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者 “通”者为王 “塞”者为寇……

感叹

 


     有时候，读一些现代文人的作品，愣是读不进去，倍感苦闷。是啊，媒体上也好，读者群也好，当然也包括粉丝们，都推崇膜拜的不得了，可我却大煞风景，竟然“读不进去”？
     没办法，读书者，绝不能“装”。不喜欢或进不去，一定要真诚面对，决不可为了迎合众口，阳奉阴违，虚情假意，做自欺又欺人的事。
     比如，有位现代非常著名的诗人、学者，他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他的名字众口皆赞。我就想，如此大名鼎鼎，我一定要拜读一二，领略其中奥妙，当然，最重要的是想从中学点精髓。于是，买了他的全集，准备来一场豪华的精神大餐。可是，结果呢，那本全集放在我家书房高高的书架上，拿下来又放上去，再拿下来再放上去，来来回回不计其数，每每只翻阅两三页，就再也无意翻下去了。说实话，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有点肤浅，有点乏味，直接说吧，就是缺乏深妙和摄神的内涵。或许，他的受众群不是我这样在学问上如此“刻薄”和“挑剔”的人。也许有一天，他知道了我对他的作品是这等态度，一定会破口大骂“无知之徒”，哈哈，是啊，换了我也可能会有此辱没斯文的失态……于是，还是请他束之高阁与灰尘为伍吧，老兄，恕我不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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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否则你就是一个与学问无缘的人。
     无缘于学问堪比无灵之行尸走肉，此乃人生之大悲，希望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把学问看的至高无上或高不可攀，也不可取。
     学问是修性立身之本，是升华灵魂人格之源，但绝不是什么圣灵禅道，更不是获取人生捷径的灵丹妙药。我以为，学问，可以为物所用，更应该为灵所需。治学一旦庸俗，学则变味，问则无义，此学问早已非彼学问也。
     那些把学问当作圣坛神庙来祭拜的人，永远也不会为学问所青睐，早早晚晚会被学问所抛弃。

     遇上那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学问，你就是学问的“王者”。
     遇上那些摸不着头脑如对牛弹琴般的学问，你就是学问的“寇者”。
     遇到能够成就你学问“王者”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扭住不放，让它追随你一生一世，如同得一美眷，厮守终身。
     遇到让你无所适从、似是而非、貌似伟岸的所谓令人仰视者，你定要毫不犹豫的做个学问的“寇者”，赶紧逃之夭夭，不要在无缘的、无用的、无解的、无望的“虚”学问上浪费你短暂的生命和宝贵的智慧。
     康庄大道留给别人，你走你的羊肠小道，不一定谁能看到最美的风景。但我断定，一定是那个在与学问遭遇时，识时务者、自知之明者、有的放矢者、取舍果断者看到的风景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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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求学问者要是真性情人、是谦逊明智的学习者。反过来，做学问者，也不能是道貌岸然、哗众取宠之人。
     讲台上你真性情口如悬河，讲台下我真性情心灵荡漾。你一句糙语粗话，在我听来都是妙不可言，如此这般，方可成为台上台下“志同道合”，才可称为学问双赢的“王者”。
     所以，在学问这个话题里，我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人，甚至是有点痴迷的怀旧。那些渐行渐远的旧时代学者的身影，始终萦绕于怀，挥之不去，不管身处何时何地，都会在灵魂深处与他们对话交谈，那种惬意、爽快、留恋、崇仰无以言表。

     远的不说，就拿离我们最近的民国时期来说吧，那是我最向往和最崇拜的学者大师辈出的时代，那是中华文化史上最辉煌最耀眼的星空，那是中国历史于乱世中最显高贵华丽的时代，那是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来最不能忽视和忘却的时代。在我的空间文字里，不止一次的走进那个历史时期，感受和回味那迥味的风月与星辰，沐浴和领略着中华文明旖旎的春风和摄魂的尚美，在那里才能真正体验到什么是人生精神的不朽盛宴！
 



     是啊，以我们的浅薄学识，是扣不开大师们灵魂家门的。在这些杰出灵魂的门外，学些皮毛，拾点粉末，来装点我们可怜的门面都绰绰有余。既然走不进大师深奥的学问殿堂，那就透过大师浮光掠影的风采，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所谓“学问”这个看似严肃而神圣的事情，也许会给我们一点意想不到的的启迪。记得蔡元培曾说过：教育，利在大学。利在大学之人格校长，利在传道，利在为学，利在博通，利在独立，利在自由……梁漱溟说过：教育就是助学生走路……冯友兰说过：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即，教学生要做正派耿直的君子，而不做唯唯诺诺的小人……这些教诲，我们现在的校长和老师们能做到吗？我看难。
     
     中国的学问主要来自课堂，学生最初的知识大都源于教师课堂的传授，所以，课堂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接受文化知识的第一个脱离野蛮的文明驿站。那么，在这样一个神圣又高贵的舞台上，大师们是如何“表演”的呢？也许读了我下面的讲述，你会有一点点愕然、惊诧，甚至哑然失笑，呵呵……
 
     你知道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怎样开场的吗？他环顾济济一堂如饥似渴的学生们，开口第一句说：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此话一出，教室里一片哗然。他停顿一下，等下面的议论声静下来后，接着又说：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说这话时，他的脸是仰着的，双眼是瞄着天花板的。两句开场白，从谦和之极到自负之极，判若两人，却恰到好处的展示了梁启超一代大师真性情真可爱的风采，你说呢？
     还有一位与梁启超有同工异曲之妙的大师，他就是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的刘文典。说起刘文典可了不得，别的不说，单说他研究《庄子》，中国无第二人与之比肩。可他在课堂上讲《庄子》却是如此这般开场：《庄子》嘿，我是不懂喽，也没有人懂。其桀骜性格自负做派可见一斑，难怪中华民国敢当面呵斥蒋介石者，唯刘文典莫属啊。

 
   （梁启超 1873-1959）      （刘文典 1889-1958）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沈从文，小说写的没得说，但却是民史上最老实巴交最不善于讲课的大师。沈从文讲课湘西口味很重，声音又小又低，而且没有什么系统性，学生们往往懵里懵懂不知所云。但沈从文的可爱之处在于，他非常有自知之明，所以每次讲课之前都会说：我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
     与沈从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闻一多。闻一多的课堂上永远是人满为患，校外来此蹭课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不顾跑几十里的路专门来听闻一多的课。闻一多讲课一般是烟不离手，开场首句必说酒，如：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课特色鲜明，口才一流，讲晚唐诗可以和后期印象派绘画联系起来讲，引经据典，引人入胜，堪称中华民国讲坛上一支瑰丽的奇葩。

 
 （沈从文 1902-1988）      （闻一多 1899-1946） 

 
     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外国人说“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这个辜鸿铭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奇人，也是唯一留着清人小辫走进辛亥革命后大学讲堂的教授。每当他站在讲台前，他那条焦黄的小辫子总会引来一片笑声，对待这样的笑声，他早就习以为常，等大家笑够了，静下来后，他一开口，就让所有的人打心里肃然起敬。他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再听他行云流水般滔滔不绝、妙语连珠的讲课，听者无不心悦诚服，这老夫子真乃国宝。
 

（辜鸿铭 1857-1928）

 
     还有一位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有“派头”、架子最大的授课者，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先生。在民国的大师级人物中，章太炎的学问堪称数一数二，不说别的，光他的弟子们的名字，个个都如雷贯耳。所以，章太炎上课堂有点县太爷升堂的味道，呵呵。因为其名声太大，想听他讲课的人实在太多，于是经常被安排在礼堂上大课，而且常常有几个弟子陪同一起来。有一次，章太炎讲大课，他是浙江余杭人，国语不好，弟子刘半农就做他的现场翻译，弟子钱玄同替他老人家写板书，弟子马幼鱼负责倒茶水……这些为他服务的都是一代俊杰，也都是早已跻身大师级的人物，可见章太炎上课那真是蔚为壮观啊。章太炎的开场也很有个性，他说：你们来听我的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前一句可谓张狂之极，要没后一句铺垫，你会觉得他是多么傲慢的老头呢。不过话说回来，章太炎是绝对有资格如此“张狂”的，如果说，中国有两个成语是写给他的，我看都不为过，即：满腹经纶，学富五车。

 
 （章太炎 1869-1936） 

 
     有“教授之教授”称谓的陈寅恪，是一位同时博得老师和学生喜爱的授道者，因为每次听他的课教授比学生还要多，所以才有了“教授之教授”的头衔。他所倡导的是，他的学生必须是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否则，他宁可不收弟子。他上课开宗明义，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听了这样的开场白，真有说不出的感觉，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磅礴大气直击胸膛，真是令人叫绝。也只有在民国那样一个时代，才能滋养出有如此恢弘气魄的教授。

 

（陈寅恪 1890-1969）


     也有的大师秉性顽劣，上课总以幽默玩笑开场，启功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启功出生在满族旗人家庭，他对学生们说：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所以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而胡愈之则拿自己的姓开玩笑，他在课堂上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其实胡愈之是绝顶聪明的，他在看似诙谐轻松的玩笑中，不经意间就把自己的成就带了出来。我一贯认为，幽默是课堂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剂”，有幽默感的老师往往最受学生欢迎。

 
 （启功 1912-2005）     （胡愈之 1896-1986）  
  

      顾颉刚有一次指导学生作业，看到不少学生在文章里引经据典，多是来自《资治通鉴》，他就毫不客气的亮明自己的观点，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看看，多大的口气啊。
      还有一位叫古直的教授更绝，一次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后来成为著名的剧作家、散文家的杜宣等一帮学子慕名前来投奔。古直问他们都带了什么书？杜宣说带了《辞源》。古直听了竟然勃然大怒，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要查《说文》、《尔雅》、《水经》，要查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而不是查《辞源》这样的二手货。
      呵呵，《资治通鉴》和《辞源》这类我等崇拜敬畏还来不及的史书大典，在顾颉刚、古直这些民国教授眼里不过一“二手货”而已，简直令我有点瞠目结舌，真是无语啊。只能说，民国的教授们，真牛，不服不行啊。

 
（顾颉刚 1893-1980）       （古直 1885-1959）

 
      键盘敲击至此，也该结束此文了。最后我想就上面所写留点感悟，但不知如何表达，好像该说的都已在字里行间了，再说有点多余。突然想起梁启超先生的名言，不如就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结束本文吧。梁启超有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他还有一句名言：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前句话讲得是学者精神，后句讲得是治学理念，真是千古名言啊。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这句话，是1929年他病重期间，讲给他的学生谢国祯等人的。当时谢国祯等见他病情恶化，劝他少看书多休息，他用这句话回答了谢国祯等，不久即辞世。令人感动的是，1982年，谢国祯病重住院，面对前来探望并劝他少看书多休养的亲友们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梁启超精神不死，谢国祯传承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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