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梓森

商族是靠大河（黄河，下同）抚育的民族，福也大河，祸也大河。虽然对商族起源地和先公八迁的具体地点，史家看法上不尽相同，但实际皆应距大河不远，史家争论不休的殷商四大望地“蕃”、“商”、“亳”、“殷”，也应皆在大河左近。据不完全统计，殷墟甲骨卜辞中的“河”字频频出现，其写法就有八十多种。就祭祀而言，无论是在殷墟发现的官祭，还是民间的家祭，殷商族祭祀的祖先神都有“河”。民间祭祀的三大祖先神是契、河、汤。卜辞中对应的是高祖夒、高祖河、高祖乙。当然，因为商王族，有册有典，上面记载着列祖列宗的名字，而民间无册无典或典册不全，所以民间祭祀的只有契、河、汤三位祖先神，而商王祭祀的高祖神比民间多得多。专家们耗了几十年工夫，查遍十余万片甲骨，终于在商王的祭祀对象中，筛出享受高祖待遇的十几位候选者。如高祖夒（《合集》30389，三期；《屯南》4528，四期）、高祖河（《合集》32028，四期）、高祖王亥或省作高祖亥（《合集》30447，三期；《合集》32916，四期；《合集》32087，四期；《屯南》608，四期；等）、高祖上甲（《屯南》2384，四期）、高祖乙（《合集》32447，四期；《合集》32448，四期；等）、岳（《合集》10076，一期；《屯南》1116，四期）等。其中在名字前明确冠有“高祖”的（即属于“高祖某”类型的）有夒、河、王亥（亥）、上甲、乙五位。足见“河”这个祖先神在殷商族裔心中地位之崇高。我在孩提时代，就知道我们是契、河、汤三位祖先的后代。因为我父亲告诉我，每逢年三十，我们殷家必须祭祀契、河、汤三位祖神。每年一次，几千年来，从不间断。我父亲说，我们殷家不信天、不信地、不拜仙、不拜佛，也不信耶稣、不信上帝，只敬祖宗契、河、汤。起初，我不知道这三位祖宗是谁，父亲也说不清楚。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清华上大学时，才知道契叫殷契，是我们殷商族的始祖，与治水的大禹齐名；汤是将无道的夏桀赶下台而有天下的天子。至于“河”是什么人，怎么也搞不清楚。当时有一个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们殷家祖上没有媳妇，邺令西门豹给你们送去了几个老女巫，才生下了你们。”这虽然是笑话，但却使我立下志向，一定要把这“河”的来历搞清楚。后来学习甲骨文，才知道“河”中大有学问。有的学者认为河（还有岳）是商王祭祀的自然神，但持此说者至今拿不出可信的证据。有的学者认为河（还有岳）是商王的先祖，如郭沫若【1】等，此说从卜辞的对贞中即可求证。也有学者认为商王除祭祀本族的高祖神外，对与殷商族关系密切的异族神也会尊为高祖来祭祀。他们认为,因有易族君绵臣杀死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借河伯族之师而伐有易，灭其族，杀其君绵臣，因而商王感河伯族之恩，将河伯族之君“河”这个异族祖先神也当作高祖来祭祀，并且刻意将上甲与河或者是王亥、上甲与河安排在一起祭祀。伊藤道治和王震中师徒即持此观点【2】。但常玉芝另持一说【3】，她从商王祭祀的规律考得，河为王亥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六位先公冥；岳为河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五位先公曹圉。她还说，也可能正好与此相反，岳为王亥之父冥，河为岳之父曹圉。“自然神说”、伊藤道治和王震中师徒的“报恩说”，我虽不赞同，但却使我坚信我们殷家祭祀的祖先神“河”一定与殷商时代的大河有关。后来见到今本《竹书纪年》上说：夏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夏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世本》宋衷注：“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国语•鲁语上》甚至将契后六世冥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殷祖契、汤、周祖后稷、文王、武王等上古贤君并列在一起来歌颂，足见冥治（大）河功劳之大。《国语•鲁语上》曰：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琢磨了《国语•鲁语上》中的这段文字，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殷商族祭祀祖先神不似我父亲那样口中念念有词的“大合祭”，而是有不同的祭种的：“舜享受禘祭、契享受祖祭、冥享受郊祭、汤享受宗祭。”享受“郊祭”的冥是商族的第六世先公，也即屈原《天问》中的“季”，因“勤其官而水死”，成为有夏一代与昔大禹齐名、以身殉职的商族治水英雄，曾受到夏帝赠官司空、追封于“殷”地的高规格褒奖，所以才享受天子的郊祭。什么叫郊祭呢？郊祭是一种祭祀天地日月的极其隆重的祭祀，是一种“人”没有资格享受只有天地日月之“神”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种祭祀。冥因为“勤其官而水死”，功同日月，所以才破例享受到天子的“郊祭”。足见后世商王对冥的祭祀规格之高、崇敬之极。古代，郊祭的地点、时日、主祭人都有严格的规定。《礼记•郊特性》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祭天于南郊，时间为冬至，天子必须亲自去。祭地于北郊，时间为夏至，天子或亲去或派人去。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统称为郊祭。郊祭之处分别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众所周知，北京现在还完整地遗有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日、月的郊祭四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在现代殷商史学界关于“高祖河”的诸说中，只有常玉芝说才是对的。原来，我们家祖祖辈辈每年一祭的祖先神“河”、甲骨卜辞中的“高祖河”，就是商族第六世先公冥；原来，我们殷家祖先中，也有一个与大禹齐名的治水英雄殷冥。联想到，今本、古本《竹书纪年》和《水经•洛水注》在夏帝芬时都有“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的记载，《抱朴子•释鬼》和《释文》之《庄子•大宗师》都记有河伯冯夷成仙得道的神话【4】。原来在夏帝少康和帝芬（名发，《史记•夏本纪》作帝槐）时，一定是发生了特大水患。大河水和洛水汇合，咆哮东来，使夏商大地，成为一片泽国。于是，帝少康就任命冥为治理大河的水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水利部长（今本《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冥带领人民与大河搏斗了二十多年，终以身殉职（今本《竹书纪年•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想到此，我心里突然一亮，原来殷商史中“殷”与“商”二者解不开的“结”却在这里。

现代甲骨卜辞研究者常玉芝女士从甲骨卜辞中破译出来的殷商族周祭祀谱是除《史记•殷本纪》之外，能真实反映殷代世系的另一份珍贵史料，就研究殷代世系而言，其学术价值当不亚于《史记•殷本纪》。常玉芝女士，以史家兼古文字学家的敏锐洞察力，据商王祀谱，提出卜辞中的“高祖河”就是冥的观点，是其在殷商史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之一。然而，因为现代的殷商史学界普遍忽略了对契以后汤之前的商族（也是整个夏代）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冥的研究，致常氏之说没有得到学界主流学者的响应，这是当代殷商史学界最大的憾事。“冥”是奉帝命治理黄河以身殉职的夏代水官，是逝后获夏帝赠官司空、赐殷地、追封为世袭殷君的商族治水英雄（具体爵位是公是侯，待考），是被后世商王尊为“高祖河”，享受天子高规格祭祀（郊祭）的商族第六世先公。冥被追封于殷这件事，对商族后来在政治上的六百年得势影响深远。因此，殷商史家著史、殷商志家修志万不可忽视或漏记此事，否则，“史”必不真，“志”必不实。如果学界能早日意识到“高祖河”就是冥，能早日意识到冥功同日月的业绩，殷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本该早就能够破解。

冥之封地“殷”这地名在殷商族的兴衰史上至少起过四次关键的作用。第一次是先商时期奉夏帝之命，第七世商君王亥迁于其亡父冥的封地“殷”，改诸侯国号“商”为“殷”，即殷君位。从此以后，本来互不相干的“殷”、“商”二字有了密切联系，三千八百多年来难解难分。商族又称为殷商族，从此始；始祖契基之商国改称为冥基之殷国，从此始；始祖商契被追尊为殷契，从此始（商契被追尊为殷契，也可能从成汤代夏始，或二者兼有之）。第二次是王亥子，第八世商君，也是第三世殷君上甲在殷地的中兴（今本《竹书纪年》：“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商人报焉。”）。先商自契兴至第五世商君曹圉间，族势、国势日益衰落，冥子亥迁“殷”，即殷君位以后，因“仆牛”宾于有易，因故恼了有易人，被杀。亥子上甲即位（笔者按：卜辞证实，在亥与上甲之间还有亥弟恒一世，也为商族先公，因此在上甲即位前，可能还发生了恒失踪或上甲从其叔父恒手里夺回君位的曲折事件，因恒即位时间很短，为《史记》所忽略。另吴其昌等人从1933年起曾提出上甲为王恒之子说，后胡厚宣于1977年引用《殷墟卜辞》758号，即《甲骨文合集》24975号卜辞：“□□卜，王，贞其尞于上甲父（王）亥”，已断定上甲乃王亥之子，非王恒之子），借邻国河伯之师，灭了有易，诛杀其君绵臣，报了父仇。上甲时，因灭了有易，领土向北有了延伸，国力增强，史称上甲中兴。正因为此，上甲才被后世商王列为周祭祀谱中的第一位先公。第三次是第十四世商君，也是第九世殷君，成汤放桀代夏而有天下后，定国号为殷。成汤代夏后的国号为什么称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代夏前的诸侯国号本来就是“殷”，成汤成为天下共主后，是沿用老国号“殷”，就如同周武王代殷前诸侯国号是周，代殷成为天下共主后，仍沿用老国号周为国号一样。成汤代夏后为什么选用老的诸侯国号“殷”而不用族号“商”作为新王朝的国号呢？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殷”是商族治水英雄、第一代殷君冥的封地名，商族因迁于“殷”地始交上好运；二是因为“殷”是上甲中兴之地，是本来日益衰落的商族得势向上的象征之地。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的铁证，便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更古一些的证据便是孔子、孟子坚称殷不称商，孟子只有在引用《诗》时,才说出“商”字。如《公孙丑上》说：“诗云‘商之子孙,其丽不亿。’”余皆称殷。目前我们对成汤国号为殷的论证，虽还处于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阶段，即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殷代时商族人自己称“殷”的考古证据，但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有殷天乙唐（湯）孙宋公栾乍（作）其妹句敔夫人季子媵𠤳（簠）”【5】，应能间接证明司马迁《史记》称《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有所“本”的；应至少能证明在周代时殷商王族的直系传人宋公族人是称“殷”不称“商”的；也应至少能证明周代时人对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更能证明有些学者认为，“殷亡后周人称前朝为殷而不称商，是周人对前朝的贬称”，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主人正是子姓宋国第二十八位君主宋景公头曼的亲妹妹，如果称“殷”带有贬意，那么周代子姓宋公族人是绝对不会称“殷”的，子姓宋公族人绝对不会自打嘴巴，自己蔑视自己的祖宗的。第四次是众所周知的“盘庚迁殷”后在“殷”地的中兴。

既然“殷”地在殷商族的发迹史中如此重要，那么这“殷”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研究殷商族史时，笔者发现，冥的封地殷、冥孙上甲在殷地中兴、后世商王盘庚迁殷，这三个“殷”地，实际是指同一个区域。殷是地域名，也是这个地域的治所（“政治中心”）名。上古时作为地域名的“殷”地，疆域基本稳定，其地域在太行山以东，夏商时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可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十一个字来概括。作为“治所”名的“殷”都，是“殷”地的政治中心，在“殷”地的疆域内可能有多次变动，如王亥及上甲前期的“殷”都，上甲后期的“邺”都，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殷”都，河亶甲的“相”都，武丁时期及以后的“殷”都，等等，虽可能都在冥的封地“殷”的疆域内，但因时间跨度长达好几百年，其地理坐标却不一定吻合。“殷”是上古时的一块风水宝地。虽然该地为何叫“殷”尚难以考证，但因冥封于殷地，致商族又得名“殷商族”，夏之诸侯国商国奉夏帝之命易名为“殷国”却是符合史实的（详细论证见后文）。要界定上古时“殷”地的疆域，必须先弄清上古时，黄河在豫北冀南的走向。谭其骧先生认为，夏商时，黄河在豫北呈南北走向。在今安阳与内黄之间自南向北由豫入冀，然后在冀南、冀中折向东北，在今天津附近入渤海。【6】刘起釪先生认为卜辞所载殷墟以东之河，也就是大伾以北的《禹贡》河，一直流到战国中世（即公元前4世纪中叶），才远离殷墟向南移，改走《汉志》所载河道。《禹贡》河道初循成皋大伾东北流，至浚县大伾山之西折而北流，即沿今肥乡至束鹿一线在殷墟以东向北流。【7】谭其骧先生还认为，与殷商族活动范围有密切关系的淇、洹、漳三水在夏商时均注入豫北、冀南间呈南北走向的古黄河。淇水在浚县宿胥口、洹河在内黄、漳水在曲州注入古黄河。【6】

有学者指出，上古之“殷”地，即上述的“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的一块地方，也即豫北安阳与冀南邺地这一块地方，在上古时，实为一体，都在上古“殷”的地域内：“上古均为殷地，盘庚迁殷后，均为都畿地”。【8】在研究“殷”地时，笔者建立了两个“殷”地的概念，一个是“殷的疆域”的概念，一个是“殷的治所”的概念。“殷的疆域”位置即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殷的治所”位置是指王亥及上甲前期的先商“殷”都位置，上甲后期的“邺”都位置，中商盘庚所迁的“殷”都位置，河亶甲的“相”都位置，武丁时期及以后的“殷”都位置，等等。我们说，冥的封地殷、冥孙上甲在殷地中兴、后世商王盘庚迁殷，这三个“殷”地，实际是指同一个区域，是对上古“殷的疆域”位置而言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王亥上甲前期都殷，上甲后期又都邺，盘庚都殷，是对“殷的治所”位置而言的。王亥之殷都、上甲之邺都、盘庚之殷都虽都在上古殷地的地域内，但王亥之殷都、上甲之邺都、盘庚之殷都三者之具体地望却不一定在殷地的同一个地方。在研究“殷的治所”位置的具体地望时，笔者既充分考虑到1928年以来安阳殷墟历八十五年来的考古成就，又注意到古文献中关于殷地的记载。笔者认为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殷都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4度18分50秒、北纬36度07分36秒的殷墟遗址（安阳小屯村一带，横跨洹河两岸，由殷商王陵遗址与殷商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肯定在上古“殷”地的疆域内，但上古殷地却不是指安阳小屯附近的一城一地，而是指“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的一大块地方。笔者说，安阳晚商王都“殷墟”，先商王亥、上甲前期之“殷都”，上甲后期之“邺都”，都在冥的封地“殷”的地域内，并不是说王亥、上甲的在邺南30里之“殷都”、盘庚之“殷都”、武丁之“殷都”等都吻合于同一地理坐标。它们虽都在上古“殷”的疆域内，但却可能分布于“殷”地的不同地方。上世纪发现的小屯殷都更可能只是武丁及武丁以后的王都，而盘庚徙迁之殷都，以及小辛、小乙所居之殷都，可能不在小屯，而在《史记•项羽本纪•索隐》引《汲冢古文》语的“南去邺州三十里”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应在漳水南、洹水北。虽然安阳一带，洹水的古今河道可能有所变动，但盘庚之“殷在邺南三十里”，却是一把刚性的尺子。结合考古发现，盘庚徙迁殷都之首选地望与1999年秋发现的洹北商城较为吻合，即使学界将来确认洹北商城为河亶甲的相都，也还不能排除洹北商城为盘庚与河亶甲相继为都的可能。当然，如果将来在洹北商城更北的漳南、洹北间有新的商都遗址发现，则可再作讨论。正如郑州大学李民先生所言：“多少年来，在殷墟的发掘中，未找到盘庚、小辛、小乙时的遗址和遗存，也并未发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文，其原因就应在于上述所说的盘庚之始迁是在漳南、洹北。”【9】李民先生的言外之意是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考古证据尚埋在“漳南、洹北”的地下，而尚未被我们发现。至于王亥、上甲之殷都的地望，在没有被考古发现确认前，当应以《通鉴外纪》卷二引《汲冢古文》语 “殷在邺南三十里”为准。至于《路史•国名纪》卷三说的上甲的“邺”都 ，当也在冥之封地“殷”的疆域内，即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至于上甲“邺”都的具体位置，在没有被考古发现确认前，仍应该以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和现代多数学者的论证为准，即“邺”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此邺地的沿革比较清晰：春秋时齐桓公筑有邺城，战国魏置有邺县，魏文侯时西门豹曾任邺令，并留下一则脍炙人口的《河伯娶妇》的故事。西汉魏郡，治所为邺。东汉末，冀州、相州的治所也先后为邺。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都于邺。三国曹丕代汉，虽定都洛阳，但邺仍为五都之一。十六国至北朝时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皆都于邺。因此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的上古“殷”地的疆域内，已有“两个定点、一把尺子”可确认，也可遵循：一个定点是由历代文献基本确定其地理位置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另一个定点就是横跨安阳洹河两岸、地理坐标为东经114度18分50秒、北纬36度07分36秒的殷墟遗址，一把尺子就是盘庚的殷都“在邺南三十里”。有了这“两点一尺”作基准，我们便不难判断与上古“殷”地相关的诸多地点的大概地理位置，如王亥及上甲前期的“殷”都，上甲后期的“邺”都，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殷”都，河亶甲的“相”都，武丁时期及以后的“殷”都，等等。

总之，笔者认为，在成汤和后世商王盘庚的心目中，商和殷结下不解之缘是因冥任夏之水官，殉职后，赠官司空追封于殷的缘故。冥为始祖的殷氏族是商族子姓中的第一大氏族，该氏族因冥封于殷而得名。殷氏族是商族子姓中的第一大氏族由《世本》可证。各种《世本》辑本均记载，子姓有九大氏族“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殷氏族排在第一。成汤代夏，自身从夏臣殷侯或殷公跃升为天下共主天子后，沿用老国号---其诸侯国号“殷”为天下之号（国号、朝代号），将自己所属的氏族---殷氏族（以冥为始祖的氏族）定为殷代之国氏，与夏代姒姓将“禹”为始祖的姒姓中“夏后氏”定为夏代的国氏类似。至于商族始祖契为什么也被称为殷契，或是因为冥被加官晋爵封于殷后，夏帝对商族始祖契的追称；或是成汤一统天下成为殷天子后，对商族始祖契的追称。笔者深信，一代史圣司马迁在没有所“本”（可信史据）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在《史记•殷本纪》开篇就直称“殷契”而不称“商契”的。只是司马迁所据这个“本”散佚于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不得见罢了。总而言之，“殷”、“商”二者关系的整个历史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夏帝少康中兴以后，黄河水患严重，于是帝命商侯冥为水官，冥很勤奋，治水二十多年如一日，业绩卓著，功同日月，于夏帝杼十三年以身殉职，夏和商举国哀悼，按祭祀天、地、日、月之神的“郊祭”规格祭祀冥。夏帝考虑到商侯冥的原居地商丘水患严重，商族面临生存危机，于是，雪中送炭，赠司空、追封冥为殷君治于“殷”（因为冥本来已是侯爵，新晋之爵位或可能为公爵，待考），命冥子王亥、王恒率族众渡过黄河，西迁殷地，并命冥之嫡长子王亥袭亡父新爵位即殷君位，在“殷”地重建家园。王亥到殷地即殷君位后，因“仆牛”宾于有易，因某种原因惹恼了有易人，被诛杀。亥弟王恒继位或失踪。亥子上甲微疑叔父王恒窥视殷君位，与有易有染。上甲微或伺机夺回君位，或打着寻找失踪的叔父王恒的旗号，借近邻河伯之师讨伐有易，灭其族，诛其君绵臣。因此，商族在上甲微时在殷地中兴，国力有所增强，国土向北延伸。这正是卜辞中高祖河（即“冥”）、王亥、上甲，祖、父、孙三代连续被后世商王尊为“高祖”受到高规格祭祀的原因。许多学者不明此理，只相信有些外国学者提出的报恩说，将卜辞中“高祖河”视为外族神河伯，不重视常玉芝提出“高祖河”即冥的认定，这在客观上是延缓了殷商史研究的进程。上甲在殷地中兴后，为便于控制新增领土，又将国都稍向北移，由“殷”迁到北去三十里的“邺”（读者注意：“邺”都仍在冥的封地“殷”的疆域内）。其后代（后世殷君）在殷、邺一带兴旺了几代后，到夏帝孔甲在位洪水退去时，后世殷君才又渡过大河东迁到原居地商丘（依年代推算，回迁的殷君可能是报丁）。如果殷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能认同此理，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再版或再印刷时，将“高祖河”即冥写进去，将冥享受高规格祀种“郊祭”，功同日月的业绩写进去？是否可以考虑将《商代史》易名为《殷代史》，回到太史公司马迁的定位，给中华民族后代子孙一个圆满的交代？

【1】 郭沫若在释《通》295片卜辞（即《合集》33273）时说：“此言‘求年于河’与‘求年于夒’为对贞，知河亦必殷之先世。”

【2】宋镇豪主编王震中著：《商代史•卷三（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第34-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北京。

【3】 宋镇豪主编常玉芝著：《商代史•卷八（商代宗教祭祀）•第四章•第一节高祖神的崇拜与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北京。

【4】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第2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5】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拙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01期。

【6】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刘起釪：《卜辞的河与<禹贡>大伾》，《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8】张之：《邺之初筑是否在古邺城处》，收入张之《安阳考释—殷邺安阳考证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9-85页。

【9】李民：《洹北商城性质的再认识》，收入王宇信等主编《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 中国福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