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心理学·易说人生

姓名的重要性，应是众所周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就吟道：“皇览揆余祁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按今天的话说，意思就是：父亲仔细端详我的生辰啊，于是赐给我相应的美名。大圣人孔子也非常重视名字，他发出“名不正则言不顺”和“必也正名乎”的慨叹，也无非是表达了名对于物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地以姓名来寄寓自己的志向和情怀，表达自己的追求与价值。大凡伟人们，都有一个很不平凡的名字，比如说：毛泽东，毛毛细雨润泽东方；周恩来，周环宇宙恩惠到来；邓小平，乱世英豪，小平为福……如要细细列举出来，可谓数不胜数。为什么区区一个姓名能够对人产生激励作用呢？其实，姓名也是语言，而不仅仅是符号，是语言就有意义，有意义就有微乎其微的“意动力”。所谓意动力，即是语言投射于人所产生的潜意识的感觉或作用力。比如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当我们听到“火”时，头脑中不仅仅有“火”的意象，而且能够感到“火的温暖”；当我们听到“雪”时，头脑中不仅仅有“雪”的意象，而且也似乎能感受到“雪的寒冷”。其实，我们也是用不着知道“火”和“雪”是怎样写的，似乎“火”和“雪”是自然的、机械的产物。我们再把自己熟悉的汉语与英语进行比较，无论我们学了多少年的英语，但对于自小生活在汉语环境中的人来讲，即使掌握的词汇量比不过英语，但在与人交流中，首先意识到的都是汉语，也就是说，我们在读一篇英文时，实际上是把它转换成汉语来理解的——语言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智慧锤炼，在反反复复的记忆进程中，实质上已经在人类的大脑中留下印迹——语言，也是思维的表现即是明证。

实质上，我们总是被“文字”无意识地影响着，这种影响还有些根深蒂固。在古罗马有一位医生，为了研究大脑与文字印象的关系，在征得一个大盗同意后，当大盗人头落地的瞬间直呼其名，那大盗的人头居然还有反映，可见，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大脑皮层里——是印在了他的大脑皮层里！这是不是有些玄妙呢？如果用音乐进行类比，也许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音乐是什么？是音节、音（强）度和音频的有机组合的表现。忧伤凄凉的音乐可以令你无故忧伤，欢快愉悦的音乐可以令你无故舒畅，而激烈雄壮的音乐可以令你豪情万丈！音乐看不见摸不着，就是那么神，它可以让你为之巅狂。“名字”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形的音乐呢？它一样有声音、有起伏、有节奏，只不过名字是轻微的，它不能像音乐那样短时间地改变你，但却能在长时间内影响你。

以上仅是从名字的意义层面来阐述，如果从名字的数理层面来阐述“姓名是如何影响人生的”，那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了。若再配以“生辰八字”来论“命”，则更易让人贻笑大方了。实则不然，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命相论”放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比较，你就不会妄下定论了。

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罗素曾经做过比较，再后来的许多学者也多有论及，虽然难以详尽列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弥补。从整体上看，东方文化注重整体上的把握，而西方文化注重局部的把握，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中医和西医了。中医的治疗原理和方法，用西医是永远也解释不通的，因为中医的许多“概念”至今为止，在解剖学上依然未找到相应的地方。最根本的问题是，看似一套玄而又玄的“方法”，却是能治好实实在在的病！——所谓科学，就是经过被证实是正确的东西。中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能被证实的，但是，它却能起到科学所能起到的作用。

我们的中医保留下来了——当初还差一点被当作伪科学抛弃了呢——之所以有被抛弃的可能，是因为它与西方科学迥然不同。实际上，我们人类每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更多地发现本已存在的却未被我们觉察到的东西！一百多年前，当我们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时，我们以东学去理解从西方涌进的东西，当理解不通时，我们就认为它是妖魔鬼怪，生发了许多笑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世事倒转了，我们又是用西学审视自己的东学，当不能被解释，就一律贴上“伪科学”的标签！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律冷落中国千年来的各家经典。一位政府官员不无见地地说：“今天，我们所以缺少大师级人物，跟我们百年来不读经典有关”。国内已有多位著名学者和教授在倡导中国人重新捧起经典了，因为中国古代的经典书籍，体现了上古以来中国人思考世界的特色。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在谈及自己的成功时，均慨叹年轻时读经典对自己思维、思想的帮助。

是的，无论是《易经》、《论语》或是《老子》，都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蕴藏着丰富的朴素的道理。可以说，《易经》历经几代成书，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源泉。老子的思想，启于《易经》，中医也直接根植于《易经》的思想。《易经》因其“变化”的道理，给人以神秘的面纱，实际上，《易经》的思想内涵，就是中国人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也就代表了中国乃至东方人类自身思考时的位置和角度。

稍一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在思考问题时，喜欢把它放在整个天地间思考，而不是囿于此情此物。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思考方式，直接的结果是结论的模糊性、知觉性。不是吗？中国人很早就制定出了“夏历”，虽然使用了两千多年，但中国人未必就讲得清楚。“夏历”并不是因为“讲不清楚”就没有今天的阳历准确。同样，中国的气功中有气场，古时的外国人不懂，中国人也是讲不清楚的，但现代的科学不是证实人有气场吗？《易经》产生了几千年了，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却能在八卦图中悟得二进制，发明电子计算机。中国文化中本已存在，或者使用的东西，是被西方科学一次次证实，是不是在西方科学还未证实时，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它是科学呢？或者说，姓名的数理能影响人生，说不定是确有其事。

社会上一说起“生辰八字”，就觉得那是迷信——实际上那是误解！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那几个“生辰八字”，不过是几个干瘪瘪的文字而已。如果单单从文字符号来思考，那是十足的谬论了！但是，这些文字符号不是真如放在桌面上的文字符号而已，在它们的背后，代表了特定的天时气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生辰八字”不是“生辰八字”几个字，而是出生时的那个气候环境。十月怀胎，若以时间段来倒推，当是孩子处在母体中时的环境信息。人，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孕于母体，却是受气于天地，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首先把人放在天地万物中来考虑了。一个特定时刻出生的人，或许就禀赋了一个类似的信息特征。因为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四季有轮回，月亮有盈缺，太阳风暴亦是每隔11年一次。是否环境的产物——人类，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呢？中国思维是不能告诉你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关心过程，但是西方科学却能告诉你一点：生于秋天的人更易于长寿！依此类推，是否冬天的寒冷也给了冬天出生的人一类相同的特质？夏天的炎热也给夏天出生的人的另一种类相同的特质呢？

如果这样讲，那么就成了：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就拥有什么特质；如果不能给有，那我们就没有相应的特质。古人把这些特质概括为：木、土、火、金、水，并且以阴阳相分——实际上，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哲学和思想元素，也无例外地引入到了“生辰与命运”的互动模式之中。生辰何以影响命运？这可以用信息论来分析。“特定的”生辰造就了“特定的”生命机体素质，“特定的”机体素质散发出“特定的”生命机体信息。“优秀的”生命机体特征会获得更多的能量，而“劣弱的”生命机体信息只会在天地的各种信息间被消殆挤压。这种微妙的关系，可以用动物界、植物界中各种生物体利用特有的信息与同伴交流来解释。总之，只要生于天地之间，就必然会有与天地的输入输出的信息交流。世界，也就在信息的交流中运行与变化。

“生辰决定命运”的论断，的确是让人感到悲哀无奈，但是，它却是极不精确的说法。严格地讲，应说成：“生辰影响人体信息状态，进而影响人生！”这就好比四种气质的人，他们必然会在生命的旅途中作出不同的反映一样，最后必然会有本质上相似的人生。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用一种抑制神经的药物，是完全可以让一个神经系统强而不平衡的人安静下来。正如让音乐平息情绪，用催眠曲让婴儿安然入睡一样。企图运用“象数”起名法来达到平衡大自然留给我们特质的缺损，也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吧？

把名字化为“数”与“象”概念，也不单是根据古老易哲象数理论而设，也是根据西方哲人、革命导师恩格斯关于形态（象）和数的论述而设置的。对于数，恩格斯讲：“单个数在记数中已经得到了某种质。”“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但它充满了质的差异”。对于象，恩格斯讲：“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用数来抽象化的！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声音、图像的传输——几个数或一系列数字的不同结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的丰富纷呈的事物。比如说，电子计算机内所有的信息，无非就是“0”和“1”的不同位置排列。看似简单的“0”“1”，却能产生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高科技。名字的笔画，用数字能反映出五行的变化，奥秘也在其中，主要是文字在书写时，有它的间隔、间歇性。因为有了间歇停顿，便产生了数。数乃世界上最本质的抽象，千百年来，我们迷惑于万物的丰富与复杂，却始终走不出背后数理规律的掣肘。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数”。三者，乃天、地、人也。《易经·系辞》中关于“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备之”的道理，就是这种描述法，用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究天之际，从而控索宇宙人生之必变，不变的原理，阐明知变、应变、适应的法则。

如此一来，“姓名与人生”就攀上关系了，但此时无论讲得多么动听，究竟有没有那么回事，却实在是不能在短时间内感知的。它对健康、对运气的影响，终究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在西方近代史上曾发生过降低人的地位的三次革命，第一次是被哥白尼从自然宇宙的中心地位赶下台；第二次是由于达尔文而使人类失去了区别于其它生命形式的特征；第三次则是弗洛伊德表明了人甚至不是他自己的行为和精神活动的主宰，这些行为和精神活动是从人的无意识的源泉中产生的，而人类控制不了它们。这是不是人类的可悲呢？人类曾经是至高无上的，是自诩为上帝的儿子，是一开始就凌架于世界万物之上的——约翰·麦斯威尔目睹此情此景，不由感叹到：“我们笨的时候，要征服世界；我们聪明的时候，要征服自己。

比较而言，是不是我们东方文化要明智得多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人”这个生物放在了整个宇宙中来思索。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顺天意。人与天的较量，最终结果只能被天惩罚！这是被现实所证实了的，如今全球变暧、资源污染，无不是“天”的惩罚——人的出路，也只能是与“天”的融洽。中国古老的文化虽然不显山露水，但确确实实已经显示出了别于西方科学的厚道与成熟。这种深不可测的稳重，给人类浮躁的灵魂带来了安全感的依附。

如果理解了“人”在中国思维框架中的地位，你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总喜欢从大处着眼以至于忽略个体的感受。就连起名、改名，也要配合天地信息来权衡。这是不是很玄呢？对待无知，人们通常有两种偏向，要么是把无知神化，把自己不知道、不理解的东西看得很神秘，甚至不敢谈论它；要么是把无知贬化，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则对它不以为然，甚至没有理由地否定他。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呈现。打倒的很可能多年后会不再被打倒，以前是荒谬的，多年以后很可能被证明是真理。我们不是相信亚里士多德关于“苍蝇只有五条腿”的断言多少年吗？那不过是他碰巧捉到了一只有五条腿的苍蝇，而他又是科学权威罢了。

实际上，无论你认不认同，都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看起来生龙活虎，红光满面，身体健壮，暗地里却都被某类疾病所制约着，不是他自己不求发展，这是不是名字也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呢？古人改名的同时，都习惯于再改一个“字”来弥补或加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名人，也有很多中途改名的。比如说何其芳，原名何永芳；王丹凤，原名为王玉凤；鲁迅，原名为周樟树，又更名为周树人；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徐特立，原名徐立华；郭沫若，原名郭开贞；邓小平，原名邓希贤……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相信他们改名字肯定也是为了生活过得更好的。更何况法律也不避讳，赋予了公民对自己姓名的使用权和更改权呢？

每个人对自己的名字都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有很多人在潜意识中是很相信名字的影响的，对自己的小孩的名字，更是千斟酌万权衡——这是一种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很多人长大以后，才感觉到自己名字不很如意，都有想改一个名字的想法，可是真要付诸实施，已经不是轻易的事了。特别是当了解到自己的名字不符合生辰五行的，再加上一点身体或人生旅途的极度不顺利，纵然不相信它的灵验，但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关心，也是宁可一试的。哀莫大于心死，改名字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屈命运积极改善命运的行为。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是很正常的，哪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不遇到别人的阻力呢？除非他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未来总在远方，成功是谁也不能保证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为了希望的实现，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纵然我们还不能精确地证明姓名对人生的影响，但循其规蹈其矩，又会有什么坏处呢？据说姓名对于人的影响，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大而凸现，好名与坏名的效果，会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生命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自己的，依了生辰八字来搭配一个好名，为人生保个以防万一，又何乐而不为呢？常言道：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足见取个好名，对人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