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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小龙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医学病理学家，全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委员会委员，全国全军及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每年在病理会诊中解决疑难、关键诊断1000例以上。

　　我是做病理研究的。说到病理学，老百姓了解得不多。在国外叫doctor's doctor，就是“医生的医生”。因为我们每天干的活，都是给医院里每一个科的医生回答问题。

　　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而是我们都有一台显微镜，可以放大一千倍，可以看到病人身体里的细胞变成什么样子了，可以从本质上来认识疾病。

　　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你住到医院里，主治医生看了，主任也查访、讨论了，该做的 B 超、CT、化验全做完了，误诊率是 30%。

　　人体是很复杂的。每个医生都希望手到病除，也都希望误诊率降到最低，但是再控制也控制不住。只要当医生，没有不误诊的。小医生小错，大医生大错，新医生新错，老医生老错，因为大医生、老医生遇到的疑难病例多啊！这是规律。

　　中国的误诊和国外比起来，还低一点儿。美国的误诊率是 40% 左右，英国的误诊率是50%左右。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误诊。

　　误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太复杂，一时说不清，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如果在一家医院、被一个医生诊断得了什么病，你一定要征得第二家医院的核实。这是个最简单的减少误诊的方法。

　　我对癌症的兴趣，从上世纪70年代上学时候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幻想、充满了激情。我认为，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来鼓捣癌症，总能鼓捣出名堂来吧！

　　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就直奔着癌症去了。结果搞了半天，发现原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每个新方法一出来，我就去鼓捣一阵，最后一个个都破灭了。

　　我感觉最悲惨的就是：一次，送进来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已经全身转移、扩散了，他还不明白，还想回去上学。我去查房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问：爷爷，我什么时候能够上学啊？我怎么回答？我如何实话告诉他？面对这么幼小的一个生命，我怎么能说得出来？我如果隐瞒，等这个孩子到了最后阶段，就会知道我是在说假话，我再去看他，他还能信任我吗？中晚期的时候，你去治疗癌细胞，想把癌细胞杀完，这个思路是错的。

　　癌细胞是杀不完的！你不要指望通过医学的办法，来解决你的癌症问题。

　　那么要用什么办法呢？我打个比方：任何癌症，就像一个种子，你的身体就是一片土壤。这个种子冒芽不冒芽，长大不长大，完全取决于土壤，而不是取决于种子。种子再好，土壤不适合，它绝不会长出来。怎么改善这个土壤？这是现在研究的课题。

　　早期癌症要治好很简单，问题是怎么发现。傅彪最后也到我那里去看病，他是肝癌。肝癌多数都经历了乙肝、丙肝，然后是肝硬化，第三步到肝癌。细胞变成癌要 5~10 年！肝脏受到癌细胞攻击，1 个变 2 个、2 个变 4 个，像小芽冒出来一样，然后一点一点长大。

　　你每过半年查一次的话，它决不会长成 2 ～ 3厘米的癌！只要提前治，在 2 ～ 3 厘米以前，肝癌就可以手到病除。

　　像姚贝娜，傅彪这样的案例，如果她（他）提前诊治，不是老说工作忙，是完全有办法挽回的。傅彪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没办法控制了。他的肝脏切下来我也看到了，太晚了，不可能再活下去。那时别人还骂我说：人家手术以后不是好好的嘛！你怎么说人家活不长？我可以肯定他活不长。他的癌细胞像散芝麻一样，在肝脏里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怎么能活得长？有人说换肝就可以了。癌细胞很“聪明”，肝癌细胞最适合生长的环境是肝脏，肝脏里面长满了，它就跑别的地方去了，等你换了一个好肝，四面八方的肝癌细胞都回来了！没有用的！

　　我们有责任早期发现肿瘤、早期治疗。如果是晚期，我建议针对生存质量去努力，减轻痛苦，延长生命。针对晚期癌症的治疗不需要做，因为没有用。

　　为什么？有 1/3 的病医生无能为力，有 1/3的病是病人自己好的，医学只解决 1/3 的病。而这 1/3 的病，我也不可能解决那么多，我能打 20 分就很不错了。做医生这么多年，我有一种感慨：医生永远是无奈的，因为他每天都面临着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