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事件：护法战争

      本年，北方的段祺瑞政权，在梁启超“改造国会论”的支持下，以辛亥法统已被张勋复辟摧毁为由，强行废除《临时约法》与民元国会，欲重造国会，将整个民国推倒重来；同年，孙中山在上海写出《民权初步》一书，稍后与中华革命党南下另立军政府，举起护法大旗。这种南北分裂的背后，实有深刻的政治理念分歧。

《民权初步》：孙中山教给民众实践民主的具体办法

       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现如今已被许多学者和媒体所否定，或者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因“非常国会”未达到法定人数，本身就不符合《临时约法》；或者指责护法战争搞“以暴制暴”毁了中国的民主前途。这两种指责都不值一驳：因为如不“护法”，则《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将被北洋系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宪法”和“安福国会”所取代；《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固然有种种缺陷，但却是民国法统之所在。为民国之存亡计，“护法”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今日之所以出现种种对“护法战争”的“反思”和责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梁启超和段祺瑞政府强势“毁法”和孙中山无一兵一卒敢于起而“护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理念分歧。当日之中国，处于一种“专制—民主”的政治转型期，故而存在此种政治理念分歧；今日之中国，同样处在一种政治转型期，故而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政治理念分歧。当日之历史，已经为这种分歧的孰是孰非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今人对这种经验和教训，是否有所理解，能够理解到几分，则未可知。

梁启超搞精英政治；孙中山欲对底层民众做民主基础训练

      1917年发生的第一次护法战争，使民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的对立。此后，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续了十余年。检讨护法战争的起因，梁启超启动的“改造国会”至为关键。在梁氏看来，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梁氏自认为良好）屡屡流产（譬如开明专制，譬如对德宣战）。故此，当梁氏1917年夏与段祺瑞合作，荡平张勋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临时约法》。其理由如下：

       “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之，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按照这个逻辑：中华民国已经在张勋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简言之，梁氏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国民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国民党人的意志。

在民国政客当中，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时人同样评价他毫无民主共和的理念。段氏尤其厌恶议会政治，梁氏“改造国会”的意见很自然地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段氏借助梁氏的进步党将国民党彻底排挤出国会，随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将梁氏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国会。

      “改造国会”带来了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国民党被排挤出京，随后由和平政党变回了革命政党；二、进步党解散，民国政坛上唯一一股可以充当革命润滑剂的势力消失了，此后的革命，再无软着陆的希望。

        梁启超1921年如此反思自己从政的教训：“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我”所应该做的事》）

       在梁氏的语境里，所谓“贤人政治”，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开明专制，即将国家的转型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身上；其二，是指精英政治，梁氏“改造国会”排挤国民党议员，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氏看来，国民党议员乃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唯进步党中层精英才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的重任。（可详见《转型中国·1916》）

       1917年夏，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在北京抛出他的“改造国会论”并着手付诸实施的同时，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则在上海写成了一部影响民国命运深远的著作《民权初步》。与梁启超的意见相反，孙中山并不认为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反复无常是国会的责任；梁氏的“改造国会论”欲将中国导入开明专制和精英政治的范畴；孙氏则在《民权初步》里竭力强调民众关心社会、参政议政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民权初步》：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

       孙中山著述甚多，《民权初步》虽然列入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建国方略》的第三部分，但长期不受重视，甚至于被时人讥笑为“可笑的程序”、“繁琐哲学”，甚至于汪精卫在起草《总理遗嘱》时，也将其视作“小道”而“漏列”了。

       但该书在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性是里程碑式的。该书写作的缘起，是对袁世凯复辟的反思，完成于1917年夏天，也就是护法战争开始的前夕。换言之，本书具有“承前（反思袁世凯复辟）启后（指导护法战争）”的意义——欲否定与责难护法战争的学者和媒体，在否定与责难之前，都应该先仔细阅读本书。

●写作目的：提高国民民权素质，以抵制专制复辟

        孙中山在书中直言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

      “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在国民基本素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判断基本上差不多，均认为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但与梁氏因此主张走“开明专制”道路不通，孙氏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专制体制所致：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梁氏同样希望开启民智，但其主张的手段是“保育政策”，即依靠一个“开明”的“专制”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专制”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孙氏的看法则与之相反，“专制”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民智的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孙氏写作该书之际，对自身的定位是“将再度从事实业方面的工作”，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袁世凯死后，孙氏认为“大局立变，不能再以革命用兵”，故而解散了中华革命党，并认为革命党人再学军事已经无用，所以“力劝各同志及早回埠”，并表示自己也要告别革命，投身社会建设。岂料袁氏虽死，《约法》仍面临生存存亡的危机，孙氏不得不再度投身革命，起而护法）。

       孙氏依赖社会的力量开启民智的观点，与梁启超的好友、学者张东荪的意见是很一致的。张氏曾批评梁启超的“保育政策”，认为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孙氏站在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立场，希望写出一本具备完整的可操作性的普及读物，用来教导国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权：“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孙氏希望通过这部书，改变国人的观念，树立起国人“民国主人”的意识。

●什么是民国：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

要树立国人“民国主人”的意识，需要首先阐明何谓“民国”，孙中山在该书《序言》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纯粹之民国”：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因为现如今已有“中华民国”的名称，孙氏认为革命党的任务已然完成，继承革命志士的志愿，造就“纯粹之民国”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全体国民身上；实施的具体手段则是“选举代议士”的“议会政治”：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毕矣。此后顾名思义，循名课实，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纯粹民国者，则国民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如何开启民智：先教会国民如何“自由集会”

       让民众知道自己在“中华民国”中享有何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去实践和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唯如此，民权才会发达；民权发达了，专制自然就没有了复辟的空间。民权要如何才能发达呢？孙氏认为，教会民众如何“自由集会”，是实现民权发达的第一步：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专制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民权初步》中没有什么深奥的政治理论，而是孙氏参考欧美各国“不下数十百种”有关民主集会议事的著作汇集而成的一本操作手册，内容则是各种不厌其烦的操作程序的详细描述。摘录其中一段，可窥一斑：

      “当开会之时，会长起立，稍静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时间已到，请众就秩序而听前会记录之宣读。’乃坐。书记于是起而称‘主座’，然后宣读记录，读毕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诸君听悉前会之记录矣，有觉何等错误或遗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无之，此记录当作认可。今当序开议之事，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觉记录之错误，当起而改正之，发言如下，曰：‘主座，我记得所决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书记以为所改正者合，而又无人反对，书记当照录之，而主座乃曰：‘此记录及修正案，当作认可成案。’倘有异议，或书记执持原案，任人皆可动议，曰‘照所拟议以修正记录’，或删去或加入何字。此动议经讨论及表决，而案之修正与否，当从大多数之可决、否决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记录如议修正，作为成案。’”

       该书绝大多数内容，均如上述所引。其内容性质大略有二：其一，反复阐述民主就是民众要积极参与政治，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具体教导民众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会社组织，来举行集会参与政治；其二，不断详细重复各种集会的程序，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与理性自律的自觉意识。

       如此不厌其烦到琐碎的程度，今日读来似乎可笑，但在1917年的民国，却是极好的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孙氏也很希望该书起到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的作用，希望能够得到广泛的推广：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啖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堂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此书虽然被时人讥讽为“琐碎哲学”，但孙氏本人却对其寄予了厚望：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1918年3月，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广州大元帅府合影。孙中山希望依赖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人的军事实力护法，陆、唐等人则仅希望借助孙的声势与护法这面政治大旗与北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相对抗，故广州大元帅府并无一兵一卒可以调动，元帅府中诸人“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奕棋自遣”；粤督莫荣新甚至于公然调侃：“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

        民国36年出版的孙中山《民权初步》。民国学者邓家彦曾为该书写序，序言中提到：邓氏1917年在上海谒见孙中山时，孙氏曾向他出示此书，言及对此书的期望：“集会自由者，民主至尊贵者也。虽然，吾民图识会议之道，兹书盖其模范耳。”

      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章氏一生，政见往往与孙中山相左，早年脱离同盟会，另筹光复会；晚年坚持抵制孙氏联俄联共……但在1917年，章氏非常坚决地与孙中山站在一起推动护法运动，章氏曾对媒体言及自己护法的理念：“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对孙氏《民权初步》一书，章氏亦甚为推崇，曾为之作序说道：“民国既立，初建国会，庞奇无统，至于攘臂，以为吏民鄙笑。……故大总统孙公有忧之，以为今之纷呶，非言之罪，未习于言之罪也。今中国议会初萌，发言盈庭，未有矩则，其纷扰固宜。于是采摭成说，断以新意，为《会议通则》，以训国人。”

      桂系军阀陆荣廷。陆氏在1917年，实际占据着两广。孙中山欲以广东为护法基地，陆氏为个人利益计，非常不乐意，故屡屡加以阻挠，不但公开抨击护法军政府为“非法”，不予承认，而且屡屡阻挠孙中山组建直属军队。这正应了孙氏1917年7月12日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建设共和与建设房屋原是一样。当我们推倒专制，好比将旧屋推倒，以后六年工夫，原要将新屋造成。现今不惟屋没造成，且遇着狂风暴雨，我们连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仔细看来，何以六年来造不成功?实因推倒旧屋之时，不曾将瓦砾搬尽，诸多障碍，所以总造不成。”陆氏这类军阀，恰恰是护法运动不能成的那些未搬尽的“瓦砾”。

      云南都督唐继尧。与陆氏一样，唐氏对护法一事毫无兴趣，其兴奋点止于借助护法运动将自己的势力伸入四川。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孙氏返回上海，有这样一段反思：“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所谓“无数强盗之专制”，即指陆、唐一类地方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