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魂

         作者：陶星明 
                       （此文已登在《战火岁月》珍藏版一书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的1999年夏天。那年，我患重感冒到县医院急诊室输液，竟然和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同在一个班二十年未见面的战友湛序明，奇迹般地相遇在我们县医院。那一刻，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受。高兴的是在二十年后我和他再次相逢，难受的是我的这位战友，因病魔的折磨已命悬一线，濒临死亡。

在我的不断奔走、不懈努力下，医护人员经过6个小时的紧张抢救，终于让战友起死回生。这6个小时，仿佛冥冥中的一种巧合：二十年前的2月16日晚上10点，我们进入红河边境的猫儿洞，2月17日凌晨4点潜伏到红河对岸的越军阵地，也是6个小时。 

          踏上从戎路，奔赴南疆场

说真的，当我在县医院遇到湛序明的那一刻，我脑海里浮现的，全是二十年前，我俩一同入伍，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并肩作战的情景。

1978年底，我们从一名农村青年，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的当天下午三点，我们这批新兵就在飞机场分兵到了各个连队。我被分到了一炮连二排六班，和我一起入伍的湛序明被分在一个班，我是迫击炮二炮手，他是弹药手。
          
                                                     站立装填炮弹者为本文作者，从后往前第三人就是湛序明。 

本来，分兵时团侦察连长看到我个子壮壮实实的，就挑我去当侦察兵。但由于炮连也需要身强体壮的兵，炮连连长刘启德又是老资格，我就被抢到了一炮连。到达连队时已是晚上八点钟，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咕咕直叫。连队的坝子上，炊事班用大铁锅煮了几大锅面条在等着我们。等我们这批新兵吃完晚饭，连队就集合了。连长说，部队明天就要出发，进军云南进行摩托化野营军事训练。当天晚上，排长陈良云集合全排新兵们领了帽辉、领章、脚码、绑腿、防毒面具等装备，并和班长们亲自教我们订帽辉领章、扎绑腿、脚码、戴防毒面具。

我们班除四川籍的班长张忠祥是老兵外，我们七个都是新兵：四川籍的杨大文、张志清（藏族），重庆籍有我们县的我和湛序明、陈宝辉，石柱县的陈永腾、陈一林。在我们六班，湛序明和陈永腾两人的年龄比我们大几个月，况且这两人的性格都很内向，不爱多说话，每天都闷声不响的，只有我和杨大文、张志清三人则很调皮，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开玩笑。

入伍的第二天，我和湛序明就随部队出发，来到了云南金平县十里村公社的边防线上。在金平县训练了一个月后，在1979年元旦节那天，我们正在金平县的同心寨边境例行战前训练，连长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我们才知道要打仗了。随后，我们部队转移到红河边的清水河畔，进行强渡红河的训练。接着，我们转到了河口县的坝洒橡胶林场的边防前线，和越南只隔一条不足100米宽的红河。我们能清楚地看见红河对岸阵地上的暗堡、走动和挖工事的越军，听到越军换岗哨、说话的声音。只是，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修筑工事的越军，像发了疯的神经病一样，时不时地向我们阵地上扫过来一排机枪子弹。那时，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死亡，已在向我们悄悄地逼近。

2月16日晚上10点，我们连队提前进入到红河岸边甘蔗林的猫儿洞里，等待第二天（2月17日）凌晨7点，对越南侵略者发起总攻的那一刻。

 我们一炮连六班的战友们，分别蹲在几天前挖的战壕和猫儿洞里面潜伏着，我们或静静的坐着、或紧挨着猫儿洞的土坎躺着，不敢弄出任何声响。由于天刚下过雨，猫儿洞里特别潮湿，加之是潜伏，不准交谈不准说话，战友们虽然很困，但根本没人能睡着。我和湛序明、杨大文、张志清、陈永腾五人蹲在一个比较大的猫儿洞里，等待即将打响的战斗。由于太疲倦，我和杨大文、陈永腾都想抽烟。抽烟会发出光亮，暴露目标，怎么办？湛序明为人老实，我们就叫他在猫儿洞口放哨，自己则钻到潮湿的猫儿洞最深处的拐角处，把烟点着，每人抽几口过烟隐。本来不抽烟的湛序明，也跟着悄悄地抽了几口。猫儿洞的拐角太窄小，我们三人在里面被烟呛得透不过气来，却都感到无比的快乐。在猫儿洞里面，我们几个还偷偷地开玩笑，你打我一下，我捅你一下，完全把生死都置之度外。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想法：战斗打响，死活难定，何不趁活着尽情的高兴一下？猫儿洞里呆久了，我们感到非常口渴。虽然我们就潜伏在一大片甘蔗林里，伸手就能拿到甘蔗，但谁也不敢违反纪律。哪知道，我们认为平时最诚实的湛序明，却在我们偷着抽烟时，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悄悄地“偷”了几节甘蔗放在军用挂包里。

隆冬时节，红河沿线寒气袭人。凌晨1点，我们不仅感觉很冷，肚子也饿得咕咕地叫。一向不爱说爱话的陈永腾、湛序明二人，竟然从挂包里分别拿出了用搪瓷碗偷偷装的两碗大米饭菜。原来，临出发的那顿晚餐，全班战友由于心情非常紧张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就没吃饱。见他们拿出了米饭和菜，我们才感觉肚子真的好饿，杨大文、张志清和我特别地感动。想到陈永腾、湛序明两人平时不爱和全班战友交流，却在最冷最饿的关健时刻，让全班吃上了临战前夕最香最甜最可口的的一顿饭菜。随着总攻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我们时而感到时间过得太慢，时而又感觉过得太快，真矛盾。训练期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战斗马上打响，可在临战前夕，真的好想让时间多停留一会……。

凌晨2点钟，班长命令我和湛序明到另一个稍小一点的猫儿洞里潜伏。我俩悄悄地爬到那个猫儿洞里，此时，敌人阵地上的探照灯，每隔半个小时就从我们潜伏的猫儿洞洞口扫过，机枪也随着探照灯光一齐扫射过来，打得猫儿洞口的土“扑扑”地直往下掉。那一刻，我俩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仿佛是蹲在了生与死的边缘。然而，机枪扫射过后，我俩就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了。在敌人机枪停歇的间隙，摆起了龙门阵。

 湛序明和我俩都来自农村，是在山里长大的苦孩子。说到当兵不到两个月就打仗，我俩都沉默了，长久的沉默之后，我俩说了很多很多的心里话……。当时我俩才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战斗即将打响，我俩都不约而同的谈起了家里的情况，谈到爸爸妈妈艰辛地把我们养大，还没有为爸爸妈妈尽到儿子的孝敬，也许我俩会倒在战场上永远不会再起来了……说着说着，我俩都一起掉下了伤心的眼泪，我俩想念着爸爸妈妈、思念着兄弟姐妹们，我们俩商量好，到了战场上，我俩都要相互照应，假如我俩谁在战场上牺牲了，假如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战争结束后一定要去看望战友的爸爸妈妈。那晚，我俩都没有睡觉，蹲在猫儿洞里一直到战斗打响……。

    在猫儿洞里蹲了6个小时后的2月17日凌晨4点，我们随部队偷渡红河，潜伏到了越军的阵地。

 凌晨七点正，红河岸边升起了五颗红绿色的信号弹，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惩罚越寇的第一枪打响了。广西、云南三千多公里的边防前线，同时响起了枪炮声。这个声音，就好象我们在老家过春节时那放鞭炮的声音一样，啪啪砰砰响个不停。

 越方的暗堡，离我们炮阵地不足100米远，机枪不停朝着我们潜伏的阵地叭叭叭叭地扫射，打得我们伏在地上根本抬不起头。我们班的九名战友（临战前，我们班补充了济南部队一个叫王敢做的战友）趴在堑壕里，被机枪扫射得无法动弹，被子弹打断的树枝、茅草纷纷掉在我们身上。在敌人机枪停歇的瞬间，班长命令我和陈永腾、张志清把炮架好并迅速向敌方暗堡瞄准。一炮手陈永腾和三炮手张志清架好炮后就马上卧在炮床里，而我是二炮手，只能端着待装填发的炮弹蹲在炮架旁。湛序明十分清楚，我蹲在那里是非常危险的，就着急地冲我喊“快卧倒”。但二炮手的任务就是专门装填和发射炮弹，不能卧倒，只能蹲着，一旦炮弹发射，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射。见湛序明那样的为我着急，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就在那时，连长发出指令：前面步兵需要炮火支援，向敌人五号阵地五发速射，打掉敌人的工事。听到命令，我迅速装填发射了五发炮弹。战前训练时，我们只打过声音很小很小的教练弹，这次打的是真炮弹，声音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好在上战埸前，为了防止耳膜被炮声震破，我们每个人都在耳朵里塞了一坨棉花。尽管如此，我耳朵还是被震得嗡嗡直响。

我们的五发炮弹刚一发射，红河岸边我军各种大口径的大炮也一齐向越南阵地发射，还夹杂着步兵的六0炮、无后坐力炮、爆破筒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轰轰隆隆的在敌人阵地上炸开了。枪声、爆炸声、步兵进攻“冲啊、冲啊”的吼声，在宁静的山谷里此起彼伏、久久回荡……。         

          别后二十载，病榻生死逢

具体是1999年夏日的哪一天，我已记不很清楚了。那天上午8点，我患重感冒去县医院的急诊室输液。当时，医生和护士们都很忙，我就去医护室找医生，走到医护室内，看见紧挨着我的输液瓶的另一个吊瓶下压有一个病历，病历上的名字让我大吃一惊：湛序明。病历里面写着：脑膜炎，危重病人。

这名字怎么和我入伍时同一个班，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名字一模一样？难道我一直寻找的战友也在这家医院住院?不会这么巧吧？怀着紧张的心情，我决定去找，心里希望是他，却又不愿是他。

由于身患重感冒，我全身疲软无力。尽管医生喊我去输液，但不知是那根神经牵着我，居然全然不顾自己的病情，慢慢地向那个叫湛序明的病人的病床走去。

那病人侧躺在病床上，背对着病房门，已经深度昏迷。病床边有一个双眼红肿、疲惫不堪，看上去约40多岁的妇女正在照顾着他，旁边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坐在病床边伤心的哭泣着。

因为看不见病人的面孔,我就试探的问:这床上的病人是叫湛序明吗?

正在为病人擦脸的那个妇女见我问话,伤心地点了一下头，算是对我的答复。

我又问:他是不是当过兵？

我问这话时，那个伤心的妇女才抬起头来，用那伤感、已麻木略带一丝惊愕的眼神看着我。坐在床边哭泣的那两个孩子，也抬起了头。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有伤心、惊愕，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

那个刚满18岁的男孩，热情的把凳子搬到我面前请我坐下。仔细地看了那男孩一眼，我发觉他的长得很象湛序明，一下子就明白了：躺在这病床上的湛序明，可能就是我的那位战友。

我问那男孩：你爸爸是不是在某野战军当过兵，是不是1979年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

男孩一听到这话，哇的一声就哭了：叔叔，我爸爸是当过兵的，也是参加了打战的。接着，他说出了他爸爸所在部队的连队和番号。

我当时真的惊诧得说不出话来，真的是他，真的是我的那位战友，真的是湛序明。

我一步跨到了湛序明的病床前。

果然是他，和我一个班，和我一起上战场，和我一起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战友：湛序明。

当兵时的湛序明，身体非常健壮，体重140多斤。战场上，他肩负五发炮弹、四颗手榴弹，加上随身携带的作战工具近百斤，照样和我们一起冲锋陷阵，从没掉过队。班上的战友走不动时，他还帮战友扛作战物资。

 而此时的他，骨瘦如柴，体重已不足80斤。

 在那与敌人拼死搏斗的战场上，在那生与死、血与火的战争中，我俩一起生死与共走过来了。但是，他没有在战场上倒下，却要在二十年后和我战友再次相逢时，倒在了病魔之中……，躺在病床上那张熟悉的面孔，也许就要离我而去……。

我尽量平静下自已的心情，坐下来对湛序明的妻子和儿女们说，我是湛序明的战友。我将我和湛序明一起当兵的情况，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湛序明的妻子边哭边给我讲述他当兵回来后的情况，介绍了他从生病到现在的处境。

湛序明是丰都县崇兴乡人。从部队退伍分别后，我回到地方有幸分配了工作，他却回到农村修地球，改革开放后又外出打工。

在外省打工期间，他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起初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就吃点药继续打工，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直到昏迷在工地上。经当地医院检查，得知是急性脑膜炎，医生说，已错过了抢救的时机，没得救了，还是早点回老家去吧。

他的妻子和儿女们没有放弃他。马上把他送回到了家乡省里的一家大医院抢救，因为他的病情太重，这家医院不敢接受。抱着一线希望，他的家人又把他送到了县医院抢救，县医院的医生们在认真的检查了他的病情后，也感到有些束手无策了。

湛序明转回县医院时，完全昏迷不醒，只能靠输痒气维持生命，如果不输氧，他可能就会死亡。为了给湛序明治病，他的家人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几千元的外债。他的妻子说：“不管负多少债，我们也要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现在看来，希望很渺茫了。明天，我们打算把他送回家里去了，家里的亲友们已为他做好了棺材”。

此时的湛序明，不知道有我这个二十多年未见面的战友来看他来，更不知道，他的妻子和儿女们为了抢救他，所付出的这一切……

我很庆幸，庆幸我的战友有一位待他这么好，很善良的妻子，还有一对非常孝顺的儿女……

此时，我别无办法，再多宽慰的话也不起什么作用。一阵酸楚涌上了我的心头，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身上掏出几百元钱来，塞给湛序明的妻子，但她说啥也不收这钱。她说的那一句话，不但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更是让我对她油然起敬。

她的妻子哭着对我说：“只想你帮忙把他救过来……”

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

我把她递回来的钱，放在了湛序明的病床上，默默求上苍保佑他。心想：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战友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安慰湛序明的妻子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抢救他的。 

       战友情深，惊天地泣鬼神

我在医院外面的坝子独自徘徊，思量着如何挽救湛序明的生命。

我妻子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医院，见我流着泪没去输液，她以为我的病加重了，十分着急。我把湛序明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非常赞同我的想法：尽全力抢救湛序明。

当时，我在县城工作了近20年，认识人民医院的几位院长和很多医生。在妻子的搀扶下,我直接找到了后任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周院长，周院长听我说明情况后，十分关心。他找来现任县医院院长的高副院长和现已退休的张副院长，说明了湛序明的情况，恳请两位副院长尽全力抢救。

我也认识高副院长和张副院长，还知道他俩是县医院的脑科专家。听了我讲的情况后,两位副院长都说,他们知道这个病人,省的大医院不敢接受,是刚由省里转到这里来的,估计是抢救不过来了，县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两位副院长的话，让我有些泄气、失望。但湛序明家人那份渴望、那份执着、那份辛酸的目光深深烙在了我的眼中。我再次恳求两位院长：无论如何，一定想办法救救我那位战友。我对他们说，我和湛序明是一个班的战友，我俩一起当兵，一起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早上在医院的门诊室里，我才偶然知道了他的情况。那知道这位战友在战场上生还了，可20年后的今天，我俩再见面时，不但不能说上一句话，而且还要看着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离我而去……。

周院长和高、张两位副院长得知湛序明和我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历，非常敬佩，同时也被我和湛序明之间的战友深情所感动。知道我患了重感冒需要输液，他们商量之后对我说：你先去输液吧，我们医院马上想办法，一定竭尽全力抢救你的战友，抢救这位曾经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而英勇战斗的老兵。

上午10点30分，县人民医院的几名脑科专家，在几位院长的带领下，对湛序明的病情展开了诊断和救治，确定抢救方案。直到这时，我才放心去输液。

 中午1点50分，医院的高、张两位副院长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张副院长对我说：湛序明的病情的确很严重，主要是错过了治疗时机，全院脑科专家的一致认为，只有放弃治疗。

一直沉默不语的高副院长，看到我很难过。就介绍说，他读大学在外地实习时，曾经见过一位资深的脑科专家，成功救治过类似湛序明这样病情的病人。但这种抢救的方法也有一定的风险性，抢救过来的病人，有可能终身都会瘫痪在床上，也许还会有智力障碍等等。自从参加工作至今，高副院长还没有用过这种抢救方法。

高副院长说，湛序明为保卫祖国而流过血和汗，看在我和湛序明的生死之情上，愿意想尽一切办法去抢救他。

这种抢救方法有一定的风险性。高副院长说，一是湛序明的家属和子女必须签字同意，如果病人在抢救医院过程中不幸死亡，家属和子女们不能责怪医院，更不能找医院扯皮闹事，这是关键。二是抢救能不能成功还说不清楚，但抢救湛序明所产生的费用，家属要承担并付给医院。

高副院长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也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对他们说，费用问题不用担心，我担保。如果湛序明的家属拿不出这笔钱，我愿替他付。湛序明家属和子女那边，我和两位副院长一起去讲清楚。

两位副院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一起来到湛序明的病房，当高、张副院长说我去找他们，请求医院全力抢救湛序明的经过后，湛序明的妻子和两个儿女都哭了，他的妻子还“扑通”一下跪在了我和两位副院长面前。

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病人以及病人家属见此情景，都被感动了。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年病人，高声喊着说：“这个老兵为了保卫祖国，经过了那么激烈的战争都回来了，医生们，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活他！”

高、张两位副院长向湛序明的妻子说明了抢救方案。湛序明的妻子和儿女马上表示，医院同意抢救，他们愿意倾家荡产，不管能否抢救过来，他们不会责怪医院，也绝对不欠医院一分钱。

高、张两位院长深深地被湛序明的妻子和儿女们对丈夫、对父亲的深情所感动，加之又有我的担保，就马上通知医护人员做好抢救准备。

当天下午4点，湛序明被送进了重症抢救室。

抢救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整整6个小时才结束。我和我妻子以及湛序明的妻子和儿女们，一直守候在抢救室外面，煎熬地等待了6个小时。历史真会开玩笑，这煎熬的6个小时，与20年的那6个小时，竟是那么的吻合。

晚上10点，湛序明的抢救工作结束，周院长和高、张两位副院长走出抢救室。周院长对我们说，手术十分成功，如果明天上午12点以前病人能够醒过来，就大功告成。现在，湛序明仍然处于危险期，有了一份活过来的希望。

院长们走后，我感到全身乏力。我对湛序明的妻子和儿女们说了些安慰的话，叮嘱他们晚上一定要守护好湛序明，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需要钱，随时来找我拿。我还把我的手机号和家里电话留给了他们，一再叮嘱：如果有什么情况，一定要立即和我联系。 

             奇迹再现，战友重获新生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去人民医院输液。上午10点50分，我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只听见有人在喊：叔叔，叔叔，我爸爸醒过来了。我睁开眼一看，湛序明的儿子站在我病房门口，只见他泪流满面地又重复了一遍：叔叔，我爸爸他醒过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马上从病床上下来，妻子连忙帮我拿正在输液药瓶子，跟着我一起迅速走到湛序明的病床前。湛序明真的醒过来了，已昏迷了好多天的他两只眼睛看着天花板，身体和头、胫部都还不能活动，眼珠却在转动，只是说不出话来。

也许是她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女儿说过我来看过他，也许是他感觉到了我来看他。当我面对着他，叫他名字的时候，他的眼泪“哗啦”一下子流了出来，双眼直直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呼吸急骤，喉结一动一动。我明白他此时的心情，也清楚地知道：我的战友终于挺过来了。他的大脑有了意识，有了思维，也认出我来了。

 我紧紧的握着他的双手，宽慰他要好好休养好身体，争取早日康复。

 一个接近死亡边缘的人，竟然超乎想象活了过来，这样的奇迹发生在了我的战友湛序明身上，我感到异常的高兴和惊讶。

 一周以后，湛序明开始下地行走了……

 20多天以后，湛序明出院了……

 一个多月后，湛序明来到我家，他的身体已恢复如初了。这是我和他自从部队分别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说话，他说他还要外出去打工，要挣钱供子女们继续上学。不善言词的他对着我，只是重复着那一句话：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

我对他说：你知道你的妻子，儿女们是怎么抢救你的吗，他们一直守在你的身边，一直没有放弃你。真正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妻子和儿女们，你更要感谢的，应当是县医院的那几位院长和医护人员们，是他她们给了你生还的机会，是他她们把你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

我问他：你昏迷不醒、濒临死亡时，大脑里有没有思维和意识？

湛序明的回答令我真的不敢相信。

他说：“刚昏迷时的确不知道，只是后来，恍恍惚惚的，好象我和你在一起，还是在红河岸边的边防线上，我俩一起蹲在猫儿洞里……又好象我们在战场上一起冲锋，一起战斗一样。我的意识当中，仍然好象还是在战场上……直到我醒来，我妻子才给我讲了你来看我并抢救我的经过”。

或许，只有经受过战争熏陶、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人，才会有他这样的幻觉。但我却认为，是战场上的磨练使他有了这坚强的意志，才会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

湛序明现在又外出打工去了。但是，三十多年前我们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2月17日纪念日和“八、一”建军节，他不管多忙，都会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虽然他不善言辞，也要和我说上几句话。每次，他都会说，我俩之间的这份战友情谊，会牢记一辈子。

            战场归来，战友兄弟情深

当年的那场战争，已渐渐被人们遗忘。但作为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里，我们流血牺牲，用鲜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而如今，在战火中铸就的真挚战友之情，成了我们一辈子都难以舍弃的财富。

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第一枪打响后，我的心里就一直在想，这次可能是很难活着回去了。回头望了红河最后一眼，我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再见了，敬爱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再见了我的亲人们。战斗已经打响，枪声一响就会有流血和牺牲。也许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我会为你们争光，那怕是流尽最后一滴血，我要和敌人血战到底！

在战场上的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里里，我和湛序明一起冲锋陷阵，相互照应亲如兄弟。我走不动了，是他在后面推着我往前走；我渴了，他把在红河岸边蹲猫儿洞时偷偷扳的几节甘蔗，全都拿出来给我，他自已却舍不得吃……。他的脚磨起了血泡掉了队，我帮他扛起50多斤重的炮弹，扶着他一步一步的跟上了部队。当时，他哭着对我说：只要这次能够活着回到祖国，我就认你做弟弟。我俩就这样相互照应，和部队一起攻下了无数个敌军高地，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无数年青的战友们倒下了，一批批新战友又充实到了我们部队。虽然我们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然而，面对许多次的生与死，行走在死亡边缘，死神却一次次与我们擦肩而过。那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让侵略者入侵国土，以生命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终于，我们完成了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与我一起同年入伍到同一个部队的丰都籍近500名战友，有7名战友在战场上光荣牺牲，近百名战友光荣负伤致残。我和湛序明，幸运地从死亡线上活着回来了。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会回想起在战场上的那些传奇经历。也只有身临其境，亲身体验过战争的军人，才知道这首歌曲的真正内涵。直到现在，我心里还牵挂着曾经战斗过的那块红土地。那里，不仅有我喜欢的美丽风景，更是我从死亡线上回归的地方。没有经历过战争，经历过从死亡边缘回归的人，是很难懂得这份情感的！

今天，岁月的刀霜早已在我们的容颜中刻下了一道道年轮，人生的剑雨也在我们的身上划下了片片伤痕，但是，这人生的刀霜剑雨永远也也磨灭不了我们的这份战友之情……。有感于此，我写了一首题为《最可爱的人》的歌：                                                            

忆往昔峥嵘岁月

我们曾把七尺之躯交给了祖国

红河边上的枪林弹雨为我们洗礼

“猫儿洞”里的日日夜夜把我们磨砺

啊！我们用青春矗立起丰碑

我们的鲜血染红了军旗染红了军旗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西南边防线上有我们无数战友的忠魂

忆往昔南疆烽火

我们曾把青春热血洒在了边防

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保卫了疆土

忠于祖国的铁血信念捍卫了主权

啊！我们用青春矗立起丰碑

我们的鲜血染红了军旗染红了军旗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西南边防线上有我们无数战友的忠魂

当我们走在凯旋路上

祖国的山河向我们微笑向我们微笑

当我们投入祖国的怀抱

祖国的人民把我们赞赏把我们赞赏

年轻的我们是祖国最可爱的人

年轻的我们是祖国最可爱的人

 如今，距离我们参加作战已经30多年了。但是，我却无时不想念那些一起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友，那些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为国捐躯长眠在南疆的烈士们。
    这首由方舟谱曲，冬雪萧航演唱，登载在中华演出网上的《最可爱的人》，主要是回忆我们曾经参加的那场战争。
    而我写这篇文章，一是为了纪念我们当年的那份生与死的战友之情，二是感谢县人民医院当年参与抢救湛序明的几位院长以及医护人员。是他们，给了我战友的第二次生命。在这里，我真诚向他们道一声：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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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多次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