学贯中西,但是从未拿过一个学位和文凭。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闻一多
激情诗人闻一多在课堂上吸烟也是那个时代很出名的一个逸闻故事。他的学生回忆恩师: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先生讲楚辞,为了增加浪漫的氛围,他特别把白天的课推迟到晚上。在朦胧的灯光中,先生模仿者屈原的模样,身着黑色长袍,飘然进入教室,然后掏出烟盒,向学生笑着问:“那位吸烟?”徒弟们自然没有人敢接先生的这个话的,都笑而不语。先生就微笑着自己点上一支烟先猛吸一口,然后打开毛边纸笔记本,在烟雾缭绕中用诗人朗诵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真士。”
胡适先生是民国众多大师中顶尖的,他做学问毫不含糊,治学也已严谨著名。但是一个戒烟问题却解决不了。因为屡戒屡吸,1912年10月2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志之以自警。”他还抄录了两句名人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使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演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发生之前阻止它(吉勃林)。”“在真理与谬误的冲突之中,个人和国家都要面对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从善还是为恶,一定要在此刻进行抉择(罗维)。”同时还写道:“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汝乃自认为懦夫耶?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
胡适
即使写下了这样的狠话,胡适的戒烟还是没有成功。后来,他又在日记中痛下决心戒烟:“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口,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
最终,学富五车的一代大师胡适先生终于也没有戒烟成功。
1926年农历7月7,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新郎是诗人徐志摩,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在婚礼上,梁启超的征婚词别具一格,彰显出这位大学者的狷介性格。他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
在人家的婚礼上,做这样的征婚词,大约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得一见了。
民国时代,这些大师巨匠,这样的浪漫性情,这样的狷介性格,今天都成为了我们难得一见的人生风景,也成为了我们仰望钦佩的大家风范。
来源:共识网,作者:鲁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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