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退士

    　建设一个理性的、公正的、文明的和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作为民间的批判者、作为道义担当者，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应该对基本面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有所区分，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集中打击“最坏的”，而不是相反——去攻击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人和事。对于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应该采取两个维度，一个是批判性的维度，一个是建设性的维度。对于重要领导人来说，讲话就是行动、就是做事。问题是我们要看他说了什么，该说的他没说，我们就要批评；该说的他说了，我们就要充分肯定。
　　
　　培育公民社会自然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与体制内某些开明力量互动的可能。无论您是工人、农民、学生、科技人员、艺术家、作家、体育运动员，还是军人、官员，您和所有成年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性：您是一个公民！您和其他人，甚至和国家主席一样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当然，中国的生活现实告诉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不是您的过错，这是由于掌权者无视法律，实行权治和人治所致。这是可悲的现实，但也是必然会改变也正在改变的现实。这个现实的改变方向、速度和具体的过程与包括您在内的每一位公民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可是公民意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我们仍然受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之序、等级尊卑等等观念的束缚。如果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是具有公民权利的公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认真地、机智地去行使公民权利，那么我国的现实真正改观的时候就到了。让我们从健全和增强公民意识开始！
　　
　　在文化领域，如果没有脑残般地限制和打压，建立在原本就底蕴非常丰厚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圈一定是最为光彩夺目的。在完全自由、开放的环境里，中国的文化成就定会更上一层。大家想想韩国借助中华文化的底蕴都能把韩流飓风猛烈地吹向全球，那为什么“汉流”不会这样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几年不断地在宣传什么大国崛起、空前盛世的言论，汉唐盛世我们就先暂且不提了，即便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视的。客观地讲中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小过，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过，听到这些无耻之言有时我真的是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一句箴言或者说是俗语，用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是一个隐喻式的框架，凡是同构的事物，皆同理——如，“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达到目的“发展生产、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目的就行，与“白猫黑猫说”同构。这种“同构，便同理”的简单逻辑在特殊时期代替了理论描述、批判和争论，成为一种指导人们生产实践的国策，暂时度过了理论转型这一关。而和谐社会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包括“多数”理论，同时是对“黑猫白猫”这句箴言的一种理论阐释，深得民心，因而是党的英明之举。
　　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血缘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有很多血缘政治的残留物，因此要改变这种传统思想意识是极其困难的。有人讲“和谐”两个字就是对和谐社会理论的最好诠释：“口”与“禾”意为“人人有饭吃”；“言”与“皆”意为“人人有发言权”。或许这是最通俗的诠释，代表了老百姓的愿望。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对自己栖身的土地，我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我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心，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批评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竿的批评语言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
　　
　　对政府任何一个官员提出任何批评，既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是舆论监督的职责，全都无可非议。只是在中国的专制政治语境之下，有必要对作秀加以正名。从语义上说，作秀似乎是做作、表演之类的同义词。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作秀却不是专制政治的传统，而是民主政治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作秀政治。政客们通过作秀，向民众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民众则通过政客的作秀，观察政客的政治形象。民主国家，每次总统大选都是政客作秀的盛大节日。不必历数各民主国家的竞选历史，只消看看美国和台湾的现任总统，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通过作秀登上总统宝座的。台湾的那位，凭着长相做秀；美国的这位，凭着激动人心的演讲上位。选民们对他们再挑剔，也不会指责他们太会作秀。相反，长相、风度，口才，诸如此类通常是演员所特有的人气指标，照样成为衡量政治人物有无魅力的准则。这不是民主国家的选民太俗气，而是民主政治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取悦于民是如何的至关重要。
　　
　　据说中华民族“勤劳聪明，善良朴实，能歌善舞···”国歌里永远是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现实是“到了最缺德的时刻。”
　　
　　我只看到一个灵魂堕落到不可救药的行尸走肉一样的民族，别说什么西方人妖魔化中国，本来就是妖魔，还用别人丑化？从上到下沆瀣一气，撒谎成性，丑陋不堪。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今天仍然句句箴言，而且形容今天的人都不够了。（根据网络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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