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飞苍穹

毛泽东的晚年,身边有过八个女人陪伴度过。然而,这鲜为人知的八个女人,在毛泽东晚年身边的经历,也会伴随毛泽东这段人生记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谢静宜：毛泽东机要秘书中一步登天第一人

　　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了17年（1959年至1976年）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毛泽东、周恩来交办的工作。毛泽东亲切地称她为“小谢”。那风风火火的17年，每当毛泽东在外地视察，都少不了谢静宜的身影。谢静宜叱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算一步登天。
    谢静宜，河南省商丘市人，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长春793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
    1959年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68年后，谢静宜被毛泽东安排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依然身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70年任北京市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谢静宜是毛泽东点名做北京市委书记的人，她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荣任最高级别官员的人。
    文革中，谢静宜掌控了清华、北大的一切大权，充当江青的打手，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攻击周总理，污蔑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在北大、清华，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谢静宜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依法逮捕。1977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81年1月，在审判“四人帮”余党迟群时，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与迟群同案的谢静宜因坦白认罪较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

如今，谢静宜早已从北京市委某单位退休，家在北京土城路塔院的一栋旧楼里，丈夫苏延勋（原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去世，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墙壁上悬挂着她1999年11月7日于杭州的填词《南乡子》：“何处望杭州？刘汪两据一号楼。西子湖畔景已旧，悠悠，不见主人泪空流。老人精神抖，稳坐小庄挥神州。古今英雄谁敌手，无有，人民思念好领袖。

    王海容：毛泽东身边叱咤风云的翻译和外交官

　　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所有外事活动中，始终有两名女人伴随他身边见证了中国与世界风云变迁，她就是外交部叱咤风云的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湖南长沙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同时也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父亲王德恒英年为党捐躯，毛泽东为此常说没有照顾好王德恒，感到愧疚，毛泽东对王海容、王起华姐弟俩自然特别照顾。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1965年毕业。周恩来总理指示，王海容被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开始，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部长与总理的文电收发，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秘工作。然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和背景，还有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的特殊关照，她在外交部上上下下都有着特殊的“分量”。 “文化大革命”开始，“轰轰烈烈”搞了三四年。这期间，她出入中南海，活跃于毛主席身边，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级干部一般。到了1970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 971年7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1972年5月至1973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继后，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一天，王海容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伏倒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痛哭不已。一个时代结束了，王海容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中央和国家机关中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被隔离审查。由于王海容自己的特殊身份，也被宣布停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代，她说清楚了自己的问题。王海容却在中央党校整整呆了3年。

　　1984年，王海容终于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保留着副部长待遇。从此，围绕在她身上的神秘的光环消失了，但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却浮现了出来。王海容至今还是独身，从未婚嫁。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天，传达室又给她送来几封莫名其妙的来信。她身边一位多嘴的工作人员禁不住问：“海容，是不是又有向你求爱求婚的信呀？”听到这位冒失鬼唐突的问话，周围的同事都暗暗吃了一惊，不知王海容将会如何发火生气。谁知王海容一点也没恼怒，她笑了笑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不新鲜。有一次，大门口还找上来一位自称是我丈夫的男人哩！”

原来不久前，有个对王海容仰慕已久的退役飞行员，先后给她寄了好几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无奈都被王海容藏之屉底，不回一言。这位飞行员按捺不住心中的思慕之情，决意要作一次爱情的“冒险飞行”。他不知道王海容家居何处，但她的工作单位办公的地方还是知道的。于是，他径直找上单位的门来，想直接找海容“当面谈谈”。像所有国家机关一样，参事室的大门也设有传达室，外人不经允许是进不了门的。这位勇敢的飞行员在院门口也不例外地被传达室的门卫挡住了。他给传达室的人说找王海容，他是王海容的丈夫！”传达室的门卫一听是王海容的“丈夫”，一时也慌了手脚。他们原来虽然听说过王海容迟迟没有成家，但谁能保证她一直不成家呢？说不定他们就在上一个星期天结婚了呢！赶紧通报。门卫立即陪上笑脸说：“你等等，我马上给她打电话。”电话拨通了，门卫对着话筒说：“海容同志吗？你丈夫在门口找您来了......”话还没说完，门卫突然变哑巴了，脸变得死灰一般。原来，耳机里传来了王海容的大声斥责：“什么？你说什么？！我至今还是光棍女司令一个，哪来什么‘丈夫'？你给我把他轰出去！轰出去！讨厌！” 这位勇敢的飞行员最后会领教到些什么，可想而知。那位门卫因轻信来人之言受到斥责，心中羞愧难当，对这事也一直不好意思对外人说起。直到王海容将此事抖落出来，大家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奇闻。

今日的王海容虽然没有结婚但并不孤独。她的家就在中南海的旁边，住房原是过去的某外国使馆的一部分。一条僻静的小巷，隔开了繁华的闹市，一座欧洲风格的雅致小楼，显得格外清静、幽雅。她和母亲肖凤林，弟弟王起华，弟媳裴震坤，侄儿王宇清，侄女王宇丹住在一起。海容的母亲肖凤林，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但如今由于年老多病，再加上历经沧桑，饱受挫折磨难，身心受损的老人脑子已不太正常，受不得一点儿的刺激。王海容对母亲很孝顺，虽然家里已经给老人请了保姆，但下班之后她依然经常买菜下厨房。当年曾经叱诧风云的显赫女人，而今在侄孙面前尽显凡人的亲情。 

    唐闻生：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委员翻译、联络员和外交官

　　唐闻生是新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大“千金”。她的母亲张希先女士曾是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斯诺夫人语）。唐闻生诞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普通的产科医院，所以，1971年，唐闻生接待第一次秘密踏上中国国土的基辛格博士时，基辛格调侃她“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1950年深秋，当随父母回到未曾谋面的故国的时候，唐闻生还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1962年仲夏，唐闻生告别师大女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进入新中国第三代外交官的“摇篮”后，唐闻生的英语潜力得到超常的发挥。唐闻生用3年时间就读完了5年全部课程：在一、三年级各跳了一级，让众多师生刮目相看。早在6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和跟随自己10余年的第一任英语译员冀朝铸多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物色高级翻译人才，在地处京郊的“北外”校园一眼就看中了活泼可爱的英语系高材生唐闻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1965年暮春时分，浑身洋溢着少女青春风采的唐闻生，迈着轻捷的步伐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分配在教育司翻译处英文组。不出数年，唐闻生便脱颖而出，成为冀朝铸之后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唐闻生一口漂亮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的英语使她轻松自如地从跟随周恩来总理17年之久的冀朝铸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唐闻生的译技以及她天真可爱的活泼性格给来访的外国贵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70年，无论是对中美关系还是对唐闻生个人道路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于万众欢呼声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当年12月18日清晨，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这是两个月来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二次会见。当时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王海容担任记录，唐闻生是主译。

上世纪70年代初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唐闻生和王海容几乎参加了这两位伟人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在外交界乃至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她的倩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1971年，唐闻生参与过中美之间的历史性外交会谈，她是毛泽东、周恩来使中美两大国从对抗走向缓和,中美建交历程的见证人之一，为中国和世界的磨合与对话立下汗马功劳，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在自传中盛赞唐闻生的机敏和魅力。

    1971年，唐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8岁，紧接着升至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两年后，在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并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她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迄今为止，她仍是外交部现职官员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惟一女性。唐闻生和王海容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员，还担当起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桥梁”，成为毛的东身边叱咤风云的女人。

人生如大海，总有潮起潮落。毛泽东主席谢世之后不久，唐闻生和王海容一样，便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1977年9月，王海容到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84年3月，彻底告别了外交生涯，调任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编委会委员。1986年4月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后任铁道部外事司司长、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1999年7月，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也许，外交生涯的岁月给唐闻生心灵的痕迹太深太重，她和王海容一样情感空缺，至今未婚，只身一人。

    吴旭君：能和毛泽东平等对话的护士长

　　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是个有些传奇的人物。1953年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到1974年底因病倒后离开，她在毛泽东身边整整工作了长达21年。在这长达21年中，她克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同时，她也留下了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动人故事。现在的人们很难把这位个子不高却透着精干利索，满头银发却精神焕发的吴老，和当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中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伟人身边的那个精干灵巧的解放军女医生联系在一起。

　　吴旭君,福建德化人,1932年7月26日生。1949年毕业于上海国防医学院护理科,毕业后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任护士长。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74年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1954年至1964年兼任中央警卫局中南海保健处护士长。1969年,吴旭君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科主任、副院长、副主任护师。1980起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单位护理专业组副组长,1987年离休。1985年获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为表彰“在多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奖状。1988年获中共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1993年获国家级特殊津贴。

　　1953年起，吴旭君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护士长。但她不是毛泽东临终的送别人，因为在对毛泽东最终放弃抢救的医疗记录单上，没有她的签名。

    1963年年底里因为罗荣桓元帅的去世，毛泽东与吴旭君有关生与死的那次对话，足可见出吴旭君在毛泽东心中，是可以平等地，甚至街坊一样地讨论问题的。罗荣桓元帅去世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沉浸在一种痛苦中，一夜无眠后，写下一首七律。当吴旭君念到“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时，吴旭君问毛泽东：“是谁能使阁下这般敬佩？”毛泽东听了，连忙接过诗稿，署上了个副题《吊罗荣桓同志》——在毛泽东非常痛苦地怀念战友的时候，吴旭君用的是“阁下”一类的词，可见她与毛泽东之间的对话，是完全平等的，也是可以带调侃性的。有关这一场对话，我们看看吴旭君女士的其它用语，就可以知道其说话的真诚了。当毛泽东一直在讨论着“死亡”这样的概念时，吴旭君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呀？”、“讲什么呀？”、“不能，万万不能。平时我一切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当毛泽东说到，今后死了一定要帮助实现火葬，“不这样不行啊，因为是签了合同的。”吴旭君说：“你还订了什么协议？你跟谁订的呀？！”从这些片言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对话才是真实的，是没有“人”“神”距离的。

　　此后,吴旭君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精心地护理着老人家。吴旭君有时候与毛泽东开开玩笑,调侃一下,毛泽东总能听出这个护士长的幽默,并报之以幽默。

　　70年代初，毛泽东住在湖南九所3号楼。那一天，毛泽东散步，陪着的有张玉凤、吴旭君、汪东兴、高文礼等人。大家一路上是有说有笑的，不觉来到了后山上的桔园，桔子林里有麻雀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吴旭君也想借毛泽东1958年提出过消灭“四害”，来给毛泽东开开玩笑。吴旭君便对毛泽东曾说：“主席，你看，麻雀在欢迎你哩！”毛泽东一听，知道又是护士长在逗乐了，便回道：“我看是欢迎你哩！我最初提出除‘四害’，就包括了它，它怎么会欢迎我呢？”吴旭君只有猛笑，大伙儿也为这一对话而哄笑。

　　1966年6月，毛泽东住在滴水洞的那次游泳，吴旭君作为保健医生，陪在岸边。本来毛泽东是一脸严肃的，但因为有了游泳的机会，毛泽东一扫往日的庄严肃穆，兴致勃勃。话题就多了起来。也不知道谁提到了工资问题，毛泽东也接着话题往下说。说着说着，毛泽东问吴旭君：“你每月工资多少啊？”吴旭君回话：“90元。”“你爱人呢？”吴旭君的爱人徐涛也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说：“120元。”

　　毛泽东算了下正好210元嘛，便开玩笑地说：“你工资不低哟！给你减工资好不好？”

    吴旭君答道：“嘿，比我工资高的多了去了，要减，一块儿减。”

　　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80多元。便笑着说：“好厉害，将军将到我的头上了。好，一块儿减。”

　　毛泽东大笑，吴旭君亦大笑。能以这种大气的幽默与毛泽东说话的人，在毛泽东时代，在毛的周围，除了吴旭君，没有第二人。

　　吴旭君像教导学生似的告诉毛泽东：“主席，要记住，不能写您收，要写我收。”伟大领袖在年轻的护士长面前，乖乖地点着头。

　　1957年，毛泽东要求吴旭君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认真看参考消息，并要她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从那时候起，吴旭君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毛泽东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自从毛泽东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同志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毛泽东就要求吴旭君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同时毛泽东还专门给吴旭君订了一份中文版的《参考资料》，而后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吴旭君阅读，要求吴旭君每天必须去向他汇报。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毛泽东有时认为需要，专门批准吴旭君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毛泽东还给吴旭君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让吴旭君看的《参考》是专供中央首长看的《参考资料》，内容比《参考消息》多，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吴旭君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毛泽东汇报。在交谈中，吴旭君发现毛泽东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问题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胧去脉讲得头头是道。吴旭君有些不解地问毛泽东：“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

　　毛泽东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那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交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正因为如此，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吴旭君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之下，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点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一个时期、毛泽东关注哪些问题。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听了吴旭君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笑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吴旭君当时也还没弄清他会用什么妙法解围。她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毛泽东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第一，在毛泽东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泽东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对吴旭君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毛泽东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毛泽东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毛泽东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毛泽东曾高兴地对吴旭君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他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张玉凤：毛泽东的最后一名机要秘书

　　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玉凤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了。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召开、江青集团力量坐大和示威、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打倒邓小平、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1962年，张玉凤在毛泽东专列当列车服务员，1970年7月的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她来不及梳洗打扮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张玉凤确实没想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一直饱受疾病缠绕，在生活上，他已经力不从心，与名义上的夫人江青也已经没有感情上的联系，两人之间更多的只是政治伙伴关系；而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气焰正凶，腥风血雨地开展着一场权力斗争。从一些后来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几年时光中深感孤独，年纪轻轻的张玉凤一直伴其左右，毛泽东需要值得信任的张玉凤陪伴自己，给自己带来温暖。可以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

　　七十年代后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红光满面”的形象。他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这时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慢慢感觉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

　　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有一件小事便可以说明。据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回忆,1975年夏天,在自己来到毛泽东身边四个月后,一直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泽东都不愿理睬,显得心烦意乱。经细心的张玉凤问询后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被小孟吓到了。毛泽东房间里特别静，而小孟进房间时却总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这个80多岁的体弱老人吓一大跳。张玉凤告诉小孟，以后进房间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老人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