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骊珠

  
 
秋菊图  陈淳 

      一、躬耕陇亩的隐士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平淡无奇，不但没有垂名青史的功业建树，而且没有激动人心的复杂经历。他曾做过几任小官，后来便在家乡寻阳隐居终老。他留下的作品只有120多首诗歌和12篇辞赋、散文，这些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受到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苏东坡是才华横溢的天才，却认为李白、杜甫都不如陶渊明，并且“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子由书》）。辛弃疾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却对陶渊明极表敬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清代龚自珍甚至说:“渊明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舟中读陶》）一位终生隐居的穷苦读书人，竟会与功盖三分国的诸葛卧龙一样雄豪?陶渊明故居的平常松菊竟会成为万古高标的象征?让我们从他的生平说起。
 　 陶渊明在《晋书》、《宋书》、《南史》中皆有传，此外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陶渊明于东晋兴宁三年（365）生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宋元嘉四年（427）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三岁。他在东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入宋后生活了七年，其生平正当晋宋之际的乱世。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身为东晋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赠大司马。陶侃是东晋的重臣，为稳定东晋政权立有大功，功勋和地位并不亚于王导、谢安，但是他本是南方的溪族，年轻时曾打鱼为生。在那个特别看重门第的社会里，陶侃虽居高位，仍不免被出身贵族的温峤骂为“溪狗”。陶侃身后不久，其家族就衰微了。以至于连陶渊明的祖、父叫什么名字，现已不很清楚。陶渊明虽为陶侃这位曾祖感到自豪，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出身贵族，相反，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总是“贫士”。请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的自述: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篇短文并未声称是自传，但是沈约《宋书·隐逸传》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亦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人们公认它就是陶渊明的自传。凡是传记文字，第一要务是交代传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传》中开篇即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固然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对于郡望、阀闾、族姓等决定士人身份高下的种种因素的蔑视。陶渊明死后，其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以哀悼之，诔文中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准确叙述。“韬”者，敛藏也。“洪族”者，大族也。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二十九岁入仕，历任江州祭酒、荆州刺史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从此归乡隐居，终身不复出仕。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为什么几度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得很清楚:“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可见他是为了养家活口才勉强出仕的。颜延之的诔文把陶渊明出仕的原因说得更加清楚:“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后面二句包含着两个典故:一是《韩诗外传》所记战国时人田过之语:“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二是《后汉书》所载的毛义之行为:“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奉养母亲。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处准则。陶渊明的出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正因如此，陶渊明虽然几度出仕，但在职时间一共不过数年。他初作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后来的几任也都很短:任荆州幕僚达三年，当镇军参军仅一年，建威参军仅五个月，而最后一个官职彭泽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晋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为彭泽令。“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他从此彻底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像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归去来兮辞》中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而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乡以后，陶渊明在家乡隐居。在当时的条件下，隐居生活毕竟是清贫，乃至艰苦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繁重的农业劳动是格外的艰辛。陶渊明家境贫寒，耕种所得不足维持全家温饱，有时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陶渊明还是坚决拒绝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征召，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官归隐，六十三岁去世。这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富贵荣华的诱惑的胜利记录。请看在陶渊明去世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上门来拜访，这位檀道济不但是江州的地方长官，而且是刘宋皇朝的宠臣，他闯进陶家，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规劝陶渊明出仕，说什么“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秉性贞刚的陶渊明早已绝意仕进，况且檀道济还不合时宜地把刘裕已行篡弑之事的当时誉为“文明之世”，这更使对刘裕篡晋极为反感的陶渊明忍无可忍。尽管此时陶渊明贫病交加，处境窘迫，但他断然拒绝了檀道济的劝说。话不投机的檀道济临走时竟然“馈以粱肉”，公然以权贵的身份对陶渊明进行物质赏赐，这种“嗟来之食”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所以陶渊明坚决不肯接受，“麾而去之”，即挥挥手让他拿走。一向待人彬彬有礼的陶渊明为什么会不顾礼数地“麾而去之”?因为檀道济的举止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麾而去之”是对“嗟来之食”的拒绝，是对物质诱惑的坚决抵拒。
 　 陶渊明终于在贫穷艰难却又恬静安宁的隐居生活中走完了人生。临终之前，他作《自祭文》云:“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果然，他的身后相当凄凉。挚友颜延之作诔哀悼，并与其友好商议后私谥曰“靖节征士”，此外无人为作哀吊文字，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赠。以至于在他身后不久，沈约、萧统等人对他究竟是名“渊明”字“元亮”，还是名“潜”字“渊明”，就已不甚了然。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仰之弥高的人格典范。请看南宋辛弃疾在《鹧鸪天》中对陶渊明的礼赞: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二、污浊泥塘中的皎洁白莲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之际，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在陶渊明出生的四十多年前，东晋的第二个皇帝晋明帝向宰相王导询问晋朝的开国史，王导就把当初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残暴过程说了一遍。明帝听了，羞愧得把脸伏在床上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正如当时北方前赵的石勒所说，司马氏的政权是用狡诈和残暴的手段从孤儿寡妇手中夺来的。正因晋朝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朝廷甚至不敢提倡忠君，整个社会便陷入缺乏道德准则的混乱状态。晋代的历史学家干宝写了一部《晋纪》，一般来说，叙述本朝历史的史书总要歌功颂德一番，可是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却对本朝政治严厉批评，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感到痛心疾首:“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及至晋末宋初，士大夫更加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在那个充满着污泥浊水的泥塘中，陶渊明像皎洁的白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成为那个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人格高标。那么，陶渊明的人格究竟有哪些不同于流俗的体现呢?
 　 首先，当整个社会都争先恐后地趋附权势与财富时，陶渊明却以清高、狷介的品格鹤立鸡群。晋朝的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既非德行，也非才能，而是门第。所以左思愤怒地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茎寸径，荫此百尺条。”（《咏史》）枝叶繁茂的松树长在山涧底，柔弱的树苗长在山顶上。那棵只有一寸粗的小树苗竟然遮盖着百尺青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便是当时门阀制度的准确概括。当时不但王谢子弟聚居在建康城的乌衣巷里妄自尊大，社会上的其他人也对高门贵族心怀歆羡，直到梁代，连那个一心要造反的侯景都向梁武帝要求向王谢之家求婚。门阀制度下的价值观必然导至全社会追逐富贵的不良风气，正如干宝《晋纪总论》中所说，当时的士风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士人不但追求官位，而且赤裸裸地追逐财富。王戎身居高位，家财百万，还每天晚上与妻子在烛光下摆弄筹码算账。和峤家财万贯却为人吝啬，人们说他有“钱癖”。正是在晋代，鲁褒的《钱神论》中出现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的话，故后人称钱为孔方兄。在这样一个污糟的环境中，陶渊明以我行我素的态度遗世而独立。陶渊明对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贵族从未投过一丝歆羡的目光，相反，他对历史上那些贫寒终生的高士极为倾慕。他写了《咏贫士七首》，专咏那些安贫守贱的古代高士，比如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咏黔娄的一首，诗中说:“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后二句说既不以高贵的爵位为荣，也不接受丰厚的馈赠，这正是陶渊明自己的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陶渊明才到中年便辞官归耕，其后即使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也坚决不应朝廷的征召，这是对“不义而富且贵”的彻底拒绝，是对趋炎附势的世风的尖锐批判。有些论者强调陶渊明对晋室的忠诚，说他归隐不仕是出于反对刘裕篡晋。陶渊明确实反对刘宋篡晋，渊明的曾祖为东晋重臣，本人也曾仕晋，自然会有忠晋的意识。况且刘裕以狡诈残暴行纂夺之事，更使陶渊明十分反感。晋恭帝被弑后，陶渊明作《述酒》一诗，用廋词隐语抒哀悼之意，便是明证。然而陶渊明归隐的意义远远高于不事二朝。他辞去彭泽令事在义熙元年（405），下距刘裕纂晋尚有十五年，此时刘裕纂晋之势尚未形成，陶渊明不能未卜先知。其实陶渊明对整个晋宋之际的黑暗政治都深恶痛绝，他竭尽全力去维护的目标是内心的操守。正因如此，志行高洁的萧统颂扬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南宋隐士朱敦儒晚年被迫出仕，后深感懊悔，作诗说:“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
 　 其次，当整个社会弥漫着虚伪、浮躁、放纵的风气时，陶渊明却以真诚、纯朴的行为鹤立鸡群。道德沦丧的社会必然是虚伪的，晋代士人的假清高便是明证。比如享尽富贵荣华的王衍，竟然“口不言钱”。又如潘岳作有《闲居赋》，表达了恬淡高洁的情怀，但他事实上是个“望尘下拜”的卑劣小人。陶渊明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感士不遇赋》中痛斥:“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陶渊明自身的行为则纯粹出于天真的本性，从无丝毫的伪装或虚饰。陶渊明彻底看穿了官场的黑暗本质，便决然归隐，决不做暂栖山林而心在魏阙的假隐士。朱熹说得好:“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朱子语类》）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与当时的风气背道而驰。晋代士人多有放诞、纵欲等病态行为。西晋之初，阮籍、嵇康等名士蔑视礼教的放诞行为是为了抒发内心的苦闷，也是对于黑暗现实的反抗，但后来的士人袭其外表而失其精神，遂流于放荡纵恣，装疯卖傻。葛洪在《抱朴子》里揭露他们的丑态是:“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放狗。”陶渊明生性真率，不修边幅，他有些行为也好像异于常人，比如当着旁人的面取下头上的葛巾来漉酒，漉完后又戴到头上去。又如与客人共饮而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如果陶渊明身为贵族中人，这些举止多半会被刘义庆视作风流轶事写进《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行为与上述狂士貌同而实异:那些狂士的放诞行为，多属装腔作势，颇像现代人吸引目光的“行为秀”;而陶渊明却一任情性，绝无伪饰。苏东坡说得好:“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
 　 辞官归隐是陶渊明个人的人生选择，清高、耿介及真诚、纯朴，是陶渊明个人的人格特征，这些都与当时的世风南辕北辙，为什么会得到后人众口一致的高度赞颂呢?换句话说，陶渊明特立独行的个人行为，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众所周知，只要不是无政府的社会，便需要有人做官，一个人选择做官为职业，当然是正当的权利。财富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当然也是完全正当的权利。但是，由于官员和富豪都能占有远远多于普通人的生活资料，都能获得远远超过普通人的物质享受，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的行为就难免包含着比较庸俗乃至卑劣的动机。况且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的总量是有限的，一部分人占有太多，势必会损害其余的人。所以毋庸讳言，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这两项行为中并不包含任何道德价值。假如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不顾一切地追求官职，而做官的主要目标仅是猎取荣华富贵甚至贪污狼藉;或者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不顾一切地追逐财富，而发财的目的仅是挥霍奢华甚至为富不仁，那么这个社会靠什么道德准则来维系?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必然会陷入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境地。古人为什么要提倡廉退之风?其深层原因就是想用此来调节社会的秩序。春秋时代的伯夷、叔齐，平生并无功业建树，他们的事迹只是在继位问题上互相推让，武王伐纣后又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然而孔子称扬他们“求仁而得仁”，孟子甚至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树立廉退之风的典范。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都需要提倡廉退之风，更不用说晋宋之际那种道德沦丧的乱世了。所以陶渊明的出现，确实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不但是封建时代的道德制高点，也对现代社会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即使对于个体人生，陶渊明的人格高标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如上文所述，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都是人生的正当选择。但是假如你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假如你为了达此目的不择手段，那就会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从而丧失自我，你就会被官职、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异化。如今有许多人志在必得地参加公务员考试，如果屡考不中，便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他们不知道人生有多种途径，不入政界未必便不能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还有些人一心想着致富甚至一夜暴富，如果美梦破灭，便终日惶惶不安，或自轻自贱。他们不知道生活有多种形态，过多的财富其实并无实际价值。从唐宋到元明清，不知有多少士人在陶渊明面前顶礼膜拜，因为他们从陶渊明身上找到了精神的归宿，领悟了人生的真谛。难道在现代社会里的我们就不再需要陶渊明了吗?不!在这个浅薄、浮躁的时代里，许多人在精神上陷入了坐立不安的焦虑状态，陶渊明就是能帮助我们退烧的一帖清凉剂。陶渊明的人生观能够引导我们保持原有的善良、纯洁的本性，并抵御尘世的种种诱惑。
 　 陶渊明的人格意义就是其诗文的价值之所在。陶渊明诗文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千古读者公认的评价是真淳、自然。感情真挚而毫无虚饰，形式平淡而毫无雕琢。后人对这种艺术境界佩服得五体投地，百计模仿却难以接近。其实奥秘全在于陶渊明的写作态度。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其写作是“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可见他吟诗作文，只是为了自娱，而不是想在文学史上留名，更不是为了取悦他人。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关于无弦琴的传说。最早的几种陶渊明传记中都说他家有无弦琴一张，每当饮酒微醺以后，便抚琴寄意。后人对这张无弦琴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它与《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一样寓有深意。事实上如果陶渊明有意置办一张无弦琴，那就有点装神弄鬼的行为秀的味道，这显然是对陶渊明的歪曲。苏东坡说得好，“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渊明无弦琴》）陶渊明家境贫寒，衣食尚且不周，琴弦坏了一时没钱更新，是情理中事。古人鼓琴多为自娱，阮籍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王维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静夜无人，四顾寂寥，哪有什么听众?陶渊明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弹琴与作诗一样，都是抒发内心情志而已。琴弦未断时，陶渊明当然会弹出琴声。琴弦断了，适逢心中有所感触需要抒发，他便抱着那张无弦琴抚弄一番。反正他需要的是以寄其意，只要内心有个旋律便行，有没有发出琴声，又有什么关系?陶渊明的诗文也是如此，他写作时只是以示己志，根本没有考虑要迎合读者。这样的诗文，怎会不真淳、自然呢?所以陶渊明与其作品是二位一体、无法分离的。陶渊明的诗文正是其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人生态度的真实披露。如果不了解陶渊明的高洁志行，那些平淡质朴的诗文便不会如此激动人心。人生在世，当然应该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最好能为国家、人民多作贡献。但毫无疑问，事实上能够建功立业的只是极少数人。因为成功不但需要内在的品德和才能，还需要外在的环境和机会。那么，假如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又怎样实现人生的价值呢?你怎样才能让平凡的一生过得愉快、充实，而且富有意义呢?请读陶渊明的作品吧，那些隽永有味的诗文就是我们最好的人生指南。根本不必多去考虑。到时候随着造化归于穷尽便可，眼前重要的事则是好好享受人生。长生不老的神仙之乡本属虚无缥缈，又怎能寄予期望?信奉宗教的人们认为灵魂不灭，人生的归宿则在于死后才会前往的彼岸或天国。所以他们的“终极关怀”往往在弥留之际才提上议事日程。而在陶渊明看来，人死神灭，死后的归宿无非是归于空无，既无意义，也无需关心。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陶渊明的“终极关怀”并不指向死后的虚幻彼岸，他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就在现实人生。
 　 那么，在现实人生中，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呢?到杳无人迹的深山老林去与鸟兽为伍吗?人类毕竟是群居的动物，正如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置身于紫陌红尘的现实世界吗?到处都是熙来攘往的人群，哪里还有一块净土来安顿我们的灵魂?请看陶渊明的独得之秘: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
 　 结庐人境而没有车马喧嚣，陶渊明的良策便是“心远”。“心远”是对浊世的疏远，是对名利的漠视，是对物质世界的精神超越。正像古井之水难起波澜一样，陶渊明既然达到了“心远”的境界，荣华富贵便像天上的浮云，喧浊市声便像远处的轻风。难怪他在庐山脚下的小村庄里过得如此从容、潇洒！他悠然自得地采菊东篱，又悠然自得地闲看南山，只觉得那暮岚氤氲、飞鸟归林的景物中包蕴着自然的真谛，想要辨析却已忘却了表达的语言。这便是陶渊明为自己构建的一座精神家园！
 　 后人对《饮酒》这首诗好评如潮，清人陈祚明的说法最为中肯:“心远地即偏，公固不蹈东海。采菊见山，此有真境，非言可宣，即所为桃源者是耶?”（《采菽堂古诗选》）意思是陶渊明与污浊的俗世本是格格不入的，但他用“心远地自偏”的方法实现了精神上的远离，也就不必像鲁仲连那样因义不帝秦而有蹈东海了。陈氏还认为陶渊明所处的“真境”，也就是他笔下的桃花源。请看《桃花源记》中的描写: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真是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那里环境优美，民风纯朴，既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争夺和欺诈，人们安居乐业，无忧无虑。正像《桃花源诗》中所补充描述的:“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桃花源”既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那个“欣然规往”的高士刘子骥，其实正是陶渊明自身的影子。《桃花源诗》的最后两句“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就是诗人理想的直接宣示。
 　 说到桃花源，许多人会联想到美国人亨利·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桃花源与瓦尔登湖都是通过文学作品而名扬天下的地名，也常常被人相提并论。从表面上看，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在地理位置上距离遥远:前者在中国，后者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位于小城康科德的地界内，两者刚好相隔半个地球。它们得名的时间则相去千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约作于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而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成书于1850年前后，前后相隔1400多年。这样说来，桃花源与瓦尔登湖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名，为何经常使人们产生联想呢?原因便在于:虽然陶渊明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中国，梭罗却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两人一古一今，一东一西，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厌弃污浊的红尘，弃官归隐，躬耕度生。梭罗则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做过许多工作:教书、写作、帮助父亲制造铅笔，然后在29岁那年跑到瓦尔登湖边上，自己动手盖了一座小屋，并在那儿隐居了两年多。陶渊明亲身参加农业劳动，他认为人们应该自食其力，为了衣食而参加劳动是人生的正道。梭罗则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就宣称:“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陶渊明的草庐处于树木环抱之中，梭罗的居处更是草莱未辟的森林:“我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个较大的森林的边缘，在一个苍松和山核桃的小林子的中央。”梭罗的生活态度与陶渊明惊人地相似，两人的隐居生活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选择。陶渊明年轻时曾盼望着做一番事业，他看透官场黑暗后才义无返顾地辞官归隐。梭罗也一样，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坚决反对蓄奴制度。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固然含有修身养性的意图，但也是对喧嚣城市生活的拒绝，对庸俗社会的疏离，以及对物质文明的挑战。朱熹评陶渊明的名言“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对梭罗也同样适用。梭罗的生活态度竟与陶渊明如此相似，这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生动例证。梭罗对遥远的中华文明并非一无所知，《瓦尔登湖》中便曾数次引用《论语》和《孟子》。但是陶渊明要迟至二十世纪初才被介绍到欧美，所以梭罗根本不知道古代中国曾有这位隐逸诗人的存在。否则的话，《瓦尔登湖》中多半会对陶渊明一致倾慕之诚的。
 　 梭罗的《瓦尔登湖》被西方人誉为引导当代人抵抗物质引诱、回归自然朴素生活的圣典，也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半个多世纪以来，《瓦尔登湖》的中文译本一版再版，梭罗也成为许多当代中国诗人崇拜的对象。有些诗人甚至只知崇拜梭罗而对陶渊明置若罔闻，简直是数典忘祖。其实瓦尔登湖与桃花源具有共同的本质，那便是远离人寰，隔绝红尘，它们不属于社会而属于自然，它们是厌倦了喧嚣和纷争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然而它们也有根本的不同，那便是一实一虚。瓦尔登湖是真实的地点，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们要去寻访并非难事。桃花源却是陶渊明虚构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它只存在于《桃花源记》这篇文学作品中。《桃花源记》中虽然言之凿凿:“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还说高士刘子骥闻之而“欣然规往”，仿佛确有其事，其实只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而已。武陵是晋代的郡名，辖区相当于今湖南省常德市。现在的常德境内真有一个桃源县，但这是北宋乾德元年（963）才从武陵县内析出的，其地名便来源于《桃花源记》，这是后人化虚为实的结果。有些学者不厌烦琐地考证真实的桃花源究竟在何处，那是被陶渊明的障眼法瞒过了。所以桃花源是无法到达的虚幻世界，唐人王维就已叹息“不辨仙源何处寻”，何况今人！瓦尔登湖实而桃花源虚，前者可以亲临而后者只能想象，这也许是梭罗更受今人关注，而陶渊明却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事实上，陶渊明的桃花源要比梭罗的瓦尔登湖更有意义。因为梭罗是在空间距离的意义上追求远离红尘，他独自跑到瓦尔登湖边去隐居，便是看中了那里寂寥无人，《瓦尔登湖》中的一章就题为“寂寞”。陶渊明却是在心理距离的意义上做同样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心远”。在陶渊明看来，要想远离喧嚣的红尘世俗，不必躲进深山老林，只要保持清静、安宁的心态就可以了。或者说，只要在心灵深处虚构一个世外桃源就行了。所以两人追求的目标虽然相同，但梭罗的行为是我们无法仿效的。地球已变得如此拥挤，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瓦尔登湖呢?即使是那个真实的瓦尔登湖，也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州保留地”，一年四季游人不绝，梭罗小木屋的复制品之前也经常聚集着参观的人群，哪里还有隐居之地的丝毫气息！陶渊明的行为却具有永久的典范意义，因为只要你抵拒外在的诱惑，“心远”是随时随地都能付诸实施的。哪怕你身居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哪怕你把家安在水泥森林中的一间公寓，你同样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同样可以生活在理想的世外桃源，因为“心远地自偏”，桃花源本来就存在于我们心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2期、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