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

　　到香港一间大学报到后，我即开始领教系主任封建家长制的管理作风。起初我真是不
理解，这位主任以往曾在美国工作过10多年，居然没能熏陶上丝毫的西方式开明做派，那些年的洋墨水都白喝了。事实上，系里同事们私下里给主任起了个外号“皇帝。”这位皇帝确实天天显现出一系天子之派头，比如通常在校园里遇见皇帝主任，你得赶忙颠颠地迎上前去主动请安。若你这个下属不积极抢先与其打招呼，那么主任大人就会假装没看见你躲闪开来。我从未见识过主任躬身问候过哪位下属早安。

    任意反悔其承诺

　　我原计划来香港做三个月的短期访问学者，两个月后系里决定给我一份两年的正式工作合同，应该说这是件大喜事。香港大学的高薪远胜于日本及西方各国名列世界第一，能够在香港大学谋得一席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被形容为是中产阶级中的打工皇帝。我提出的条件是，若接受这份工作，希望系里能同意我每年夏天回莫斯科度假三个月。两星期后的周五傍晚，系主任通知我说，他不同意度假三个月的请求。他表示：“你可以考虑一下，周一必须答复我要还是不要这份合同，若过了周一还犹豫不决，就视为自动放弃。”周一早晨一上
班我即回复系主任，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份迫我放弃度假机会的合同。我的决定大出香港人意料之外，在场者个个惊呆了，他们不能想象一介“水深火热”中穷哈哈的俄罗斯人，面对80万港币的年薪居然无动于衷。

　　我离任前夕，系里又提出留任我继续工作的建议，我当然再次重复三个月回莫斯科度假的条件。这次系主任松口说：“我们没办法在合同里明确地加进这一条款，但可以找到变通的方式。我的办法是到时候允许你回国度假，但离岗期间的工资将被扣除。”我觉得这个折中方案值得接受，于是我便留了下来。第一年暑假我如愿回到莫斯科与家人团聚，到了第二年暑假前夕，我如常向系主任告假时，他却反悔了。我询问他为何撕毁以前的承诺？他振振有辞地反驳我说：“我只特许你第一年可以请三个月的假，第二年就不存在这项优待了。”我既吃惊又愤怒，他怎么可以如此戏弄我呢。我与他争论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主任说：“你若坚持要走，那你写个请假报告来吧。”三个星期内我写了三份申请报告，每次都被主任退了回来，不予回复。我只得再次面见主任，他表示若我还不罢休就必须写份申请给校方。我立即照办了。三天后我去询问结果，主任说我还得再写一份申请给另一个部门，我二话不说又写了一次。就这样，接下来的两周内，主任曾三次要我重新写申请报告，我都毫不气馁地去执行。终于有天我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主任留下的一张便条，上书：“你的申请已阅。”我叩开主任的房门请教字条上的意思，主任反问我道：“你没看明白？”说着他拿起字条朗诵起来。我打断他说：“您的手谕我已经反复看过了，现在请您直截了当回答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回莫斯科。我认为您单方面破坏我与您之间的口头协议，这是不公平的。”系主任总算看出来我是走定了，我回国后打算不打算再回香港倒是成了个问题。于是他终于放我回家，但要求我承诺度假后一定回来。

    没有认错的胸襟

　　最近由于香港经济形势困难，政府消减了大学的财政资助，校方的新政策是两、三年之内各系要裁员20%，实际上我们裁掉了七位教师后已达到了校方的“瘦身”指标，但校方表示你们在新政策出台前自行辞退的冗员不算数，这次还得重新裁减20%的员工，大家都怨声载道。我们的系主任仍旧拒绝检讨他的过失，仍旧稳坐在系里的第一把交椅上。中国没有一个宽容国民认错的社会环境，而欧洲人的观念是，若一个人犯了错误，你知错、认错并不意味着丢人现眼。但中国人认为认错就是丢了脸，这种面子文化不仅影响中国人的反思检讨，甚至影响一个人不断完善其人格，更阻碍一个人、一个社会的进步。

    沉默是金   

　　我曾倡议系里员工每星期五搞一次早餐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各自教学、科研的心得。第一个周五早茶会上，我汇报了自己的科研现状；第二个星期五一位美国同事做了报告；第三个周五一位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发了言。到了第四个周五早晨，我们这几个外来人员都已表述过了，该轮到香港本地同事汇报了。可惜的是那个早茶会上香港同事个个沉默不语，无人愿意谈出自己的工作心得，早茶会最后就这样无疾而终。与聚会上沉默寡言情形相反的是，私底下传播同事的飞短流长却异常活跃，人与人之间都紧张地相互提防着。同事总喜
欢抱怨其他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比自己好，若我询问怎么个好法，他们的回答是：“那还用说，很明显就是好。”我又追问有什么具体的例子，他们表示：“具体情况就不便讲出来了，但可以感觉出来。”我与系里的美国、法国甚至大陆来的同事，聚在一起揣测香港人的这种“感觉”，始终未能破解。由于人人宁愿天天去“很明显地感觉”同事，于是到了全系员工大会上，要大家发言谈谈各自的意见、想法时，会场里始终鸦雀无声，个个表情冷漠，好像都还在沉思、“感觉”着，但就是拒绝道明自己肚子里那些“很明显的感觉”。

　　系里有些教师去外面讲学捞了些外块，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读了一个通知，要求挣了外块者上缴一部分所得给系里。我当即提出这种私法不妥，等于是变相征收所得税，无论是系里还是你主任都无权修改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法律，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加税都是违法行为。系主任愣了半晌后表示：“你提醒的对，这个我忽略了，我们得尊重法律。所以我改为要大家以自动捐赠的名义缴纳30%的校外兼课收入，我马上起草一份自愿捐赠书，每位员工都要在上面签字，这样在法律上就万无一失了。看来我们还得建立起一个监督机制，让大家互相检举不上缴外块的员工。”我听了主任的这番高论惊得瞠目结舌。在场的员工则无人提出异议，我纳闷中国人怎么不懂或者不敢挺身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这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及奴性十足。让同事之间互相监视和鼓励暗地里打小报告，这也太恐怖了吧。

　　与香港人一起开会都堪称是“闷头会”、“哑巴会”，奇怪的是，中国人私底下交头接耳时个个都挺能高谈阔论的，一旦到了正式会议上领导征询大家意见、看法时，他们的舌头都好像被割掉了似的一片死寂。校方曾抛出来一个评定教师工作成绩的草案，按百分比将教师划分成三六九等。草案规定一个系要评选出5%的教师为突出成就的拔尖者；再评选出5%的优秀教师；还少不了评选出工作表现最差的5%者；其余都为一般中不溜工作水准的教师。这个闷在办公室里杜撰的、不切实际的百分点草案，一经公布立即炸了锅，毫无疑问这太荒唐透顶了。这就意味着一个系尽管实际上每位教师都很优秀，但不得不一刀切地按照校方定出来的百分比，只能报出5%工作有成就的教师，另外尽管系里也许不存在“南郭处士”，但都必须揪出5%个混饭者来达标。学校召开职员大会讨论此草案时，中国员工皆如常一样一片沉默是金，个个明哲保身。大会上，站出来表态提意见的全是外籍职员，外国人于是成为离经叛道、故意挑刺的麻烦制造者。会后我询问中国同事，你们明明满肚子牢骚、不满，有了表达的机会时为何却一言不发呢？他们回答：“干吗我要出那个头，又不是我个人的私事，中国有句古语‘枪打出头鸟’。”

    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   

　　去年政府的一个督察委员会要来大学考察我们教学、科研成果，为了准备过关，那些天全系教职员工的中心工作不是教学和科研，而是由系主任带头部署如何迎接政府官员。周六清早全系员工都停止放假集中到一间五星酒店，全封闭地开两天学习会。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形其过分程度，连我在前苏联时期的科研机构工作时都闻所未闻。我们准备应考督察委员的项目包括，本系历史上的科研及教学成果，及系里未来工作的宏观计划。当然我相信全世界的大学应付政府的工作检查时，都会尽可能地夸张自己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常理。出乎
我意料之外的是，系主任为了统一大家的口径担心有人说错话，他向每位分发了一份迎接检查的提纲，要求大家周末呆在酒店里背诵下来。看来我们系以往的历史是“不可以预测的”，此感叹源自前苏联的一则政治段子：“苏联，不仅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更重要的是苏联过往的历史‘绝不可以预测’。”此言怎讲？因为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涅日聂夫时代......，每个时期所公布的苏联历史都是不一样的版本。红场阅兵式上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今天并排着8位，天知道几天后同一张照片上可能仅幸存7位甚至6位了。

　　为了本系历史成就“新版本”的万无一失，系主任亲自挑选了五位精英人物，重点培训他们如何应对督察委员的提问。在酒店大堂的全系大会上，系主任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他撰写的提纲是系里工作的路线方针，每个员工都得认真领会其精神，尤其是回答督察委员的问题时，不能偏离提纲上的中心思想。末了系主任表示：“当然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这个周末大家必须统一认识，都要下功夫牢记提纲里的统一答案。”周六大家闷头牢记系主任语录一天后，周日按计划本该是全系员工讨论工作、大家自由发言的时间。但是清早系主任检查五位精英背诵提纲的成绩后大为光火，斥责他们背诵的还不够流利、精确。为了达到“一丝不苟地不走样”，系主任责令五君子回房间继续面壁用功，所谓的自由畅所欲言大会连一分钟的讨论、发言机会也没有，一个小时的聚会里彻头彻尾的全是系主任一言堂。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叮嘱大家，背诵他的语录是如何的重要，及应该从系里的大局利益出发“千万不能说错话”，不要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更不能出风头谈什么自己的看法，只要照着统一答案去开口就万事大吉了。前苏联时代我们有一则民间段子：“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紧跟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若原地踏步那是对党的不忠诚，若冒进跳跃同样是反动派。”

　　我们被释放后的周一晚上，我和几位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年青同事，与校外一位朋友聚会。谈起备考政府检查的事，校外的朋友说媒体一定感兴趣这件新闻。我当即表示愿意与媒体合作揭露这个黑色幽默，但在座的其他同事都噤若寒蝉，纷纷劝我千万不能捅这个马蜂窝，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利。我气愤地表示系主任导演的这出荒诞戏，是对我们独立人格的侮辱，别说自由表达意见，甚至连提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还算什么民主社会。几天后，系主任听闻我私下里散布不满言论，他找到我个别谈话。我先开门见山地询问是否有权提问，接着我提到在西方社会甚至变天后的俄罗斯，都未曾见识过本系种种不开明的气氛。系主任摆出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指责时的惯常姿态说：“这里不是西方，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西方那套散漫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团队精神，讲究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最后系主任警告我说：“你经常与一些喜欢滋事的不良份子来往，这样不好，你会‘近墨者黑’，最好的办法是多接触那些勤恳工作、尊重上司的好员工。还有你今后最好还是别乱开口发议论，中国古语的忠告是祸从口出，你不了解香港的国情，在这里少说话为上策。当然你有自己的看法，但既然是个人内心的意见，那就让其留在心里就是了。系里决定了要大家统一口径、统一认识，每个员工都有责任去照办。”

    没有“大我”只有“小我”

　　我不耻下问香港同事关于“小我、大我”的东方哲学，因为所谓的“小我和大我”，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我”字，这本身就是概念混淆。香港人解释说：“此地的特点是，每个人都很自私，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至上的态度，使得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整治中国人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袖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才能把众人统一起来、凝聚起来。”我听后悲哀地感叹，这种言论体现了殖民地和封建帝国的双重心态。

　　在我看来，中国人“小我、大我”的观念体现在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淆，确切地说就是没有“大我”只有“小我”，即缺乏公德心。在香港街道上常能观赏到着条纹睡衣、睡裤者，简直是将大街当成自家的卧室了。在欧美，睡衣是绝对不能够穿出家门的，即使是在自家门里也不能着睡衣会见客人，否则都是不文明的行为。健身房里港人只顾“小我”的表现就更明显了，比如说那些健身器械，港人用完后便随地乱丢而不愿意归还原位，表现出无公德心和无秩序的民风。还有些人干脆坐在器械上歇息，霸占着位置为的是不想让别人用，以便自己休息后可以马上继续锻练。健身后冲凉时，墙壁上的挂钩理应一人用一个，但常常看到一个港人将三、四个挂钩全部都占上，一个挂上衣、一个挂裤子、还有一个挂背包，根本不考虑后来者的利益。每次我都不得不耐心地趋前询问：“请问你用完了吗？能不能让别人用一下？”这情景使我感觉港人不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大概所谓“大我”的概念，意味着中国人献身于与己直接相关的团体，这个团体“大我”包括家族、同事、邻居等亲友。当他们离开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团体“大我”后，其肩上的责任、义务便就随之卸掉了，陌生路人显然不是与己相关“大我”中的一员，因此也就没有义务去殷勤体贴这些“与己不相干者”，反正没有在自己熟人面前丢面子，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