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梓森

   殷氏，系出子姓，源远流长，世称望族，代有达人。上古帝胄，汉爵汝南，晋之高门，兴唐之元勋，救宋于水火……。精英显爵，不胜枚举。后世子孙，叶茂枝荣，如葛藟之莫莫；文昭武穆，似瓜瓞之绵绵。呜呼！世殊人易，知鼻祖之有人，述德歌功，识耳孙之亦众。何也？唯谱牒系之耳。

考，殷之先。始祖，契也。契又称玄王。据《史记》记载 ，契父为轩辕黄帝曾孙高辛氏帝喾，其次妃有娀氏女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之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史记》等古籍记载的这一则简狄吞玄鸟蛋致孕生契兴商的神话故事（《诗经·商颂》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与现代生殖科学理论相悖，不可信，今当弃之。但殷商一族，子姓祖契，已为甲骨卜辞所证实，当绝对是真实的。契逝，子昭明立。昭明逝，子相土立。相土逝，子昌若立。昌若逝，子曹圉立。曹圉逝，子冥立。

冥是夏代与昔大禹齐名的商族治水英雄，也是甲骨卜辞中“高祖河”的原型人。冥为夏之水官，率领夏代民众，治理黄河水患二十多年如一日。终“勤其官而水死”，业绩非凡，功同日月。殉职后受到夏帝的高规格封赏，赠官司空，追封殷地，尊为殷侯（或可为公爵，有待后考），破例享受天子祭祀天地日月之神的高规格祀种“郊祭”之待遇。冥的追封地曰“殷”，地望在豫北冀南的洹、漳二水间，地处太行山以东，夏商时古黄河以西，是一块风水宝地。夏商时，黄河在豫北呈南北走向。在今安阳与内黄之间自南向北由豫入冀，然后在冀南、冀中拆向东北，在今天津附近入渤海。

冥殉职后，夏帝命冥子亥（在甲骨文中，又称为“王亥”、“高祖亥”，即《史记》中的振）西渡黄河，赴其亡父封地“殷”袭爵，即殷侯位。因地名立“氏”，称冥为始祖的这一支，为子姓商族中的“殷氏”；也因地名立国，称冥的封国为夏之诸侯国“殷国”。商族中的“殷氏”从此始，中华殷氏从此始，冥即中华殷氏的“肇氏始祖”。请读者注意，古代姓、氏有别，冥为始祖的这一支仅是子姓商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氏”族---“殷氏”，还不可称为“殷姓”。自冥子亥到帝辛这二十四世间，只有“子姓殷氏”，还没有出现独立的“殷姓”。在自契至帝辛传“国”三十世的整个殷商时期，由子姓殷氏主政长达二十四世（自冥子亥到帝辛），这在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中有明确记载：“殷，子姓，成汤国号也。二十四代，……”我们说，现代的殷姓人是冥的后裔当然是对的，但冥的后裔是一个庞大的姓氏群，除殷姓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姓。从“子姓殷氏”衍生出来的独立姓氏，见于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谱牒学著作《世本》的就有二十三个姓，即殷姓、衣姓、汤姓、乙姓、甲姓、沃姓、稚姓、梅姓、祖姓、武姓、邓姓、权姓、堂阳姓、郝姓、王姓中的比干王支、孙姓中的比干孙支、林姓中的比干林支、箕姓、李姓中的箕子李支、鲜于姓、鲜姓、禄姓、空相姓（这二十三个姓，在《世本》中原称为子姓殷氏族中的二十三个“氏”，后来，在姓氏合一的潮流中都衍变为独立的姓了）。我们的殷姓，仅是子姓殷氏大家族中的一个姓氏。殷，作为一个独立的姓，是帝辛失国以后才出现的，是殷商末代王室部分后裔（主要指不得封者）为不忘故国，才在后世姓氏合一的潮流中将子姓殷氏改成独立的殷姓的。因此，若东先生的《谱序》初稿中，称成汤为“中华殷氏的第一世祖”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应该这样表述：商族子姓的共祖是子契，第六世商先公子冥是子姓中殷氏的“肇氏始祖”。帝辛失国后，子姓商族末代王室的部分后裔姓了殷姓（主要指商族末代王室后裔中不得封者，当然也包括殷亡以后微子宋国中未受封的微子后裔）。依古代王室成员“五世而斩”的分宗通则，传到末代商王帝辛这一世时，所谓商族末代王室成员，实际上就是从帝辛的祖父太丁（文丁，即甲骨卜辞中的“文武丁”）起五代以内的成员。即是说，现代的殷姓人，当是帝辛之祖太丁的部分直系后裔（但不是全部）。因此，说冥是中华殷氏的“肇氏始祖”是确切的，但说冥是中华殷氏的“肇姓始祖”就不确切了，说成汤为中华殷姓的“得姓始祖”则更不确切。总之， “殷”和“商”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关的字，自冥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千八百多年来，难解难分。从此，商族又可称为殷商族；商侯又可称为殷侯，夏之诸侯国商国又可称为殷国；始祖契又可称为殷契（《史记·殷本纪》开篇就称契为“殷契”）；第六代商侯子冥，又可称为殷冥，后世代夏立国的第十四代商侯成汤（子履）又可称为殷汤。契后十四世而兴，也可说成冥后子姓殷氏九世而兴，至殷汤而有天下，国号殷。称殷代开国大帝成汤为殷汤，在古代的许多传世文献中，都有例证。成汤放桀代夏的国号称殷不称商，不仅为孔子、孟子、司马迁所力挺，也为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周代铜器铭文所证实。自成汤起，至帝辛失国止，殷代计传“国”十七世，三十一帝（此从《史记》，据比《史记》更有价值的卜辞周祭制度的祀典研究，享受天子祭祀待遇的实为十七世，二十九帝，《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中壬”、“沃丁”、“廪辛”三帝未进周祭祀谱，说明他们不曾为帝，此为《史记》误记；另外周祭祀谱较《史记》多了一帝“祖己”，即孝己。）若自契起至帝辛止，子姓商族共传“国”三十世；若自冥子亥迁殷即殷侯位起至帝辛止，子姓商族中殷氏共传“国”二十四世。

成汤代夏后，定国号为“殷”，但为了团结族内林立的各大小氏族，成汤决定，“商”这族号仍要保留，万不可废。并对什么场合称商，什么场合称殷，做出界定，立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国策。自成汤立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国策始，凡是商族内的一切族事活动，如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等，一律称“商”，而不称“殷”。商王在管理族内事务行使“族权”时，一律称“商王”或简称“王”，而不称“殷帝”。商王只有在以天下共主身份处理“国事”，行使“天子权”时，才称“殷”、称“帝”，如外交、向天下发布昭告、与诸侯盟会、征讨反叛者等场合才用国号“殷”，才称天子“帝”。而殷墟卜辞，正是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的记录，这所有占卜贞问活动都属于商族内部的族事活动范围，这就是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如“商”、“天邑商”、“大邑商”等）而“殷”字却罕见的原因，也是卜辞中常称商王为“王”、常出现“王卜”、“贞王×”的卜辞，几乎没有称商王为“帝”，也不见“帝卜”、“贞帝×”卜辞的原因。因此，现代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到甲骨文中，去统计“商”、“殷”二字出现的频度，当他们发现卜辞片中“商”字频频出现而“殷”字却罕见时，就匆忙得出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的结论，认为一定是司马迁将成汤的国号搞错了。笔者认为，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不严谨的。因为殷代甲骨卜辞记载的史事只占殷代历史的极小部分，只据卜辞来研究殷代历史是极其片面的。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甲骨文又称为‘卜辞’，贞卜的人多数是当时的史官奉王命而行之，天子有时也亲自贞卜。贞卜之事是天子所独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辞只代表国王对于宗教信仰的记载。贞卜的事项，写刻卜辞的多少，也全由王的兴致而定。”“国王所关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殷代历史，而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余劫的一少许。”（引自李定一名著《中华史纲》）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对只据卜辞研究殷商历史的学阀作风也曾有过严厉批判：“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引自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

一代史圣司马迁对成汤“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思想的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在撰写《史记》时，字斟句酌，对何种场合称“殷”，何种场合称“商”，没有错用一字。他在《史记•殷本纪》中，除了在记载契“封于商”这句话中用了一个“商”字外，其余全用“殷”，如始祖“殷契”、“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雍己时“殷道衰”、太戊时“殷复兴”、河亶甲时“殷复衰”、祖乙时“殷复兴”、阳甲时“殷衰”、盘庚时“殷道复兴”、小辛时“殷复衰”、武丁时“殷道复兴”、帝甲时“殷复衰”、帝乙时“殷益衰”等。可是到了《史记·周本纪》中，太史公却一反常态，有时用“殷”，有时用“商”。在《史记·周本纪》中，表面上看起来是“商”、“殷”混用，但实际上什么场合用“商”，什么场合用“殷”，是有定格的。司马迁严格遵守的这个“定格”就是前述的成汤“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思想。据初步统计，太史公在《史记·周本纪》中共用了二十三个“殷”字、十一个“商”字，除去人名“商容”一个“商”字外，实际是用了十个“商”字。《史记·周本纪》中这二十三个“殷”字和十个“商”字，一个也没有错用，一个也不可互相代用。司马迁在学术著作中这种字斟句酌的严肃认真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相比之下，现在中国大陆的有些殷商史学术著作，洋洋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细读之，却有很多错别字，这与太史公著《史记》的字斟句酌相比，相差何其远也！司马迁在《史记》中，除了注意“殷”、“商”二字绝不乱用外，对“夏、殷称‘帝’，周称‘王’”的记载也是绝对忠于史实的。他在《史记·夏本纪》和《史记·殷本纪》中对夏天子和殷天子的称谓全用帝。夏帝如帝启、帝太康、帝中康、帝相、帝少康、„„直至帝发、帝履癸（桀）；殷帝如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帝沃丁、帝太庚、„„直至帝乙、帝辛。而在《周本纪》中，对周天子则全称“王”，如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等。笔者遍阅先秦及后世史书，发现《史记》在“字斟句酌”方面确实为“史书之最”。

成汤代夏后的国号为什么称殷呢？原因有四。一是因为他代夏前的诸侯国号本来就是“殷”，或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其诸侯国号是称为“殷”的（关于成汤代夏前的诸侯国号是否为殷，虽还存在不同认识，但在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这五世间称殷已有确切的史证）。成汤成为天下共主后，是沿用老国号“殷”，就如同周武王代殷前诸侯国号是周，代殷成为天下共主后，仍沿用老国号周为国号一样。二是，殷地是久已衰落的商族复兴之地，是商族公认的吉祥之地，因为商先公冥孙上甲在殷地致商族复兴。成汤立国之所以称殷，当是考虑到殷地为商族带来好运的吉利因素。三是为了纪念夏代商族治水英雄先祖冥。正是因为冥被追封于殷后，才有冥孙上甲在殷地的复兴，才有子姓商族中殷氏族后来的辉煌。四是为了纪念子姓商族中自己所在的氏族----殷氏族，以子姓殷氏族的氏族号“殷”作为国号。用自己的氏族号“殷”作为天下之号（国号）更能彰显自己所在的殷氏族对子姓商族在成功夺取夏室政权过程中的特出贡献。成汤将其国号命名为“殷”以后，又仿照夏代将国姓姒姓中的夏后氏升为夏代的“国氏”的先例，将殷代国姓子姓中的殷氏升为殷代的“国氏”，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为殷，不仅为《史记》称《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所确认，而且也为比《史记》成书早得多的《古本竹书纪年》所确认，因为《古本竹书纪年》记殷商时期历史的篇名叫《殷纪》而不叫《商纪》。当然，也有人从《今本竹书纪年》有王亥迁殷（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上甲在殷地复兴（夏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商人报焉。”）、夏帝孔甲时“殷侯复归于商丘”、至夏帝癸（即夏桀）时又称子履成汤为“商侯”、称成汤伐夏之师为“商师”的记载出发，认为契的诸侯国号是依国都所在的地名而易的：“在契到冥这前六世称商，在王亥于夏帝芒三十三年迁殷至夏帝孔甲时‘殷侯复归于商丘’这一段时期称殷（即在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这五世间称殷），而在夏帝孔甲时殷侯回迁商丘以后又改称商（历主壬、主癸、成汤这三世）。”此说或许也是可能成立的，但这并不能改变成汤国号称殷不称商的史实，因为在商先公时期，上甲在殷地复兴是个很宏大的事件，是决定当时已经衰落的商族命运的宏大事件。对于商族来说，如果没有上甲在殷地复兴的奠基，就不可能会有后来成汤代夏的革命，当然也就更没有后来的盘庚迁殷。即是说，如果没有商先公时期上甲在殷地的复兴，商族就不可能享有后来的六百年天下。因此，在商族发迹史中，商族人特别看重上甲在殷地复兴这个宏大的事件。成汤立国之所以称殷，当是首先考虑到殷地曾为商族带来好运的这个吉利因素；后来历“比九世乱”之痛（即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这九帝的中商衰落时期）的盘庚之所以要回迁到殷，当也是考虑到殷地为商族带来好运的吉利因素的缘故。总之，不管是自冥至成汤这八世全称殷，还是只在王亥至报丁这五世间称殷，成汤考虑到殷地是上甲复兴，给商族带来好运的吉利之地的因素，又考虑到子姓殷氏在成功夺取夏室政权过程中的特出贡献，将吉祥地“殷”与自己所属的氏族号“殷”结合起来考虑，将自己的国号命名为殷，这是既符合史实又符合逻辑推理的，自司马迁以来，绝大多数史学家也一直是这么称呼的。但这个被司马迁铁定了的“成汤国号冠名大案”，在1949年之后，却被中国大陆史学界又翻了过来，将成汤的国号从“殷”改为“商”，将“殷代史”改称为“商代史”，将“夏殷周”三代改称为“夏商周”三代。有人认为朝代冠名是小事，非也！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个人的名字尚要以身份证上的用字为准，何况国号、朝代号？被大陆史学界推翻了的本为司马迁铁定的“成汤国号冠名大案”一定要再翻回到《史记•殷本纪》的冠名才符合史实。

据《世本》记载，商族子姓中有九大氏族。成汤定其国号为“殷”以后，又将其所在的氏族，九大氏族中的殷氏定为“国氏”。跟夏代的“国氏”称是姒姓中的夏后氏类似，殷代的国氏称是商族子姓中的殷氏。从此，殷氏族总是位居九大氏族之首，其在《世本》中排列顺序是：“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 “殷”又是商王室或殷王室的指代词，在殷商族内部又称为“大宗殷”，“大宗殷”是商族成员对商王室的尊称，就是商族中第一大氏族---殷氏族中第一大宗的意思，也有“天下第一宗”之意。“大宗殷”实际上就是史书中常说的“商室”或“殷室”。“大宗殷”这个称谓，虽不见于国史典籍，但在民间以殷商谱牒文化为代表的殷商传承文化中，却是一个常见的称谓，是殷商后裔对商王室或殷王室的尊称。商王室和殷王室这两个称谓，是现代用语，其对应的古代称谓叫“商室”和“殷室”。例如宋代唐士耻《灵岩集》卷二有“仰惟商室之继兴，无若高宗之最盛”，明代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一十四有“商室中微，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明代萧良有等《龙文鞭影》初集卷上有“孔门十哲，殷室三仁”，清代胡渭《禹贡锥指》有“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古籍中的“商室”或“殷室”等同于现代用语“商王室”或“殷王室”，但在民间殷商家族的传承文化中，为了表示对“商王室”或“殷王室”成员的尊敬，通常不称“商室”或“殷室”，而尊之为商族中的“大宗殷”。殷代的国家是一个商族内氏族如林、商族外方国争雄的国家。无论是商族内的各大小氏族，还是商族外各方国中的大小氏族，都是聚族而居，与现在的一个行政区域内可以管理好多宗族的概念完全不同。在和平时期，商王或殷天子就是靠这层层的宗族组织和精神控制手段“祭祀”来实现其统治的。为了统治的高效和集中统一。殷代有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商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出现时称殷天子，这时他是全天下的最高主宰；商王以商族总族长的身份出现时，称“商王”，或简称“王”，这时商王是商族中各大小氏族的最高主宰；在商族中的殷氏族的内部，商王也是整个殷氏族的最高主宰，起殷氏族的氏族长的作用；在殷氏族内部的“大宗殷”宗族内，也就是在各代时王的王室成员中，商王又是大宗殷即王室内部的最高主宰，起大宗殷的“大宗长”的作用，实际就是起王室家长的作用。所以在殷代的国家中，商王或殷天子处处都是绝对权威。全天下，商王是天下共主“天子”；商族内，商王是总族长“商王”；殷氏族内，商王是氏族长；大宗殷（即商王室）的宗族内，商王是大宗长，实际就是王室成员的“家长”。在殷代，商王从身边的王室（“大宗殷”）起到“全天下”的“天边”止，集王室的“家长”、王室所属氏族的“首领”、全商族的“王”与天下共主“殷天子”于一身。殷氏族作为商王所属的商族子姓中的一个氏族，随着商王代数的增多，殷氏族越来越庞大，商王为了突出自己在王室宗族内的绝对权威，总是想办法将自己所属的殷氏族中的一个分氏族（“大宗殷”），也就是“王室”的范围，弄得相对较小，只将与自己血统比较近的王室成员留在“大宗殷”内，即留在王室内。其办法就是“分宗”（类似于现在的弟兄分家），将殷氏族中商王室的远房分出去，另立新的分氏族（宗）。这就是《世本(秦本)》所记的商族子姓中九大氏族的殷氏族，又分为二十三个分氏族的原因（这些分氏族，在后世的姓、氏合一潮流中，都衍变成独立的姓了）。不管殷氏族怎么分成更小的氏族，整个商族内部约定俗成，总将商王所属的大小氏族（宗）称为“殷”，并总将商王所属的“殷”族排在第一位。例如，在整个商族的九大氏族中，总将商王所属的殷氏族排在第一，这已为《世本》所证明，排序为：“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在商族中的殷氏族中，又先后分出二十三个分氏族（就是二十三个“大宗”），也将殷分氏族“殷氏”排在第一，这也已为《世本》所证明，排序为：“殷氏、衣氏、汤氏、乙氏、甲氏、沃氏、稚氏、梅氏、祖氏、武氏、邓氏、……、禄氏、空相氏。”到殷代后期，商族中“殷氏族”中的“殷分氏族”还是比较大，不能突出商王室的高贵和显示统治集团的集中统一，于是商王又将“殷分氏族”分成许多更小的氏族（更小的宗），不管怎么分，商王所属的那一族那一宗，总排在第一，叫“大宗殷”。“大宗殷”实际就是史书中常说的“殷室”或“商室”。据说商王室或大宗殷的成员，是按“五世而斩”的分宗通则确定的。王室分宗以五代为限，王室超过五代，则必须重新分宗命氏。当然，五代分宗只是个原则的说法，具体到谁是王室的成员，谁不是王室的成员，王室成员性别和婚姻嫁娶对王室成员资格的影响等，则还有一套更详细的规定。例如到帝辛这一代，所谓“商王室”或“大宗殷”的成员主要就是指帝辛的祖父“太丁（文武丁）”的所有后代。像帝乙、比干、箕子这些人及其后代。虽然同属于殷氏这个大氏族中的人，成千上万，但他们按房远房近，地位高低，各有自己的“氏称”。到殷末时，只有“殷太丁（文丁）一族的后人才是商王室（大宗殷）的成员。其更远王的旁系后裔是不属于商王室（大宗殷）成员范围的。弄清了“商王室”或“大宗殷”的概念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现代的殷姓是殷末哪些人的后代了。现代的殷姓就是由子姓商族中的殷氏族中的商王室（即大宗殷）的部分后裔（主要是不得封者）为不忘故国，以国为姓的姓氏。现代的子姓之殷就是殷太丁（文丁）的几个儿子帝乙、比干、箕子等人的后代，而不包括殷太丁以外的其他旁系先王的后代。周灭殷后，殷太丁（文丁）的几个儿子，帝乙、比干、箕子等人的部分后裔以国为姓，才从子姓殷氏衍变成独立的殷姓，成为现代中华殷氏的主体，包括北宋时因避赵宋宣祖讳改为汤氏和商氏的殷氏后裔。因此，关于现代殷氏的来源，可以作如下概括：殷的远祖是子姓商族始祖契，商族的“立族史”至少有四千多年。殷氏的“肇氏始祖”是第六代商侯也是第一代殷侯冥，殷氏的“得氏史”至少有三千八百多年。殷姓是殷商末代王室（即“大宗殷”）的部分后裔（主要指不得封者）为纪念故国升子姓殷氏为独立姓氏的姓氏（并不是说殷商末代王室后裔全姓殷，有些王室后裔姓了别的姓，如帝辛子武庚字禄父的后裔，有的就姓了禄姓）。从上述关于“大宗殷”的讨论知，殷商末代王室成员实际就是从帝辛的祖父太丁（文丁）起五代内的成员。更具体的世系有帝乙系、比干系、箕子系等，其中帝乙系又可分成帝辛系、微子系、微仲系三个子系。殷姓的“得姓史”至少有三千多年。由于周人对殷代典籍档案和谱牒资料的故意破坏和周人对殷商王室后裔实行歧视压迫、分化瓦解的政策，在殷商末代王室后裔中，究境是谁首先敢于以国为姓姓了殷姓已不可考，但殷姓是殷商末代王室后裔的部分成员为不忘故国而姓的姓氏是确定无疑的。

成汤建立的泱泱大国殷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六个世纪之久，创造有灿烂的文化，至契的第三十世传人帝辛时，由于帝辛的文治武功，疆域达到顶峰，民族数量也跃居史上之最，为今天的中华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周人对殷人典籍档案的故意破坏或篡改，使我们除地下考古发现外，无法得到殷代的真实传世文献。周室此举，意在从中国历史上抹杀曾屹立于东方六个世纪之久的泱泱大国殷之影响，给后人造成一种假象，使后世史家误以为周才是中华一统和中华灿烂文化的缔造者。周人这个良苦用心，经后世孔、孟等儒学大师，特别是经董仲舒等汉儒们，大力提倡和渲染，成为中国的正统治史思想，统治了中国史学界近三千年，直到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的成功，殷代灿烂的文化才重见天日。由于帝辛用兵频繁，激起民怨。加之，他晚年刚愎自用，居功自傲，用人不当，且过于相信天命，不听微子、箕子、比干等有识之士的谏言，致看似强不可摧的帝国大厦，在周师的袭击之下，顷刻坍塌瓦解。帝辛虽然因己过失国，但他在开疆拓土奠定中华版图、建立多民族国家、解放奴隶，锐意改革等方面功不可没，决非夏桀之类。后世史家常将桀、纣并讨，是有失公允的。

据袁义达等《中国姓氏•三百大姓》统计，现代殷姓依人口计位列第一百一十一位姓氏，约占全国人口的0.14%，总人口约有一百七十余万。源于殷王朝国氏的现代殷姓为什么会由殷商大族沦为弱小族姓呢？致中华殷氏发生人口锐减的事件主要有两次：一次是自西周初至秦末，中华殷氏屡遭诛灭。据说，在秦末，中华殷氏人口只还剩下几十人。其中做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战国策·卫策》中记载的殷顺且，在卫嗣君临死时，殷顺且按照遗命出任相国，辅佐卫嗣君的儿子公期，将原来当权误国的奸臣全部罢免；另一个是《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秦末会稽郡守殷通，与项梁是好友。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被项梁和项羽合谋杀死。在澹泊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名人志》（2001年12月图文版第1版）收录的中国名人中，收录的第一个殷氏名人是三国时东吴的殷礼（今丹阳人），从上古到东汉末，《中国名人志》收录的名人中，除殷商王室成员外，没有一个殷姓人。后来由于汉至唐陈郡长平殷氏的中兴，殷姓人口才从秦末的几十人发展到唐末的十多万人。致中华殷氏发生人口锐减的第二个事件是，北宋初的避宣祖讳。北宋立国之初，赵匡胤封其父赵弘殷为赵宋宣祖，从此国人用姓取名必须避赵弘殷名讳，其姓名中不得含有“弘”和“殷”两个字。如果国人强行不避宣祖名讳，则不得入国学，更不得做官。于是北宋的殷姓，几乎全部改为汤姓，少数改为商姓。于是，宋代的汤姓人口统计数突然从唐末的极为稀少上升到十二万【注】，而宋代的殷姓人口实然从唐末的十多万下降到接近于零。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因南宋和明代殷人的回姓，殷姓人口才又恢复到唐末的水平，达到十二万人，即使如此，明代万历年间的殷姓人口还是远少于汤姓人口（明代万历年间殷姓人口十二万，汤姓人口十九万，显然明代万历年间的十九万汤姓人口的主体还是由北宋因避讳改姓的殷姓人口组成的）。在北宋年间，不仅活人要避讳，不能姓殷，就是死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殷氏老祖宗也不准姓殷。如宋朝所编的前朝正史、野史，凡涉及到殷姓的，均全部改为汤姓。如晋代名将殷浩、殷仲堪在宋太宗时编的《宋钞本洪范政鉴》等书中，都分别被改姓为“汤浩”、“汤仲堪”。从澹泊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汤二姓历史名人数的历史分布曲线的突然变化也可以窥其端倪。从上古到清末（上古～公元1911年）《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汤姓名人共五十二人，其中，从上古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政权止《中国名人志》收录汤姓名人只有三人。而从公元960年北宋立国到清末，《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汤姓名人突然增加到四十九人，其中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收录十一人，明代收录二十四人，在宋代收录的十一位汤姓名人中，除宋高宗时武举人汤鸴尚不明其世系外，其他如安徽池州汤悦（殷崇义）、汤允恭等十人从地域和世系来考虑，几乎全是北宋初改姓汤的殷氏后裔（汤悦、汤允恭、汤千、汤中、汤汉、汤璹、汤正臣、汤东野、汤思退、汤鹏举）。《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姓名人的历史分布和汤姓名人的历史分布正好相反，在赵宋从后周夺取政权的公元960年之前《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氏名人共四十三人（收录的殷商王不在此内），而到公元960年之后《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氏名人突然锐减。整个北宋朝（公元960年～1127年）一个殷姓名人也没有。从南宋（公元1127年）至清末（公元1911年）《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姓名人也只有十四人。如果以北宋立国的公元960年为分界，将中国从上古到清末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话，公元960年之前，汤姓名人只有三人，公元960年之后，汤姓名人突然增加到四十九人；而公元960年之前，殷姓名人多达四十三人，公元960年之后殷姓名人突然锐减到十四人。且在整个北宋期间（960～1127）一个殷姓名人也没有。从以上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因北宋初的避宣祖讳迫使殷姓改为汤姓的这个北宋国策，对中华殷姓人口的锐减和中华汤姓人口的突然增加（即中华殷姓人口向中华汤姓人口的转移）起的影响是何等巨大了。即是说，北宋及北宋以后的殷姓人口突然非正常减少不是天灾人祸、也不是殷姓繁衍力减弱造成的，而是由宋初避宣祖讳被迫改姓转化为汤姓和商姓的人口造成的（即是说实际的殷姓后裔并没有减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殷姓人口一百七十万，汤姓人口二百万。殷姓人口仍少于汤姓人口。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二百万汤姓人口中，北宋时因避讳改姓的殷裔人口应该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当代的中华殷氏都视中华汤氏为最亲近的共祖族人。唐末五代至南唐的殷氏名臣殷文圭、殷崇义一家就是北宋因避讳改姓汤的历史见证人。殷文圭、殷崇义（即汤悦）父子二人，因为名气大，已成为姓氏史学家研究北宋殷姓改汤姓的典型接口人物。唐末名士殷文圭（唐末进士）生三子，长殷崇义（南唐宰相，随南唐后主李煜入京仕宋，为宋初之大文豪）、次殷崇礼、三殷崇范。殷崇义、殷崇礼在宋朝为官，分别改名为汤悦、汤静（后被史家讹传成汤净），老三殷崇范奉兄命不入宋仕，未改姓在家守殷氏香火。殷文圭、殷崇义、殷崇礼父子三人的后裔，已成为当代汤姓大宗，殷文圭也已成为今汤姓大宗公认的共祖。

下面再回过头来将殷氏在历史上屡遭诛灭的详细过程讲一讲。殷帝辛为周武王所灭。武王死，殷武庚联合徐、奄等十七国诸侯和周之三监，起兵复国，又被周公旦镇压，殷氏几乎灭绝。西周初，亡国的殷氏人，为周人支解得七零八落。死硬的“殷顽民”（《尚书•周书》中称为“多士”）被迫迁于周室专为之营建的“洛邑”集中监管，据专家估算，当年周迁殷都朝歌的“殷顽民”于“洛邑”者，有十万之众。居于殷王畿内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被周公分别交给鲁公伯禽和卫康叔监管。这在《左传•定公四年》中有明确记载：“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臣服于周的“殷献民”则命微子带去宋国。避乱迁居北方的北殷氏一族后来又为秦宁公（公元前715年-前704年在位）所灭。因此，自西周至秦末的近千年间，殷姓人口锐减，从殷商大族，沦为弱小族姓。随着周朝的衰弱，周室对殷人的控制力也减弱。殷氏的主支从被集中监管状态慢慢获得解放，先散居于今洛阳东郑州南颖川的殷水一带（今河南的禹州、许昌、商水、周口、淮阳一带）。秦末，集中移居到河内野王（今河南的沁阳、武陟一带）。入汉以后，殷姓受压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获得解放，但人口的繁衍力和殷人受压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以致于到西汉成帝时（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诏求殷氏后裔”，竟无人敢应。汉成帝，因婚久无嗣，求子心切。微官梅福乘机上疏，请求加封殷商后裔，以续成汤香火。其大意为：“武王击败殷纣，还没下战车就分封五帝夏殷，封武庚祀殷，封杞延夏，后来成王又封微子于宋，代殷后祀成汤，以示自己不独自占有天下。保存别人就能保存自己，阻塞别人就会阻塞自己。善恶有报，富贵在天。从前秦灭了东周西周，扫平六国，不提拔隐士，又断绝三代香火，灭道逆天，因此秦始皇不仅自身陷入危难，而且儿子二世被杀，孙子也不能继位，这就是阻塞别人就会阻塞自己、善恶有报的例子。现在五帝夏周都受到祭祀，唯殷人失去后嗣，成汤断了香火，陛下恐怕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一直没有子嗣吧。”梅福的上疏虽被斥责为：“边部小吏，妄议朝政”，但汉成帝却悄悄记在心里，派人四处寻找末代殷商王室直系传人，“诏求殷之后裔”。此时才发现，殷氏的后裔已“分散为十余姓，推求其嫡，不可得”（实际是，屡受打击的殷姓人，如惊弓之鸟，不敢承认自己是末代殷商王室嫡裔）。于是，只好采纳梅福的建议，因孔子也是殷人之后，改封孔子的直系传人为专祀成汤的殷侯。汉成帝于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下诏封孔子的十四世传人孔吉（一说是孔吉之子孔何齐）为殷绍嘉侯，不久又进封为殷绍嘉公。殷绍嘉公的封地位于汝南郡新郪县（汉初置新郪县，在今安徽省太和县赵庙镇），封地方圆百里，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户，建平二年（前5年），增封九百三十二户。

     西汉时，因北地太守殷续有功于汉室，封于汝南，居于汝南郡之长平县，殷氏族人纷由野王奔之，形成长平殷氏望族，后因长平县由汝南析隶陈郡或称陈州，故后世史书又称长平殷氏为陈郡长平殷氏。长平，秦置县，故城在今河南西华县城东北九公里的董城村，秦时属陈郡，西汉属汝南郡，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改属淮阳国，章和二年（公元88年）改属陈国，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复划长平于陈郡。后来，陈郡长平殷氏在晋至唐的近八百年间，实现殷氏中兴。致西周以来被打下去一千多年的中华殷氏再度成为影响朝野的政治力量。因此现代的殷姓人多称自己望出汝南，多称自己为陈郡长平殷氏后裔。其实入汉以后，殷氏不再受压，先后兴起的并不只是先属汝南后隶陈郡的长平殷氏一支，据史书记载，至少还有以博士殷崇为代表的琅琊（今山东临沂）殷氏，以殷嘉为代表的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殷氏，以殷谟为代表的雁门（今山西省河曲北）殷氏，以殷肃为代表的弘农（今河南内乡以西、陕西柞水以东）殷氏，以殷周为代表的左冯翊（今陕西大荔县）殷氏等。即使是陈郡长平殷氏本身，也非以殷续为始祖的一支。秦末，久受压迫的殷氏后裔集聚于河内野王。入汉，族人得知殷续做了大官，有功于汉，封爵汝南，居于长平，族人由野王纷奔之，显然，汉时的殷续封地汝南长平已是殷代朝歌、秦末野王殷氏的第二故乡、安居乐土。因此，汉时移居长平的野王殷氏绝非殷续一支，只是因为殷续的名气大，世后各支殷氏多攀龙附凤慕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