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花高手

　　24岁的林宇第一次当伴郎。
　　他在淘宝上悉心置办了一身正装，颜色灰暗、款式规矩的衬衫加西裤。当初找工作时，也不曾有这样拾掇自己的兴致。在外地的大学室友要结婚了，特意叮嘱他：“不要穿你的万年球服过来。”林宇对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还是郑重地答应了。
　　套上装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阵别扭，却是欣喜的烦恼。他人的婚礼，自我的规范，对这个大学结业生来说，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化的轨道。
　　林宇属于社会所解读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费主义的风潮裹挟了他们从童年至青年的全部过程。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理想主义远去的时代，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单纯到世故、从无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长。
　　他们的青春期，注定要比任何时候都短暂。
　　被现实被自己挫败
　　2003年以后，大学扩招的就业潮持续高涨，读书的性价比劣势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乱的价值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间徘徊。培养精英的意义不再，整个社会在慨叹中国的高校已沦为职业培训场而又不足够实用的时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这代人的心理共鸣。“毕业即失业”并不是夸大其词的恐慌制造，是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种参照：官富二代们的嚣张跋扈和不劳而获。普通的年轻人甚至无需从网络和报端上获取信息，因为同龄的“李天一”们或许就在他们的身边、宿舍、校园内。“只有身份才能改变身份”的社会判断深深烙在他们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出路。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在起跑线上就已输掉的时代。”林宇说，也许正是这想法，让他选择了“混”。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林宇挂科了。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他和父母都不以为意。这个家庭还没有从儿子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喜悦中冷却下来。2006年，大学生的贬值和就业的困难已经被社会热议，却并不影响一个西部县城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期望，进入大学在那里仍然是一个神话式的前程。热浪般的羡慕与祝贺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样，挂科越来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足球。学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双证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让他自动屏蔽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从当时挂科的比例来说，不乏有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没到4年就退学了。”林宇试图为自己当时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还有比我差的，应该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潜在东西在作用着我们这些人。”
　　等他发现大溃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知道双证已经拿不了的时候，就开始破罐破摔了。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劳。”他放弃了任何可以补救的机会，带着一张结业证离开了学校。“分别那天，所有人说这没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林宇不是没想过另谋出路，他称之为喜剧式的创业计划。他不断重温足球中的经典逆转。2004~2005赛季欧冠决赛利物浦对AC米兰，上半场连进3球的米兰几乎已经稳坐胜局，孰料下半场利物浦连扳3球，最终靠点球逆转登顶，拿下了冠军。这场赛事，林宇每看一次都会热血沸腾，像信仰一样为之膜拜、癫狂。他开始执拗地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只与足球有关。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之后仍然愿意回学校踢球，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赛事和信息平台。这或许是一个商机，可以做类似于足球联盟的网站。这个想法燃起了久违的热情，他开始在纸上草创网站的页面和模版。专注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所谓的创意不过就是一纸空谈，他无法对别人清晰解释客户群体、盈利模式。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能够转化的价值之间，差之千里。“兴趣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林宇说。
　　“其实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转投射到了现实生活，变异成了一种病态的自大和赌博式的心理。”林宇这样解剖自己。他觉得愤青情绪也因此而产生。学业的失败、无业的恐慌，都能在一边上网浏览新闻，一边痛骂社会和体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释放。这是他的同龄人共同的成长体验，网络信息的海量冲击让他们与社会提前相遇，电脑屏幕上呈现出的喧闹和纷乱，远比真实的生活更有戏剧性和吸引力，关注他者无异于暂时忘记自我困境的止痛剂。
　　足球中的逆转并不是真实的人生，林宇开始清醒。
　　同学答应把林宇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然而，等了一个多月后，还是不了了之。林宇决定回家乡跟亲戚学做小生意，他想着自己总还是有“力气”这点价值的。不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亲戚的彩票店卖出一张才赚1毛钱，周围开饭馆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须有手脚并用、精明油滑的本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底层社会。“原来苦力活也不是谁都干得来的。”林宇开始觉得，他并不属于这个群体，“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什么下定决心、发愤图强，虽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觉得该做点什么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拿到结业证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年内重申补考换取毕业证。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林宇决定重拾书本。他开始重新审视学历在这个社会中的分量。脑中的路线图也渐渐明晰起来，虽然拿不到学位证，但有了毕业证，便可以考研，新的学历将冲刷掉结业生的污点。他太渴望摆脱低人一等的不堪境地，回归用社会眼光看来正常的年轻人的行列。
　　然而，运气好像自高考之后就再也不会降临。在家里埋头苦读，考试时坐火车来北京，挂掉的课程一门一门补过了，最终却输在了最后一科上。55分，宣判了彻底的失败。
　　“那段时间和家里的冲突特别多，有时候会坐着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此时，林宇才真正撕开伤口，检视自己犯下的错。他想不通，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挽回4年的荒废。
　　林宇回到了北京，开始做简历，找工作。他希望能够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立。尽管单薄的一页纸上，几乎没有可写的履历，但他终于要学着摆脱寄生的窘迫。一个月后，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他告诉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平静。　　“无论如何，重拾了久违的那种规律状态，尽管同学的研究生都快读完了，你以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坚持他的“学历无用论”。尽管仍然租着一张床位，每天要用两个小时赶去上班，但他知道，24岁的这一年，他终于不再是个“另类”。偶尔，他也会想，社会压力、亲人的期望、自己的前途，这是不是青春应该承受的。
　　这不再是一个年轻即资本的时代，工业流水线上的经验主义要求每个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成人化，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环境中，犯错的青春会被迅速、无情地抛弃，“做自己”显得既无用又荒唐。当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固化为当下的“二代”们所继承和享受的物什的时候，他们这代人的横向差距远胜于任何时代。具备特定的血统和遗产，才能有闲庭信步的从容和放逐自己的资本。而对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前路。所谓的“逆袭”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