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退士

　  从严肃的史学著作里读出八卦和丑闻，或者从貌似荒诞的命题里读出了深藏的微言大义，这是相当具有反讽意味的阅读经历。英国人保罗·约翰逊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和美国人哈里·G·法兰克福写的《论扯淡》正可为我们提供上述范本。
　　保罗·约翰逊的书中，收录的人物多是读者耳熟能详、影响历史进程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然而作者并未像以往的诸多书籍一样，着眼于这些大哲文豪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丰功伟绩，而是充当了“道德侦探”，他清扫历史的尘埃，抽丝剥茧般地寻找证据，将这些知识分子放在聚光灯下探照，现出他们的：表里不一、利欲薰心、欺世盗名、爱慕虚荣……在他们伟人甚至圣人的面具后面，是一张张瘾君子、吝啬鬼、说谎者、虐待狂……的真实嘴脸。
　　比如，书中写道，卢梭自称生来是为了爱，其实他最是忘恩负义，对一再襄助他的养母兼情妇华伦夫人袖手旁观，任她贫病而死；他一面鼓吹儿童教育，一面却把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雪莱的爱像火焰，经常灼伤靠近他的人，他在性关系上的混乱令人瞠目结舌。托尔斯泰大谈博爱，其实从没爱过具体的人，他自认是上帝的兄长，结果却把自己的家庭带入荒野。萨特、罗素、布莱希特、海明威等人，利用名作家的地位诱惑众多女性，有的组成“后宫”，有的“追逐每一个穿裙子的人”……
　　得承认，这是一本相当好看的书，并非丑闻和八卦使我快乐，在诸多名人早已走下神坛的今天，即使是男性艺术家们“追逐穿裤子的人”这样的爆料亦不能使我们有更多惊奇。但作者从丑闻和八卦出发，最终指向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作用，以及知识分子的公德与私德应当如何定位这样的命题，使这本书从“好看的书”进一步成为一本“好看的好书”。
　　从世俗的知识分子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正好是两百年左右。但是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考察一下，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与资格。
　　什么是知识分子？按照西方学术界一般的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换言之，他们是人类的良心，民众的脊梁，精神的导师。而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正如陈寅恪所说，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美国人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也写道，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知识分子重要的堡垒。他提到在上个世纪一个重要的知识活动就是质疑权威。然而，萨义德也颇为无奈地写道，当代的知识分子已被拔掉了批判的利齿，沦为体制里“制造同意”的合谋者，他们或默然苟存，或热衷于曲学阿世，充当花剌子模信使，为国王带来好消息，以期得到奖赏。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作用，虽然做到不易，其标准却少有争议。然而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历来是个难题，有所谓“公德”和“私德”、“大节”和“小节”之说，许多人看重的是“公德”和“大节”，对大人物就更是如此，“私德”和“小节”对他们似乎并不重要，甚至为尊者讳也是屡见不鲜。
　　然而知识分子的私德或小节就真的那么无足轻重吗？当然，对于公众来说，他当然可以不管他千里之外的精神导师是否口臭或者燥狂，但对于身边人来说就未必如此。剧作家布来希特朋友的妻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很能表达这种心态：“在人的关系方面他是人民权利的斗士，但对亲友的幸福却并不十分关心。”布来希特用了一句列宁的话来反驳：“要对集体服务就不得不对个人无情。”
　　这句义正辞严的话，传达了残酷的事实：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是，他们关心的是抽象的理想，他们服务的是空中的人类。他们吹响了战斗号角，然后一头扎进了女人的闺房。这些高唱理论的知识分子，就像一个卖生发油的推销员，自己的头上硬是长不出一根头发来。
　　说到这里，知识分子似乎成了道德贫困的弱势群体。那么，对待知识分子，究竟什么样的态度是适合的呢？从私德的角度来说，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比较可行，不盲崇，不苛责；从社会公器的角度来看，虽然各个时代都有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成为引导民众的精神领袖，然而他们贩卖给我们的各色“主义”是真理还是谬误，他们指引的“道路”是正道还是迷途，我也建议各位，不轻信，不苟同。正如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的末尾所说：“任何时候我们必须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李海燕）

《沉默的大多数》：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王小波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第3期《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