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生活十八年之回忆——第十九章解甲归田经典转载

军营生活十八年之回忆——第十九章解甲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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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箭老兵文

一、悄然之变
“内部招兵”之后，紧接着听说部队要精减整编裁员100万,不少干部从理论到实践,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着手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即使是那些曾立志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者，也变成了这些人一句极端虚伪的口号，其言行完全相背离了，如此等等。我处在这么一种环境之下，逐渐觉得有些不适应了，从起初的不习惯到看不惯，并逐步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感，以至萌生了离队的想法，觉得在部队再干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看来军营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认为脱掉军装将是我的最终归宿。想当初，自1961年4月穿上朝思梦想的军装后,我就没有考虑过要脱去它。虽说当年乃至今日有三年服役义务之说，但我有一个坚定信念: 只要部队需要愿当一辈子兵、穿一辈子绿军装！可以这么说，我在军营前十四五年里, 从未动摇过我的从军之心和报国之志，并曾暗下决心，不管流血牺牲，愿将忠骨献‘长城’！然而，后来的很多事让我感到越来越无可奈何。

二、转业之命
1978年6月，我们基地政治部决定并通知我作为第二批转业地方工作的对象之一。听到这一消息，我深感突然，我的精神与心理顿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从我们政治部“路线对比分析会”后，我确实还想重整旗鼓，振作精神，好好再干它一番事业，为部队和国防建设再贡献一份力量，几乎没有一点转业的心理与思想准备。面对这一状况，我的内心觉得冰冷透凉的，也深感再怎么干也无济于事了，再怎么干也难以打动那几个手握“实权”者的心了！有一件让我对前面提到的那位“A副政委”令我记忆不快的事:1977年冬季,“A某”唯独一次率我们政治部保卫处汪德泉副处长、组织处干事王兵和前面讲到的我处干事“罗小丑”及我等四位同志,下到工程某团五连蹲点,时间近一个来月。在此期间,我埋头苦干，谨小慎为，整天与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 有时部队星期六晚间组织看电影，我主动要求不去看，替战士站岗，让战士去看。此举, 在五连传为佳话，给予了我很好的评价。汪副处长在这位“A大人”面前多次夸讲我，可整天挂着一幅苦相的“A大人”,听了却无动于衷。说实在话，我不苛求他讲我一句好言，我也想到他不会讲我什么好话，因为我与他不是同类型的人。

三、解甲之因
当年让我转业，主要有四个原因促成：
第一，“内部招兵”问题是首要之因。我向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汇报我部相关情况为。我的这一举动，不仅得罪了当时有其子女被“内招”的部分领导者，还伤了我们基地党委、首长和我们政治部领导的心。自此，有些不能正视我的“实权人物”, 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管控”的人，甚至是一个有损其利益的“危险者”, 故择机或找些理由让我重新调离政治部或结束我的军旅生涯。话再讲回来,我当时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复员转业把家还。可真让我转业脱去军装，又觉得很冤，毕竟我的本意是好的。早知道会让我复员转业,我决不会为“后门兵”问题，去出这个“头”、冒这个“尖”。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但这些决不是什么本质上的问题,为什么我要求在第一批转业时,组织上却不让我走(1976年邓小平提出军队要精减整编开始,当年年底为第一批转业),而只时隔两年不到、即第二批(1978年) 我并未要求转业,却又叫我走人，看来那时我在有的领导眼里已经不是什么“好人”，甚至成了“危险分子”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若真有我愿意吃它十副、一百副、一千副都行。

第二，“A大人”对我压力之因。自从他到我们基地后就是我走向倒霉之时，他象是我的克星。我为何与其难相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他来我们基地后, 仗着基地政委的权威，尤其是让他掌管干部大权后，很有点盛气凌人了。我们政治部干事中私下议论“A某”来后，基地领导班子有点不协调了；二是他表率作用差，要求别人计划生育，自已快五十岁的人了还生一个小女孩（非独子）,每天早晨让警卫员抱着他的小宝贝，带着他的老婆在我们机关驻地转圈逛马路，同志们反映“很不象样子”；三是他架子大，成天板着面孔，没有一点亲和力，让人难以接近；四是他很少下基层蹲点调查研究。他来我们政治部几乎只到干部处。也不知怎么搞的, 我完全同这位“A大人”没有一点缘份。有一天，我无意中讲:“在基地首长中，我最不喜欢那个‘地主’副政委” 。就这句话可能有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我就……

第三，念我“歪经”者的负面之因。我在基地宣传处十年期间，因看不惯某些人的意识与品质，我与这类人总是有点面和心不和，从我内心深处就很反感这种人，加之我一向为人性情刚直，平时讲话不留神，无防人之心，有些话传到他们耳朵里，也会引起这类人对我的反感与歧视。如前面章节讲到的“B秘书”、“c 处长”、外加那个“罗小丑”都是这类人。别看这类人少，却能量不小。请看“罗小丑”当年是如何坑害我的：他调第二炮兵某学院政治部干部处任干事期间，我们基地政治部首长和我们处及干部处领导考虑我的情况，在未明确我转业前曾推荐调我到该学院工作，可这个“罗小丑”凭着他手中的实权，硬顶着不接收我。在关健的时刻、关健的事上如此害我，给我吃了一颗永难忘却的“苦果”。看他外表不露凶，却内藏毒蝎心。老天爷有眼，他最终遭到了报应：因文革中的问题被学院作复员处理了，在六年前阎王也让他去了西天。

第四，横祸突袭之因。俗话说，祸不单行。正是在1974至1977年的三年间，我接二连三遭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挫折和打击。正是这时，老家本村本族有人写信到部队陷害我。据说，我们政治部首长曾先后三次派人到我们村里进行过实地调查,最终弄清了事实真相,还了我历史的清白,使我免遭了不白之冤！但不管怎样,这对我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尤其是在那个注重“政治面貌”的年代里,加之我又身在第二炮兵这种特种尖端部队,怎能不说是对我的一个沉重打击呢！？

四、逆境不馁
在我们政治部的路线分析会后, 我经常反复思前想后, 冷静地回味着自已的过去,正视自已的未来,尤其是想到当时自已毕竟是一个入伍十六七年的老同志、一个入党快二十年的老党员。再说，我这个人是很重情感的人，我对部队一向是很有感情的,部队生活也习惯了,若要一下子脱下军装、回到地方、变换岗位,思索起来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呢！因此我想到这些,仍然振作精神,毫不气馁,仍象往常一样埋头苦干。到连队蹲点,好几次都是我一个人成行；在下连队时,晚间让战士集体去看电影,我代替战士们站岗；在连队搞战备教育,我自己编写教材,自已宣讲,收到好的效果,深受连队官兵的欢迎；秋收时节帮驻地生产队搞“双抢”,我总是走在前干在先；为驻地公社兴修水利,我天天挑双担子,不叫一声苦和累；我们政治部的公差勤务,我争抢着去干；我们宣传处搞的农副业生产我总是起早摸黑.......我常常鼓励自已：我是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和逆境中,决不能动摇自已的革命意志,要永远力求做一个强者,在逆境中气馁与丧志,就是对自己人生的慢性“自杀”。尽管这样，我还是被确定转业了。

五、准备离队

接到转业通知后，我寝食难安，随即想了许多问题, 如同“过电影”一般，除回忆和思念在部队十八年军旅生活的正面因素外、更多的是反省与悔恨自己当年的轻率之举、怨恨某些人的冷酷无情, 同时思考着回到地方后,如何在新的征程中重新迈好步、走好路、干好业的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 在部队的后几年里,我干的不顺、走了弯路、除几个“克星”不容贤者、对我起到了一定负能量的作用外,但我严重地注意查找了自己主观上的原因。俗话说的好:“树不倒根,人不倒志”,假若在受挫折后而“倒志”、就此停滞不前,这是一种懦弱无能的表现。于是,我在1978年6月28日写下了:从部队转业地方后力求做到“三个不”：政治上不糊涂、工作上不拖拉、生活上不腐化；树立“三股劲”：学习上树立一股钻劲、工作上树立一股拼劲、困难上树立一股闯劲。一句话，在地方“不干出个人样” ，永不回老部队见老战友和老首长！

因伤了我的心,宣布转业后,我几乎一天也不想在部队呆下去了。觉得我们部队有些人太绝情了,尤其再不想见到我心目中那几个“克星”了。昔日那种极度热爱部队的浓郁情感,这时己变得十分的淡漠了！不是我不热爱我们的部队；而是我们部队中的某些人“抛弃”了我啊！“任人为贤”---这句话那时在我们部队已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鬼话了！当时,在我的复杂心理状态中,最突出的是思考转业后的“去向”、思考到地方后的工作单位与具体岗位,有时为此思考的彻夜难眠。为我在地方的工作安排问题,本喜老处长为我还出了力、帮了忙, 这点我是很感激的，但他没有让我实现调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的梦想,我是很抱怨他的！此外,当年在转业回地方的安排问题上, 还有一个令我十分后悔的插曲:起初电话告知我准备安排到“湖北省里工作”,我一听说到省里工作就否决了。原因有两条:一是我是从武汉市入伍的,回武汉比较好；二是考虑当时有个“干部下放”的政策,怕到省里日后被下放到地、县去了。至于到省里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哪个岗位、哪项工作等,我都未问清楚就回绝不去了，这也算是我人生中又一遗憾呀！在准备离队那些日子，我自寻乐趣、自我放松、自我消遣,突出的是学垂钓。同其他准备转业的干部从早七、八点钟出发，下午五、六点钟返回,可谓满载而归,一天一般可钓五、六斤或七、八斤、最多的两次平均钓了二十来斤鱼。在近三个来月的时间里, 家里几乎天天有鱼吃。这是我十八年军营生活中“最自由”、“最放松”、“最清闲”、“最欢快”的三个来月。

六、路遇不幸
1978年9月初,我既充满着信心、又带着复杂的心理,走上了新的征程。我携老伴和三个孩子、及帮我带孩子的侄女宝娥,惜别了居住十年的部队驻地安徽省XX县城印刷厂内两间极简陋的寒舍。从此,我近十八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旅生活宣告结束了！由于对部队生活的极度怀念、由于一下子脱去身穿十八年的心爱绿军装、由于即将与相处多年的好战友、好领导和好首长分别,在离队的前夜、在路人稀少之时,我独自一人站在县城河的岸边、仰望着天空明亮的月光和闪闪的星星、流下了十分伤感的泪！中国有句古语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见我这天夜晚的心情到了何等的伤感啊！

我举家离队时,政治部首长给我派了一辆解放牌军车、我们宣传处小李干事、另两名警卫连的战士和一名汽车连的司机(我黄梅县的老乡)为我送行,经过数小时的行程,顺利抵达了皖南的贵池市。我们在贵池住了一夜,第二天,我老伴带着三个孩子和我侄女,在贵池码头先乘东方红大客轮沿长江逆水而上回汉口了。我们政治部派来护送我的几位同志,陪同我到码头办理轮船物资托运手续。第三天, 万万没有想到一个象流氓模样的小青年,偷偷向贵池竹木检查站“告”了我的状,竹木检查站来了一个歪戴白色草帽、躺穿白布衬衣、活象黑社会头目的张姓检查员,当即全部扣下了我的一车东西,这种令我意想不到的打击,对一个独自在外、又刚从部队转业想早点回家、又想早点到地方报到上班的我来说,心情是极端难过的。经我和护送我的几位同志与贵池林业局领导交涉,同时我还专程到贵池军分区求助,最终扣下了我所带的半立方米左右的木料,成品家俱都让我带回家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也算是我人生中飞来的、难以忘却的另一种横祸呀！可想而知,我在贵池的几天几夜里,是受的何等罪啊！这个不幸的沉重打击,至使我当时坐卧难安、彻夜难眠！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我们宣传处护送我的小李干事和两名战士及司机对我的同情与关照！几天里他们一直陪伴着我、安抚着我、并帮我重新捆绑打包、我的老乡司机,当时还说了这么一句关心我的话,他说“我们不到贵池就好了,直接开到安庆去。安庆没有什么‘竹木检查站’,也不会出这个问题”,这句话我记了快三十七年了,从没有忘记过。可惜呀！这位司机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后听说他复员回黄梅老家邮电局工作了。总之,若不是他们四个人与我相伴,我在贵池的那几天会更难过、心情会更糟、受的罪会更多！在此,我再次感谢当年护送我的四位战友、祝四位好人一生平安！这里,我要说明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政治部首长指示,为节约经费开支,转业的同志离队时一律走近路。凡走水路者只送贵池码头。我尽管转业离队了,仍坚决执行了这一规定。却事实并非如此,据送我的司机讲,有些转业老同志原打算走水路者,因怕途中查扣改走了芜湖和安庆,这两座城市在长江北没有设立“竹木检查站”之类。我若当时照此办理,不走贵池,决不会受那么多罪、着那么多急、呕那么多气、而且也遭受不了什么损失啊！就这一点, 我是老老实实按政治部首长指示办的、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我的品德与为人了！

第二个是皖南是个大山区,木材资源较丰富。当时我们部队人员不论干部战士、上至基地首长,下至连队士兵搞点木料、做点木制家俱者大有人在,只是个数量多少问题,被当地竹木检查站扣留木材者也为数不少。一句话,上行下效,尤其在干部队伍中, 当年不搞点木料者几乎为零,真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呀！五.转业补贴

1978年,我们这批转业的同志,每人均按当时各自月薪的标准,发10个月的转业生活补贴费。我那时月薪是70元整,故拿了10个月700元的转业补贴费,如同今天的下岗工人似的、以极低的价格“买断”了我十八年为之奋斗的军旅生活。回到地方后,又按地方工资级别套,被套为行政副科级、月工资标准59元。于是,我从在部队月薪降至地方月工资每月减少11元。本来在部队经济就不宽裕,我上有老父母在农村、岳母在城里无职业；下有三个小孩子, 两个上小学一、二年级,本来日子过的就紧巴巴的,可到地方工资不增反减,加之回到老家,人来客往、情礼不断, 日子过的很艰困，有时是一个月望不到一个月、真是雪上加霜呀！若不是在部队有点积蓄，日子就更难过了！
（未完待续）

仁山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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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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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精神

老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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