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明的角度与尺度来判断，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可以归类为“失败”，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生存而做的改变，经过商鞅变法、文景之治、王莽篡权、王安石变法、明清停止不前的“闭关锁国”到洋务运动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成功，更有甚者，改革者的下场也都挺悲催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概括三条共性：第一，与世界各国有历史记载的“改革”相比，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纯粹站在执政者（皇帝）立场上，对统治者如何控制民众、如何管理士农工商、如何剥削农民土地、如何征税充实国库的政策调整，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涉及到执政理念与执政者管理方式方法的，更无从民众利益出发的改革。
正因为历次改革都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改革对象，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去改变自己改革政权，从来不触及王权，牵涉到利益集团时也多因为权斗，所以相对于让一些人爱一些人怕的革命来说，老百姓对“改革”基本都保持了不冷不热的态度。没有民众支持的改革，一旦遭到利益集团与反对派的反击，也就立马一败涂地了。对于民众来说，历史上的历次改革，死不足惜。
第二，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改革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改革者都不是最高执政者（皇帝），很多是被皇帝（临时）看重用来做改革的急先锋与失败后的替罪羊的，例如商鞅、王安石和洋务派等。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们”几乎都手持大权垂帘听政，同改革保持一定的距离，改革效果不错，成绩是他们的，改革不好，就牺牲掉改革者，进退自如。这使得所有类似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三心二意，更不用说“顶层设计”了 。与此相反的是汉武帝与唐朝皇帝亲自掌管的一系列改革，成效也相对显著。
第三，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维系现有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改变现有体制的变革。有些改革即便失败，改革者被车裂（商鞅）与冷落致死（王安石），那些能够维系现有体制运转的措施也都被保留下来，为集权专制机器添加螺丝钉与润滑油。
以巩固专制集权为主的改革措施，往往会取得成功，例如管仲的盐铁专卖就延续至今，只不过变为“石油垄断”而已，但“分权让利与均富”等民间更期待的改革就常常被利益集团劫持或者被皇帝拦腰斩断。这使得历史上几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不管当初一些措施如何具有进步意义，十几年、几十年下来，改革的遗产就只剩下一些有利于剥削民众与控制国民大脑的糟粕了。
当然，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延续了两千年的这个体制本身是根本无法改革与改变的，你能做的就是使之更加完善、更加精致，也更加邪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那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也不应该成功的。
现在很多学者研究说如果孙中山不急于把革命搞成功了，清朝的立宪改革就有可能成功了。这些人学术想象力太丰富，却缺乏了文学想象力：你能想像秦朝到清朝的制度改革成功，我们今天每个人脑袋后都拖着一条大辫子，每天早上起来跪在地上跷着屁股对满人爱新觉罗氏跪拜且高呼万岁？期盼微服私访的皇帝弄大几个民女的肚子造几个“还珠格格”博得小民们由衷的爱戴？
改革是否成功同体制能否改变，当局是否愿意改变体制来追寻更高的目标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者来说，除了历史这面镜子之外，地球上同我们有相同政治体制的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历程也可以借鉴。苏联、东欧的改革都走在中国前面，但都没有逃脱改革被革命取代的命运，改革者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教训，但社会主义国家里唯一拒绝任何改革与改变而延续至今的也只有朝鲜，目前几乎成为地球上的孤儿……
从中国历史与周边国家的改革看中国今天的深化改革，有理由感到忧虑与悲观，但并不是说没有希望与出路。改革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也要有“顶层设计”，还要有一把手亲抓的决心与坚强的领导核心。改革者必须以人民利益、民族前途与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避免仅仅从执政者利益出发，更不能为利益集团服务。
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者都没有做到，也不想做到的。如果进入21世纪的今天，执政者还抱着历史上那些改革者的思想与思路，不是为了民族与民众的利益去大胆地改变、改革体制，而是竭力去维护现有体制，那还不如不做，否则，改革即便不失败，也会带来混乱，最终会加速革命的到来。
杨恒均 2014.4.24 （路边谈话：根据4月22日深圳部分聊天记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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