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才:中国式考试化写作,为何是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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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考试化写作,为何是假写作?
 陈兴才

 本文是12月11日上海师大举办的海峡两岸作文教学过程指导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及12月20日华东师大举办的中国语文百年回顾与展望论坛主题演讲中的部分内容,经由文汇报樊丽萍编辑发表于文汇报2015年1月9日版。

  笔者曾戏言,世上有两种写作,一种是真正的写作,另一种是中国式考试化写作,这是“假写作”。为什么说中国式考试化写作是“假写作”呢?因为它纠合了八股、伪圣、小心、媚上、言不由衷、无用等所有坏毛病,是无脑式表达。

作文命题总是“老生常谈”,学生怎会显露真个性?

 到现在为止,高考作文命题大多数是披着思维、思辨的皮,让学生来代证观点,这个观点是我出题者给你的,你得去证明它或用故事演绎它,学生的写作就像一场“红头文件宣讲会”。如果说“红头文件宣讲会”是个关学生的笼子,这个笼子则有两层铁栅:一层是“被立意”——让你思考,但必须思考我给你的意旨;第二层是“被说教立意”——倘是“好意”则罢了,事实上这些“意”可从命题材料中“思辨”得出,而当写作时,它不过是一个浅显无需费舌的人生说教。
       很多时候,我们的作文命题不是去激发、点燃学生一吐块垒的欲望,而是让一群青春的面孔苍老地说教。“忌浅尝辄止”、“要专一”、“近朱近墨”、“环境的影响”、“诚信”、“答案是丰富多彩的”、“点与平面(个体与整体)”、“内因与外因”、“拒绝平庸”、“仰望天空与脚踏实地(理想与现实)”诸如此类的种子绵延不绝于今,概括起来就是让学生作“老生常谈”。这样,学生何来表达的欲望,只能说那些不需要证明、只需贯彻和演绎的大道理,这样还谈何真性情和真个性?此类作文命题,现在不是一两家,而是蔚为大观。虽花头多样但换汤不换药。2014年江苏卷命题更直接,“青春不朽”,判断已下,你去证明它或说故事演绎它,就是考生能做的事。
       这样的命题根本就不是在考察你的生活,调动你的体验,激发你的思考,而是让你来证明我的某种意思,尽管这些意思可能会有两种三种让你选择,但不管有多少种,出发点都是让你去证明,像证明一个定理或公理那样,你需要的本领是“操作”好这个证明过程。
       不要以为这些命题只是让考试的有效性存在问题,长此以往,它影响了中学作文教学——在中学,以考代教是很难消除的现象,于是这样的命题必然入侵了平时教学,结果就是学生无表达欲望和激情,更无真观点真性情。


当今学生最缺的是独立思考能力,而非“鸡汤式智慧”(小标题)

 以上是就学生的写作结果而言的,但背后是老师以及高考作文评价者的纵容甚至是鼓励。比如有个学生,让他写《细节决定成本》,他会洋洋洒洒,论点论据像模像样,再让他写《大行不顾细谨》,他照样洋洋洒洒,论点论据像模像样。问他,如果让你判断,这两种观点你究竟肯定哪个呢,他说根据文章需要啊。这就是我们的写作的可悲,与独立的观点无关,与性情无关,甚至与认识也无关,只要能得像样的分数就行,这既暴露出文风之虚假,又暴露出做人之假,这样的写作早已与真实的写作离异。我们希望的作文教学的担当——培养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如何实现?
       在我们的老师指导下的学生作文充满了“成功学”、“苦难学”、“发现美学”、“于丹式文化口红”等各种鸡汤式智慧,学生长期地绕在其中,他的写作不需要自己的观点,只要能把这些庸俗哲学圣哲之言进行漂亮的演绎或证明就行,缺少的正是写作本来最应宝贵的东西--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自由的思想。比如,杂文作家狄马在谈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时说过一个现象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古到今,我们的“圣哲之言”都特别爱用苦难的意义来给人洗脑从而使之柔顺,使之感恩。但这“苦难”的东西在说教上与人的实际感受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学生浸淫其中的结果就是培养了说空话套话假话的本事。没有人喜欢苦难,却有无数赞美苦难的诗篇,这是不是很荒谬呢?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觍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怎么造成的,谁该对这苦难负责?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还该感谢似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母亲就没有发挥“忍耐”功夫的舞台。
  这种考试式文章的功用不明,既非文学性创作,也非社会应用性写作,更非思想性、学术性阐述。从学生的水平来说,他们不需要自己的深度思维,也可以不需要个人的性情,基本是能呈现主流的浅薄价值观,能说众口的话,并把它证明或演绎好,就算是完成了写作任务,无情无思无我、空话套话是学生“无想法”的体现。
       这种假文章能够通行,背后是我们的评价观的扭曲。衡文观反映的是育人目的,并直接影响命题者思路;就像人才问题上,你要用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察点进而是相应的考核项目。

  我们的老师甚至“好心地”(其实是自己弯腰又拉着孩子的衣襟下跪)在有意识地对学生对于社会的关注进行“劝离”。最可宝贵的作文品质——对社会生活的批评、评点、判断,所谓批判性思维,因了对“负能量”的恐惧,在老师和阅卷者的默契中被抽绑架离。思维品质之失,不仅是作文之痛,恐是民族之忧。
  扭曲的衡文观与派生的糟糕命题沆瀣一气,共同切割学生的性灵。考察每年考后流传的满分优秀作文,竟有多篇立意(说教)既定,形式包装,真我退场,有死人有名言有美词,就是无自己的性情和个性,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并不为过。有的文章语言不可谓不美,材料不可谓不丰富,但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真见解、真观点。语言形式好本非坏事,坏就坏在性灵被边缘化。
  正因为这是一种考试式文章,又因为考试二字对教学的强烈统治,就有了写作教学中的两大问题:“怎么写”方面,以考代教,只重技法,忽视体验,不重视生活化写作;“写什么”方面,本当让学生有想法、有担当、会评判的出发点,让位于内容无序、大道理泛滥、主旨鸡汤化。这样两个问题笼罩下的写作,只是考试式写作,而不是真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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