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郎

许多走上井冈山或其他红色教育基地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穿越历史回到那个血与火，抑或“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尚未麻木的心灵都会受到感动乃至震撼，但回到现实生活很快复归平常；进入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一切有理有据，跳出该话语系统，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以革命理论构成的话语系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坐标评价，一切都是那样无懈可击，换一种思维和评价系统，情况大不相同，甚至仅仅将理论与实践作出比照，亦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如此，我们怎样才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保证血脉延续，构建起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型，保证国家稳步前行实现中国梦？答案是跳出“格瓦拉困境”是关键。

“格瓦拉困境”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或更易。大多情况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

具体来由，则是古巴无产阶级革命家切·格瓦拉，这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刚果（金）、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格瓦拉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缘于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征：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

“格瓦拉困境”广泛存在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整个国际共运。

除中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至今没有一个成功跳出困境。当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困境，但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至少说明经济领域基本跳出。可以断言，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格瓦拉困境”是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精神大厦的建构和精神力量的激发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突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格瓦拉困境”的伟大尝试，其突出反映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进行“姓资姓社”之争等等。正是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从而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苏共的后尘。问题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领域中很难突破，其自我神圣化导致脱离实际甚至无视客观存在，结果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悬在空中不接地气。

我们的精神大厦建筑于革命理论，曾经得到过世界冷战的支持和强化，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博弈已经开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方向迁移。过去，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生态的支持，我们的精神大厦坚固，精神力量充足。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尤其世界观是颠扑不破的，因为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政治图景。今天，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等思潮渐成主流和主导的情况下，原本坚固的精神大厦开始出现裂缝。因为我们的精神大厦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几乎无法纳入。早前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尚可丰富其中，后来发现农民起义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轮回，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并没有真正推动历史进步，这也是黑格尔等西方许多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于“人类的起点和童年”的原因。曾经被视为伟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后来发现其腐败程度不输于清王朝；作为爱国主义最好教材的义和团运动，其拳民竟然有那么触目惊心的暴虐行为。不得已，这些精神元素开始淡出甚至被直接剔除。到这里，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产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标准而被排除之外，我们的精神创造只能从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还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

西方世界显然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们不需要以革命的标准来划分、切割和评价自己的历史。以美国为例，其精神渊源一定是从第一批清教徒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开始，期间没有切断，即便他们也发生过“国共内战”式的南北战争，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捡。主客观原因导致了我们必然也必须切断自己的历史，结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狭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态变更，应对新情况新问题能力弱化。近来媒体连续报道国民党抗战老兵，民政部明确地方庆典应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这或许就是一个价值坐标改变的小小努力，发展开去未必不厚重我们的精神大厦。

还有更深层的矛盾和症结存在，我们已经面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且难化解。共产主义信仰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甚至是共产党的生命，因为失去这一信仰就有丧失执政权之虞，甚至是这个政党的瓦解。道理可以从奥巴马的观点中引出。奥巴马说过，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惟一原因是看谁有能力给选民更多利益。不能放弃共产主义就需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赢得更多追随者，问题在于现有理论已经无力做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革命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路径堵死了。那么，新的路径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制度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积累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从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借助“看不见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钟人”，“罗斯福新政”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干预”。这说明采取何种方式发展经济，主要看社会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不适合再发挥无所不在的干预能力，即市场能够自行调节后，就不应过度使用政权的力量，而应当加强价值观的引领。实践证明，当房地产调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股市发展也要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将失效。

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统一思想，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执政阶段不辩证看待统一思想，文化繁荣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出现过思想的辉煌，就是春秋时期，因为那时没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同时统一思想后，中国再不见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伟大思想成果。

从实现社会和谐来看。全民“讲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种情况下既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更不可能实现法治。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极左的幽灵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妥协性，也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须激情燃烧，执政必须平和平静，坚持按规律办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几乎没有几个政党能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论武装和精神灌输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为伟大理想付出几百万生命，这已经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但革命阶段伟大并不注定执政阶段也伟大。革命与执政区别很大，下面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一是普世价值问题。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是普世价值。然而，由于“格瓦拉困境”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价值观，结果把“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让给西方。以民主为例，这本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已经形成，且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如今却成了西方国家专有。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世界还能不能找到相对一致的东西，我们评价世界还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类还会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还会走向和谐吗？所以，我们可以批判西方试图将其核心价值观强加于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必要否认人类共有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普世价值。

二是利益关系问题。利益带有根本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主要通过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实现。革命阶段共产党为什么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因为从理论到行为都没有人民之外的利益，并且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高尚看得见摸得着。进入执政阶段呢？整个集团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并无不妥，关键是能不能科学划分利益，进而规范和分享利益。一方面讲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另一方面利益等级化、集团化，这就把共产党置于被动地位，且处于道德困境。苏共为什么被人民抛弃？原因之一是获得了利益，而且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还大讲自己在牺牲奉献，落差的结果招致更大的反感。

三是政治伦理规则问题。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没有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在掌握了巨大权力的情况下，很多责任并没有人承担，尤其是道义责任。在西方，政府官员因道义责任而引咎辞职者大有人在，在我们这里却很鲜见，原因在于我们只关注组织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伦理的规范。再进一步讲，我们的价值标准和话语系统都在模糊甚至泯灭规则和标准，而非清晰界限。大家都大谈抽象的政治，结果便没有了政治，尤其没有了执政党成员的具体规则。我们曾经认为政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处在革命阶段自持正义性和神圣性，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执政后还能不择手段吗？倘若总以敌对思维开展政治活动，必然处于无休止的“路线斗争”、“左”“右”之争的循环往复，有序政治、文明政治都不可能实现。

四是党的领导能力有限与无限问题。看一下西方社会，民众想见市长州长很容易，我们的群众要见市长县长很难，有人开始怀疑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已经从公仆异化为老爷，其实这主要源于权力运行模式。在西方社会，因为三权分立，也因为经济规律，行政官员的权力很有限，民众出现精神问题进教堂，产生司法之争进法院，想赚钱到市场，找市长州长什么也得不到。我们的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这个包揽在单一社会是可行的，可在社会高度分化、利益诉求多元的今天，仍然包揽一切，必力不从心。结果不仅没有强化党的领导，恰恰会走向初衷的反面。

尽管存在着“格瓦拉困境”，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每一种文化和制度下的国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会运行规则，不可能完全一样，在政治之外的社会调节力开发出来前，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丢掉。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抛弃政治，而是政治要发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命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