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翁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时，略有删改）

作者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重大部署，人民满怀期待，人民渴望真正的改革。

今时今日，中国人民对改革期待之切，寄望之深，要求之高，为多年来所未有。人民为什么渴望真正的改革？盖因我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取得多方面巨大成就之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亦日益彰显和剧烈。

经济社会矛盾最显著和最剧烈者，首推六大失衡。（1）收入分配失衡，表现为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2）投资消费失衡，突出表现是“三依靠增长模式”难以为继。（3）产业结构失衡，核心问题是几乎所有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4）国际收支失衡，突出表现为我国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过度依赖美元霸权。（5）虚拟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整体经济体系“脱实向虚”趋势日益严峻。（6）地区发展失衡，首先是“二元经济机构”依然固我，“三农问题”仍然没有妥善解决。

此六大失衡，咋看起来纯属经济问题，实则皆是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复杂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之必然结果。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出现之深层次严重失衡，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和再平衡，必然酿成重大危机。

深化改革之核心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深层次的严重失衡，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重新平衡和协调发展。如果认识到我国今日所面临之诸多问题，皆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多重因素相互影响之结果，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仅仅依靠经济体制之改革和调整，就难以实现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的重新平衡和协调发展。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互为前提，互为基础，互相制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没有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借用矛盾分析方法，我们认为，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那么，面向未来，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则必然是政治体制改革。

本系列短文，侧重从经济视角简要阐述六大失衡，以资读者概要理解我国今日所面临之诸多严峻问题，从而深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命之伟大和任务之艰巨。

本文先说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从宏观角度看，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体现为政府收入占GDP之比例持续上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例持续下降。其二、从老百姓收入结构看，收入分配失衡体现为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无论是基尼系数测算，还是其他各种抽样调查和直观观察结果，皆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是不争事实，亦是老百姓强烈不满的首要问题。

其三、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是源自合法收入增长，则不太会引起全社会普遍的强烈不满。造成我国收入不公和贫富分化日益恶化的直接原因，是各种非法和灰色收入快速增长，包括各种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低价变卖或侵吞国有资产等等，让少数特权分子转眼牟取巨额利益。垄断特权、资产泡沫、不公正竞争，亦是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如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老百姓意见最大，抱怨最多。须知老百姓并非天生仇富，更不是不加区别地盲目仇富。

综合分析统计数据，自1990年代以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总体占比呈上升趋势，家庭和个人收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截止2012年年底，企业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1.5%，比1992年上升9.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8.2%，比90年代以来的低点（2000年为14.7%）上升3.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3%，比1992年下降8.0个百分点。

根据GDP收入法估算，初次分配里，我国居民薪酬收入占GDP之比重，1995-2007年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53.16%下降到39.74%，竟然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3%。其中2004-2007年期间，从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4个百分点。2007-2008年略有好转，上升到46.62%。然而，2009-2011年期间，居民薪酬收入占比又从46.62%下降到44.94%。

再分配之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从2002年的65%下降到2008年的57%，下降8个百分点，最近几年仍维持持续下降态势，目前占比大约为51%。政府收入占比则从17.52%上升到21.28%，上升近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占比维持较快增长，增长9个百分点，占从18% 上升到27%。

为什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广大农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里，原本应该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入，绝大部分被政府和企业占有。据统计，2001-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从1300亿元剧增到2.7万亿元，增长近20倍（这当然只是部分统计，实际土地出让收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然而农民获得的征地和拆迁补助收入平均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37%。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之比重，分别只有10.37%、2.91%和12.99%。围绕土地拆迁的各种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关键就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甚至赤裸裸的掠夺。

其二是城市居民收入占比亦持续下降。首先是薪酬收入偏低。我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由于绝大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产业工人的收入仍然非常低。按照人均小时工资计算，我国人均工资收入仍然只有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14。相当美国的1/17，德国的1/16，日本的1/15，法国的1/16，俄罗斯的1/4。其次是财产性收入没有实现稳定增长。股市长期萎靡，许多普通股民一直赔钱。很长时间里，通货膨胀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存款实际是负利率，相当于国家对普通储户征收了通货膨胀税。1996-2002年中国平均真实利率为2.93%。2003年至今，平均真实利率为-0.3%。8年时间96个月里，有52个月（四年多）是负利率。有研究机构测算，仅2011年，通货膨胀税就高达1.5万亿。真实利率每压低1%，居民消费增长率就下降0.287%。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另一个最突出表现是贫富分化日益严峻。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分化的指标之一，国际上比较通行。对于我国的基尼系数，不同机构估算方法不同，结果差距很大。最低值是0.48，最高达0.61。国际公认危险线是0.4。美国是0.4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估算，2000年到2008年，我国收入差距一直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从0.44上升到0.49以上。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似乎出现了缓慢下降势头，全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2年的0.474（当然许多人不大相信这个数据），我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非常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中国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各种说法很多，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越来越少的人群却控制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譬如，调查表明，10%收入最高家庭群体之收入，是10%最低收入家庭群体的65倍。2011年《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说2000年中国财富分配还是二八开，2011年已经变成一九开了。换句话说，10%的人群占有90%的财富，90%的人只占有10%的财富。10%的人怎么构成的呢？90%是党政干部及其子女或者亲属；5.5%是海外或者港澳台有亲属的那些人；还有4.5%是经营有方，运气又不错的民营企业家。此类数据可能并不那么准确，却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现实，而且与老百姓日常观察和感受相符。

还有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劳动者人均月收入分布，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群占35%，1500元以下的人群占51%。易言之，仅够温饱的穷人占劳动者一多半。此外，从每年出台的各种富豪排行榜亦能看出端倪，巨富群体收入增速远远超过普通老百姓收入增速。我国近75%的富豪来自房地产、资源矿产及其相关行业，从一个重要角度说明了贫富差距急剧放大的内在原因。

上述因素之外，造成我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严峻的因素还包括：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第二产业占比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要素价格改革迟迟不启动或滞后启动；资本和权贵勾结，官僚资本横行，腐败蔓延；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此处不再一一细说。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各国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是导致政治社会动荡不安的首要因素。社会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是导致老百姓仇富、仇官、心理失衡、对社会不满乃至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的核心原因，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进或中等收入焦虑”的主要表现。“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共有的心理。如何确保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适度平等和动态均衡，是世界各国都曾经和正在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国亦不例外。

单纯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过大，将直接拖累消费和投资增长。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财富越多的人，边际消费趋向就越小。如果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必然会严重制约我国消费增长。实际上，我国目前已经部分出现“富人有钱不消费，穷人消费没有钱”的现象（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选择到国外消费或购买国外产品）。有学者估计，中国富人的消费趋向只有62%，穷人的消费趋向为92%。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可拉斯．拉迪的估计结果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解释了中国消费率下降的75%，预防和储蓄动机只能解释了消费率下降的25%。

遏制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趋势持续恶化，应该是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它关系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保障，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遏制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持续扩大之趋势，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非某个部门某项具体短期政策可以奏效。我们需从四个方面实施彻底改革，才有望遏制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持续扩大之趋势，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其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根除各种腐败和权钱交易。根除腐败，就必须约束权力；约束权力，就必须制衡权力；制衡权力，就必须监督权力。没有边界、没有约束、没有制衡、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制度数千年演变的一个基本规律。老百姓对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的强烈不满的抱怨之中，最不满意的就是腐败和权钱交易所导致的贫富分化。

其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垄断，从制度上保障私有产权，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最大多数的中小微型企业（私营企业）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我国中小微型企业超过1000万家，它们是创造GDP的主力，是创造就业的主力，是确保最广大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主力。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最大多数的劳动者没有稳定的就业，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就会愈加严峻。根除垄断和保障产权的关键，仍然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三、深化财政收支制度改革，确保广大低收入群体有最基本生活保障；显著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投入，从根本上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社会问题，减轻最广大老百姓的教育、就医、养老和退休负担。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必然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约束政府公务员的数量，遏制政府行政开支快速增长，遏制吃饭财政挥霍人民的血汗钱。政府财政收支必须接受人民的独立监督，坚决根除一把手一支笔，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独立监督，才能确保财政收入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其四、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核心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尽快全面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和资源税。我国个税起征点仍然偏低，低收入工薪阶层不得不缴税，富人却能轻易逃税避税。富裕阶层拥有大量房产、证券金融资产和其他各类资产却不缴税，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