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墙是小说家必须打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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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与鸡蛋》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墙是小说家必须打破的障碍》
编者按：1989年，柏林墙倒塌。“对我来说，墙是把人与人、价值观与价值观分隔的象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德国《世界报》文学奖颁奖礼上如是说。本文为演讲实录。
柏林墙倒塌已有25年。我初次拜访柏林是在1983年。彼时，这座城市依然被这座隐约可见的墙分成东、西两部分。旅行者们可以进入东柏林（民主德国），但是必须穿过重重关卡，且须在午夜的钟声敲响前回到西柏林（联邦德国），就像舞会上的辛德瑞拉。
那一次，我和一位朋友，以及我的夫人一起去看东柏林歌剧院的一场莫扎特的《魔笛变奏曲》。演出和氛围棒极了。但是时钟的指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十二点。我清楚地记得急匆匆赶回查理检查哨的路途。我们刚好在十二点的时候赶回那里。在所有欣赏《魔笛变奏曲》的经历中，这一次是最惊险的。
当1989年柏林墙终于倒掉的时候，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自己感觉松了一口气。我告诉自己：“冷战结束了，毫无疑问，一个更和平、更积极向上的世界就在眼前。”我想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抱有同样的想法。然而很遗憾地，这种放松的感觉并未持续很久。中东持续动乱，巴尔干半岛上烽烟四起，恐怖袭击接踵而至。当然，还有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不幸。我们迎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愿望被现实摔得粉碎。
作为一个小说家，“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向。在我的小说《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中，我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被高墙包围的小镇。在这样的小镇里，你只能进入，却永远无法离开。在我的小说《奇鸟行状录》中，主角坐在一个深井的底部，然后穿越了厚厚的石墙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当我得到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我在耶路撒冷作了一个名为“高墙和鸡蛋”的演讲。我提到了墙，以及与之对抗的鸡蛋。面对高墙，我们究竟有多无力？我作这一次演讲的时候，加沙正发生激烈的战斗。
对我来说，墙是把人与人、价值观与价值观分隔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一堵墙能够保护我们。然而为了保护我们，它也隔开了其他人。这就是墙的逻辑。一堵墙最终将成为固定的系统，拒绝其他系统的逻辑。有时候，这种拒绝是暴力的。柏林墙无疑是有力的证据。
甚至我经常觉得，我们摧毁一堵墙，只是为了建造另一堵墙而已。这里的墙，可以是现实意义上的，亦可以是包围我们思维的无形的墙。这些墙告诉我们不要远离目前的所在，也告诉别人不要接近。当一堵墙最终倒塌的时候，世界看上去将很不一样。然而当我们放松地呼出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一堵墙——一堵种族、宗教、不宽容、原教旨主义、贪婪以及恐惧的墙。我们能否在没有墙的世界里生存？
对于我们小说家来说，墙是必须打破的障碍，别无他法。当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穿墙而过。当然，是象征意义上的。我们穿越横亘在现实和非现实之间、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墙。我们看见墙另一边的世界，然后回来自己的这一边，用笔描述这些我们看到的细节。我们不对墙的意义作评判，亦不对它的角色评头论足。我们只是尝试准确地描述看到的场景。这是我们作为小说家日日在做的工作。
当一个人读小说，被小说感动或者为之激动的时候，他/她实际上和作者一起穿越了这堵墙。当然，当他/她合上书的时候，仍停留在原地，顶多移动了十到二十厘米。读者周围的现实丝毫未变，也没有任何现实中的问题被解决。然而读者仍能清晰地感到他/她打破了一堵墙，抵达了某些地方又复归。他/她会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起始点，即使这个距离微不足道。我一直觉得，这种感觉，是阅读小说中最重要的体验。这种能够切实感受到的自由，这种只要你想，就能穿墙而过的感觉，是我无论如何最为珍视的。我将为之尽全力写出更多的作品，并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这些故事。
我们当今世界所面对的问题自然无法用这些阅读小说带来的感知来解决。小说，很不幸地，并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通过小说这种媒介，我们能够想象出的一个生动的、与现今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现实的黑暗、暴力与讽刺的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无力且转瞬即逝的希望。然而每个个体拥有的想象的权利却清楚地存在：用一种安静且持续的努力继续唱歌，说故事，不失初心。
在一个到处都是高墙的世界，想象一个没有墙的世界并清晰地看到它，将带领我们将之变为现实。我将继续相信故事所拥有的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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