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廸2008ヤ

1．教育改革和发展已经迷失了方向

6月7-8日，我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巡视。

我的思绪不得不回到30年前。那一年7月，我大学毕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颁布。学习和贯彻《决定》精神，为教育事业鼓与呼，成为我教育生活最为鲜明的基调。《决定》提出国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试想，没有《决定》作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伟大决策，就不会有今天高中教育牟普及，就不会有今天千万学子共赴考场的世界奇迹，就不会有举国动员、一切为高考让路的人间奇观。

每每此刻，我思考最多的是国家实施12年基础教育到底为了什么？难道真的是为了通过高考把更多的孩子送进大学的门槛，难道真的就是要通过高考把全国千万学子分个三六九等，从此决定他们的一生？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一句诗：我们走得已经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想想30年前的《决定》开宗明义：“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强调“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仅如此，《决定》对人才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很遗憾，在现实中流行的众多激励万千学子高考的口号中，我们不仅看不到对理想道德、文化纪律、献身精神、科学精神的追求，反而看到的多是为求一己之前途甚至荣华富贵的声嘶力竭的叫嚷！

我们真的忘记了教育为什么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真的已经迷失了方向——

人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终极目的。

2．教育的价值和功能已经被“知识改变命运”和“一考定终身”僭越

在西方,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来源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将物理与数学融会贯通的人，也是第一个将计算技巧与严格证明融为一体的人。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当罗马帝国的军队侵犯自己的家乡时，70多岁高龄的阿基米德挺身而出，竭尽自己的心智，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传说阿基米德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抛物镜，把阳光聚焦后反射到罗马的战场上，燃起熊熊大火，使罗马士兵无一生还。他还发明了一种投石器，能迅速投出大量的石子，把逼近城墙的士兵打得头破血流。罗马军队的统帅马塞尔沮丧地说：“我们是在同数学家打仗!他安稳地呆在城里，却能焚烧我们的战场，一下子掷出铺天盖地的石子，真像神话中的百手巨人。”有鉴于此，培根写下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

在我国，流传着一句与“知识就是力量”极其相似的名言——“知识改变命运”。有人说，这句话是李嘉诚先生提出来的。人们认为，这是李嘉诚先生对自己成功经验的最精辟的总结。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知识一直扮演着促进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忽视学习和知识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口号，已成为钳制人们教育思维、毒化中小学生教育的一株美丽的“罂粟花”。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在日常的中小学教育中把知识等同于书本知识，已经把知识的来源“窄化”为教材、教辅、作业。

1933年3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大夏大学做过一次著名的演讲，主题是《创造的教育》，其中，他讲道：“我现在再讲行动，关于教育上的行动。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起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我们知道王阳明先生是提倡‘知行合一’说的，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先要脑袋里装满了学问，方才可以行动，所以大家都认为学校是求知的地方，社会是求知的地方。好像学校与社会是莫不相关的，以至造成一班只知而不行的书呆子……现在我要把他的话翻半个筋斗……，就是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当年陶行知先生所讲的“死的教育”，是对今天一些地方“只知升学、不知教育”的应试教育最贴切、最形象的概括。这种教育之所以让人通过掌握知识无法形成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教育是与人的生活与实践相脱节的教育，无法做到学以致用；这种教育之所以让人通过掌握知识无法形成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教育本身没有真正赋予人们就业谋生、终身发展的能力和本领。

那么，这种围绕着单纯的应试教育而进行的知识教育到底排斥了什么——（1）这种知识教育从本质上是不重视人的德性成长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是脱离生活、脱离社会的教育，而人的德性成长从根本上是无法脱离生活与社会的。（2）这种知识教育是忽视体育和美育的教育，因为从教育者对教育科学的认知而言，他们不认为人的身体素养与审美素养与知识教育具有内在的联系，加上这种教育本身与考试无关，或者说，无法在考试中得到价值体现；（3）这种知识教育从本质上是排斥对人的创新教育与实践能力教育的，因为人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养成，从形成机理上讲，是离不开实践与探索的，而围绕应试教育进行的知识教育本身是脱离甚至排斥实践与探索的。正因为如此，这种知识教育本身是无法真正承载起改变人的命运的神圣使命的，因为这种知识没有真正的力量。

在学校教育价值理念文化中，人们之所以信奉“知识改变命运”，关键是，人们仍然相信通过课本知识的学习去应试——能够“一考定终身”。是的，在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的一个阶段，在少数人才有机会上大学的时代，在社会各界普遍感到人才匮乏的时代，那“一考”确实具有“定终身”的魔力：（1）“定身份”——考上学，就成为国家的人，可以吃“国库粮”；（2）定工作——考上学，毕业时就包分配，获得“铁饭碗”；（3）“定保障”——考上学，就意味着有房子住，有退休金，几乎一辈子都有保障。

殊不知，弹指一挥间，38年过去，已经换了人间。我国已经从一个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极其短缺的国家，成为一个先后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阶段教育，进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国家早就不再包分配，早就不再天然地具有所谓干部身份，就业早就实现了市场化。正因为如此，今天这“一考”，其意义与刚刚恢复高考时期的“一考”，已经恍若隔世、天壤之别，其“定身份、定工作、定保障”的意义早已完全消失，这“一考”只能确定人们走什么样的继续学习的道路，何况人们不再被“一考”所束缚……。而学生毕业时能否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靠的不再是文凭和学历本身，而是自己的学习经历所给予的含金量，即自身获得的发展和素质的高低。

知识本身终究无法改变人的命运，而只有基于知识的学习所形成的能力才能真正改变人的命运！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能力改变命运！

3．教育改革和发展已经被错误的教育政绩观所绑架

30年前的《决定》强调：“今后地方发展教育事业的权力和责任更大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级考查下级都要以此作为考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遗憾的是，《决定》所强调的：（1）“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2） “发展教育事业不增加投资是不行的。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3）“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4）“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5）“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等，并没有纳入上级对下级考级的主要内容，更没有由此形成上级考核下级时把教育改革和发展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的基本制度。

正因为几十年来，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没有包括教育改革和发展这一重要内容，导致的恶果：一是教育改革和发展始终是软任务，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长期得不到真正确立；二是既使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如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也常常不能实现，却无从问责；三是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成为人们评价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指标，以至于有党政官员讲，“经济发展看GDP、教育发展看升学率”。尽管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从来没有下达过升学指标，但在市、县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这个层面，不少地方单纯的升学率指标已成为指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硬的指挥棒，以至于这些地方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不再是围绕如何培养人运行，而是围绕提高考试成绩和和升学率来运行。这种教育，从本质上不再是促进人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而是为了追求学校、教育部门、地方政府的政绩——升学率，在这里，教育本质已经异化，教育不再是解放人性的力量，而成为奴役人的力量！

追求升学率本身并没有错，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子女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更没有错，错就错在为了追求升学率而违背党的教育方针，放弃甚至牺牲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导致许多学生的发展不全面、不健康；错就错在为了追求升学率而违背教育科学，放弃甚至牺牲学生的正常发展，导致许多学生成为应试教育道路上的牺牲品；错就错在为了追求升学率而放弃教育的公平正义，放弃甚至牺牲部分学生的教育权益，导致许多学生成为学校教育的“陪读者”、“边缘人”。

经过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由这种偏颇的错误的教育政绩观所导致的教育的扭曲和异化状态已经具备了逐步走向解构、重构，真正回归其教育本质的现实可能性。首先，从教育自身看，各级各类教育机会不再短缺，学校教育所承载的功能不再单单是为通过升学考试逐级筛选少数合格的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读书做准备，这就为不同的人们提供合适的教育提供了可能；其次，从社会就业观讲，一个人最终能否获得理想的职业，关键不在是学历本身，而是一个人通过学历教育所获得的修养、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高低，这就为教育回归其自身应有的功能，即解放人的内在力量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再次，从社会保障制度看，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的“二元体制”开始走向并轨，两种体制导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过大的局面正在逐步缩小，直至走向消亡，这就使人们过去拼命通过接受高学历教育而直接改变命运的那种期望在减弱，这就为人们接受合适的教育，而不是简单地追求高学历、追求重点大学等，提供了社会环境。

人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一个人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应该始终沐浴着人性的光辉，享受着人道的尊严，只有如此，才能让人获得人性的张扬，从而获得一种有尊严的教育；一个人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应该始终获得人的德性、智性、体能和美的启蒙和培育，享受着人的内在能量的释放，只有如此，才能让人的内在力量得到充分发展，从而获得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个人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应该始终让他的独特性得到启迪和施展，只有如此，才能让人的个性及其创造活力得到张扬，从而获得一种个性发展的教育；一个人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应该始终让他的学习、生活与成长得到科学的眷顾，只有如此，才能让人的成长不遭受反科学教育的摧残，从而获得一种健康成长的教育。

回顾30年前的高考，那时没有全民保障、没有全民焦虑、没有全社会炒作；要说改变命运，那时才是真正的直接改变命运；要说升学竞争，那时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但从教育应有的样态和其应有的本质而言，那时的教育并没有像今天这么扭曲。我迫切希望，让高考回归平静，让教育回归本原，让人回到教育的中央。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什么是素质？当人们把学校学到的知识都忘掉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素质。我认为，当人们把考试和升学率都忘掉之后，剩下的就是真正的教育。到那时，真正的教育精神也就回来了！

我们呼唤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用自己的点滴努力推动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再次向全社会、向教育界、向新闻界的朋友发出我的深情呼吁：停止以任何形式宣传、炒作高考状元和高考升学率。因为宣传、炒作高考升学率和高考状元，就是为单纯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政绩观张目，就是为单纯用升学率评价教育的教育质量观喝彩，就是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教师单纯追求升学率加压，就是为剥夺广大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制造社会氛围。

转变教育政绩观从全社会停止炒作高考状元和高考升学率开始！（转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