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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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
我们知道,邓小平有一篇重要讲话,就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对当地的干部们进行资本主义启蒙教育的所谓“南巡讲话”,在这些讲话中,邓小平对经济发展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既“三个有利于”。这篇“重要”讲话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吹响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进军前进的“冲锋号”。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四十多年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聆听毛泽东这些讲话的人当中,我想肯定会有一个叫做邓小平和家伙。从毛泽东同志一生对待邓小平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对邓小平寄予的无限期望。当年,毛泽东同志如老牛舐犊般的教诲,为什么没有把邓小平之流培育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近读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同是要求领导干部“不要怕资本主义”,为什么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而同样的话从邓小平嘴里讲出来,就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呢?
现在,我们把导师和“设计师”的讲话分别摘录下来,让同志们对比一下,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以下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与当地干部的讲话。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就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就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一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份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都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发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了就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就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以下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亲自主持和带领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时的发言和讲话。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一九五七年生产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三十亿斤卖给国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除吃饭外还能分点钱。能够给社员分钱的又有几种,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左”,蒙混过关,教抓到了小辫子,四十条草案为证。
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奴隶时代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胎中,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了。
斯大林说:“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这个话说得对。我们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时间达六年之久,经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这样三个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好好讨论。
从这些讲话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充分领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资本主义设计师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略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孝子贤孙截然不同的道德修养和品格:一个是谆谆教诲;一个纵踊调唆。一个是忠心耿耿;一个是包藏祸心。一个是勤勉耕耘;一个是处心积虑。一个是忠贞不渝;一个是投机取巧。一个是正大光明;一个是诡计多端。一个是循循善诱,指引方向;一个是南辕北辙,偷运私货。一个是表里如一;一个是口是心非。一个是学贯中西,谦虚谨慎;一个是胸无点墨,邯郸学步。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一个投机革命,出卖无产阶级。一个一个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个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灵活自如;一个是孤立片面地看待问题,形而上学猖獗……毫不奇怪,由于学识、品性、道德、人格,更重要的信仰的不同,对待同一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就截然不同,由此造成的后果也就有着天壤之别。
邓小平一生的历史充分证明,决定一个人政治生命的不是耀人耳目的光环,更不是身份、地位和所谓的“功劳”,阶级本性决定他必然会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幸福为他的阶级利益铤而走险。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九日
龙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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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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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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