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木人

 


同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
当时巴金已是76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
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
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
、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
那次聊天，
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
午夜十二点，冰心催促巴金休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
直到许多日子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1985年，冰心迁往新居，巴金去探望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
冰心觉得巴金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
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
“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
”吴文藻也说过：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
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
一生追求光明的人，
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
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
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
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
同时，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
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
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1985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

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

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
“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
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

　　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
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
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
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
“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
“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
“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
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

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
关切而焦虑地说：
“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
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
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
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笔者注)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
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
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
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
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姐，
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和吴青。
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
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
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

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
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反感。冰心复信表示同感。
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

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
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
“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
冰心让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
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
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
“锋利”、“烫手”、有“辣味”，
“感到很痛快”。

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
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姐感到骄傲，
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
1989年夏。他在信中也惆怅地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
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
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在祝贺冰心九十华诞时，
他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
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但是，巴金还是在后来的信中多次倾吐了自己的感情，
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
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
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

“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
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你！”
“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姐，是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