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 至

1914众生相

文/唐元鹏

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完成了宣战事宜，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看着夜幕，说出了那句名言：“全欧洲的灯就要熄灭了,在我们有生之年，将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放光明。”

搭载着名画《蒙娜丽莎》的火车越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就如出访归来的第一夫人。巴黎的市民冒着冷风赶往火车站，想一睹她的芳容，但警察把火车围个严严实实，任何人不得靠近。法国经不起再度失去她的风险。

这是191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

4天之后，也就是1914年1月4日，《蒙娜丽莎》终于又与法国人见面了。3年前，一个名叫佩鲁贾的意大利玻璃工在罗浮宫偷走了它，如今名画被发现，并完璧归赵。

这一天，巴黎人排起长队买票欣赏“他们的”《蒙娜丽莎》。著名小说家科莱特在《晨报》的专栏里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大多数参观者都“全副武装”，带着照相设备，在参观过程中镁光灯不停地闪烁。

1914年刚开始，整个欧洲都被佐贡达夫人吸引住了，报纸连篇累牍谈论着她的回銮，这比国王新下水的战列舰重要得多。

全球正庆祝着新年，包括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展览开始一天之后，亨利·福特宣布给他的工人大幅加工资，以图提高生产效率。除了几张当地报纸，没人注意这事。但它却预示着一个潜台词，美国在GDP超过英国14年后，终于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真正让美国经济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的，还是半年之后发生的世界大战，只是在1914年刚开始的时候，普天同庆，没有人能预料未来。

1914年的年关

在地球的另一端，被老欧洲称为远东的地方，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正步履维艰地开始她第三个纪年。

1914，民国三年，她的开始绝对不那么令人愉快，以梁启超为主脑、熊希龄为辅佐的进步党内阁，已进入寿命倒数的阶段。

内阁总理熊希龄正惹了一身官非，去年年底被《群强报》报道出来的盗卖前清热河行宫文物案甚嚣尘上。熊希龄案发时正在热河都统任上，坊间传说是熊的差役刘某行盗卖之事，矛头直指熊总理。

后来，不少时评认为在2月12日辞职的熊希龄，是因为此案的压力下野的。实则不然，熊氏内阁倒台的主因是经济危机，此时民国的中央政府穷得叮当响，年关差点过不去。

中央政府算计了一下，这个年关需用的支出共为770万元，如照预计，向铁路商借250万元，收各省国税所解款240万元，两项合共500万元；其余不足之300余万元，则以公债略为通融，可勉强渡过难关。

但实际情形呢？各省解款到京仅110万元，不到预期的半数，另外五国银团年底预垫借75万两（折合约100万元），收入和支出相差甚巨。至于京奉、京汉线的收入，交通部声称将以供给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险费，不肯通融。

年关已届，腊鼓频催，总理熊希龄无可奈何地被打了脸。在这关键时候，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在除夕前三天，捧了500万元银票呈给大总统，请袁亲手交给熊。这一手使得作为第一流财政专家的熊希龄大为丢脸，据说熊接钱时面红耳赤，不胜难堪。

1914年是中国第一个春节，北洋政府内务部提出，在当时国际交往频繁，普遍使用公元纪年的情况下，明确中国传统的春夏秋冬四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并且放假庆祝。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行放假，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岁首由以往的“元旦”改成了“春节”。

老百姓可不管春不春节的，在他们心目中，腊月三十就是年关，要过；正月初一是新年，要拜年、祭祖。

只是这个春节实在不太平，春节前一周，在河南省宝丰县起家的土匪白朗，击溃政府军进入安徽境内，附近绿林军纷纷响应。1月20日，袁世凯将“剿匪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革职，准其留任立功。

而最不引人注目的是腊月二十九，袁世凯悄悄颁布了《约法会议议员选举程序施行细则》，这和几天前颁布的《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一起给国会判了死刑，袁世凯下决心另起炉灶制定新的约法。

除夕前一天，两名刺客穿着军服大摇大摆通过广东都督府的门禁，直到第二重门闸才被查验出来。二人身上查出凶器，对刺杀都督龙济光供认不讳。第二天也就是除夕，两人被枪毙。

农历新年，上海城隍庙内办起了庙会，两位北方军人在大殿上游玩，意外地被巡警碰落军帽，引发冲突，后经其他警察赶来排解，才平安落幕。

春节名义上放假一天，但事实上要长得多。上海《申报》1月22日至28日，连续休刊7天。商家则到正月初五以后才渐开市，北京的报纸也在正月初五才复工。几乎在一周时间内，这个国家陷入停滞状态。

君王们积极踊跃地通往自杀之路

东方的农历新年，在爆竹声中热闹地度过，但欧洲却没有如此喜庆的心情。佐贡达夫人带来的狂欢已经结束，人们重新回到数炮管的日子。

2月21日，德国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来到威廉港的皇家造船厂，为以他名字命名的“威廉皇储”号战列舰下水剪彩。这艘设计排水量25796吨的钢铁巨兽，将装载18台锅炉或蒸汽轮机，为它提供56000匹的马力，甲板上还有10门305毫米的巨型舰炮。

而就在一个月前的1月22日，装备8门381毫米巨炮的无畏舰“巴伐利亚”号被推上了霍瓦尔德船厂的船台。这是两年前德国皇帝对他的英国表兄乔治五世拒绝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回应。三个月后其姊妹舰符腾堡号也在伏尔铿船厂开工，伏尔铿曾经出品过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二舰。

接二连三的大动作，只能让德国人保持一点安全感而已，因为早在去年的10月、11月，英国表兄两艘绝对强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厌战”号已经下水，这是每小时能跑25节、标排27500吨、装备8门381毫米大炮的海上霸王。而且英国人的装备速度绝对超过了德国人，与之抗衡的“巴伐利亚”号只不过刚刚推上船台。

这种军备竞赛实际上就是烧钱竞赛，1912年，当雄心勃勃的德国人提出要拥有42艘战列舰时，英国新任海军大臣邱吉尔毫不客气地应战——德国每开工建造一艘战列舰，英国人就造两艘。

这场军备竞赛似乎是英国更想要的，他们不在乎与德国人拼下去，1913年，英国收入1.98亿英镑，而德国是8300万英镑；这一年的支出英国是1.84亿英镑，而德国是1.44亿英镑。德国的海军军费上升到2240万英镑，与1900年相比增幅达202%。国债总额则增加了5095万英镑（约合10.41亿马克）。

由此可见，这是一场海权陷阱，德国人用严重的财政赤字与英国拼国力。但国力总有一个边界，德国的国债如此庞大，如果不通过一场战争，怎能还得上这笔天文数字？这个界限很快就要见分晓。

中国造起了袁大头

欧洲列强在烧钱，中国却没钱，熬过民国三年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考虑的是整理财政，统一货币。发行中央政府的银元是其中一项举措。

两指捏着银元中心，用嘴一吹边缘，然后放在耳边，一股清脆的蜂鸣声划耳而过。这是多年来，人们对银元的感性认识。此时，那个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银币正进入铸造程序。

1914年2月19日，梁启超被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主持币制改革工作。这个币制局可以说是总统袁世凯特意为梁启超设置的。

梁启超本来主张中国采用金本位制发行纸币，但中国没有那么大量的黄金储备。退而求其次，只能实行统一的银本位制——就是确定法定含银量的银币为统一的流通货币。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国币条例》颁布，以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袁大头）为国币。银元重26.86克，以银九铜一的比例铸造。

天津造币厂总设计师、意大利雕刻家鲁乔奇负责设计，他根据袁世凯的照片，设计了银元上的图案，完成后还获特许带着样币觐见了总统本人。不过在亲见本人后，鲁乔奇认为可以雕刻得更好，于是又重刻。他将人物眼球加上了瞳孔内凹等特征，显得目光炯炯有神，结果这个图案就成为人们今日见到的“袁大头”。

鲁乔奇的工作得到大总统的认可，他的月薪达到750元，而且在次年获得大总统奖励的嘉禾勋章。

1914年的春天，天津造币厂的烟囱浓烟滚滚，大量崭新的银币被制造出来。“袁大头”铸造量极大，到1917年为止在天津铸造了1.8亿枚。然后，杭州、南京及武昌各分厂开铸，估计其总发行量在5.9亿元以上。该币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普遍流通，长达数十年之久。

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

1914年的春天，爱因斯坦接受了德国科学界的邀请迁居柏林。在这里他肆无忌惮地与情人兼表姐艾尔莎约会，直到妻子米列娃发现，两人吵架，很快连儿子汉斯也觉得他令人厌恶。5月，爱因斯坦与妻子分居，公开搬到表姐家。

1914年的春天，里尔克在两个女人间徘徊：维也纳的女钢琴师玛格达，还有俄国的心理医生莎乐美。5月4日，里尔克与玛格达分手，回归巴黎奔向莎乐美。

1914年的春天，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把自己绑在白金汉宫的铁栏上，要求大英帝国给予妇女选举权。

1914年的春天，鲁迅突然对佛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月18日、19日两天，鲁迅购买了佛经7种共数十册。

1914年的春天，在巴黎大学攻读的陈寅恪正打点行装，他接到了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符九铭的电报，要他回国担任赣省留德学生考试阅卷工作。

1914年的春天，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荣膺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他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同时还兼着世界学生会会长。

1914年的春天，15岁的海明威以每月1英寸的距离长高；15岁的纳博科夫正酝酿着成为诗人；11岁的奥威尔则在圣塞浦里安寄宿学校苦闷地煎熬。

1914年的春天，诗人特拉克尔穿行乡间，不停在谈论死亡：“我们掉进费解的黑暗中，当那一刻通向永恒，怎么死才会最快？”

1914年的春天也有人对欧洲局势深感不妙，美国总统顾问豪斯上校在给总统威尔逊的信中称：“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会闯下滔天大祸。”

萨拉热窝的刺杀和东京的决裂

这点火星已经生成，一个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19岁的塞尔维亚大学生正在咖啡馆里酝酿着惊天大阴谋。4月末的一个晚上，包括普林西普在内的几个年轻人，手里传递着一则报纸刊登的消息：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和夫人将于6月28日到萨拉热窝访问。

米特里耶维奇，那个外号叫阿庇斯的塞尔维亚军情部门的头子，把这几个年轻人聚集起来。他提供了手枪，手榴弹，甚至还有一小瓶供刺客自杀的氰化物。

普林西普是一个矮小瘦弱的患有结核病的年轻人，但他比谁都坚定。6月初几个人通过边境进入波斯尼亚，与其他刺客汇合。

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如约来到萨拉热窝。上午10点45分，因为一个小误会，皇储的车停在了席勒商店前的路口。尽管只是短暂停车，已经给普林西普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他快步上前，拔出勃朗宁1910手枪对着敞篷车内的皇储开枪。一颗子弹打中皇储妃的腹部，一颗则恰好切断了皇储的颈动脉，两枪都是致命伤。

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画家的梦想破灭了，在慕尼黑狭小的公寓里，他忽然听到街上人声鼎沸，从房东波普太太那里得知了刺杀新闻。

6月29日，茨威格“坐在远离公园人群拥挤的地方，读着一本书。我今天还记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音乐停止，他听到了斐迪南皇储和夫人被刺的消息。

全世界都为此事震惊，只有里尔克无动于衷，6月29日他在给莎乐美的长信末尾写道：“你那里天气很好吧？许多玫瑰花都已经竞相绽放了吧？”

万里之遥的中国，这个6月28日平淡无奇。白朗在这一天率领他的残兵败将，跋涉在陕西返回河南的山林之中；教育部则呈准了筹办历史博物馆的建议。

两天之后，也就是6月30日，袁世凯命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同样在这一天，黄兴拂袖而去，离开了共同战斗已久的孙中山，在日本坐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黄兴离开日本，这被视为与孙中山决裂。几天之后，孙中山在东京召开大会建立中华革命党，他要所有党员打指模，宣誓对他效忠。黄兴在此时离开，就是不赞成孙中山要求的效忠举动。

事后朱执信给古应芬的信中说：“近日大炮（指孙中山）与黄跛手（指黄兴）大相冲突，炮以书与跛谓，中国事应于二年间归彼包办；跛之部下不听指挥，皆以跛故（其实是煽构者言），请跛两年勿与国事，如两年无成，再让跛包办云云。”朱执信乃同盟会老人，所言可信度极高。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

全欧洲的灯就要熄灭了

同一天的欧洲，没有谁会意识到，一周多之前那场刺杀会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7月8日，德皇威廉二世正在北方度假，市面上显得如此风平浪静。

这天只有一个人忧心忡忡。奥匈帝国的匈牙利总理蒂萨伯爵写信给帝国皇帝老约瑟夫，警告说：“攻击塞尔维亚将导致俄国干预，从而爆发世界大战。”

在此之后一段时间，世界仿佛平静下来，奥匈帝国没有继续喊打喊杀，欧洲政治家们的神经似乎可以松一下了。但是德国人不干，他们给予承诺，将支持奥匈帝国的任何行动，这张无限信用支票将局势推向深渊。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于1961年提出著名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精英集团）长期酝酿、蓄意挑起的。

7月23日，维也纳给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十条要求，并要求在两日之内答复。

7月24日，塞尔维亚的盟国俄罗斯进行军事动员。

虽然塞尔维亚只保留了很少的意见，而接受了大部分通牒要求。但维也纳方面仍然不满意，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通牒和宣战。

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8月1日，德国对不愿放弃军事动员的俄罗斯宣战。递交宣战书的德国驻俄大使普塔莱斯和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先是抱头痛哭，然后互相推开，开始指责对方。

萨索诺夫说：“所有国家都会诅咒你们的。”

普塔莱斯说：“我们不过是为名誉而战。”

萨索诺夫说：“你们根本没有名誉。”

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

这一天，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写道：“我已无力再战，真希望一死了之。在疯狂混乱的人间生活，眼睁睁地看着文明毁灭，这实在太可怕了。这场欧洲战争是几百年来最大的一场灾难，期盼人类兄弟般友爱的最珍贵的希望就此付诸东流。”

这一天在遥远的东方，白朗在河南鲁山一场与巡防队的遭遇战中受伤身亡，他的脑袋被割了下来。这场历时两年、席卷几省的匪乱终于平息。

8月4日英国因为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向德国宣战。完成了宣战事宜，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看着夜幕，说出了那句名言：“全欧洲的灯就要熄灭了；在我们有生之年，将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放光明。”

此时，一个名叫蒋介石的年轻人正秘密出访东北，联络军官反袁，当他得知欧洲爆发战事，就给孙中山写了一份《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这是他第一次为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意见。

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塞尔维亚对德国宣战。整个欧洲，炮声隆隆。

同一天北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华民国在这场前途未卜的战争中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