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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雷玉华
摄影：陈新宇

安岳现存佛教造像数量居中国之首，民间佛事兴盛是推动造像的主要原因之一。毗卢洞千佛洞内，众多供养人形象坐进佛龛，享受香火。

安岳塔坡山顶的华严三圣造像壮观精美，神的庄严与人的秀美兼具。

　　四川是中国石窟造像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川北广元、巴中地处中原入川要道金牛道与米仓道，较早开始开窟造像；西蜀成都在南北朝时已开始建寺造像，至唐宋更趋繁荣，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传播久远。当北方石窟造像渐渐停歇，四川石窟却遍地开花，安岳、大足的摩崖石刻更是晚期石窟寺最杰出的代表。

重庆大足北山佛湾中的孔雀明王窟中，壁上千佛与孔雀明王相互辉映，气氛热烈。孔雀背屏上镌刻伏氏匠师造像记，伏氏家族世代凿造佛像，遗存甚多。

　　金牛道上，石柜阁栈道傍依着万仞峭壁，下面是滔滔的嘉陵江，自古是蜀道上最危险的路段之一。可就在栈道上方绝高处，竟重重叠叠、密如蜂窝般罗列着上千个佛教造像龛，龛内佛像数万尊。

　　这就是广元城外的千佛崖石窟和摩崖造像群，一座刻在江波峭壁上的千年古寺。

　　即使放眼整个中国，千佛崖的规模也名列前茅。它起自北魏，在唐代武周、开元时期达到极盛，是四川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群。唐以后虽造像渐少，但直到清代仍未断绝。到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期。佛教寺院与造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安岳木门寺除大门用木料制作，寺内无际禅师亭的所有柱、枋、檐、脊等均为石制仿木构，故得其名。四川山多石多，带来雕刻的便利，也促进了工艺的精进。

　　南北朝时期，受佛教与玄学思想影响，审美倾向重清瘦、尚自然，士大夫追求褒衣博带的形象和飘飘如仙的感觉。之后的北周至唐代初期，佛像雕刻开始回归写实，重现传入中土之初的健壮形象，菩萨像衣饰华丽，身上缀满繁复的珠宝璎珞，俨然高级贵族。与千佛崖隔江相望的皇泽寺第28号窟，马蹄形平面穹隆顶式大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立像，二力士把门，后壁浮雕人形化天龙八部像，整龛造像气势宏伟，神灵密布，堪与中原王都所在地的同期佛像媲美。此窟是隋代高僧善胄所为，当时蜀王杨秀奉命回京，临行深感前程险恶，嘱随行高僧善胄用他在蜀聚敛的大量资财于金牛道上造大佛像，祈福平安。此后，四川之摩崖龛像多与这种龛形与造像组合相似。

安岳石羊毗卢洞的“紫竹观音”是北宋佛教艺术的杰作，全镂空的化佛宝冠和薄如蝉翼的长裙，展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艺。

　　唐代武周到开元时期是我国石雕艺术的鼎盛期，千佛崖与皇泽寺的佛像雕刻也因此出现了高潮。千佛崖现存唐代窟龛大都开凿于此时，不仅龛像数量众多，每一尊像都力求展现人体之美，在这千仞江波之上，佛国世界的各色形象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

广元皇泽寺大佛楼内的群雕像开凿于隋，造像形态健硕，气势宏伟。

　　金牛道以东，有一条翻越崇山峻岭的古道，奇险、少人行走，因其中一座米仓山而名“米仓道”。它北接长安（今西安），沿斜水、褒水南下或由骆谷南下至南郑（今汉中），南循米仓山达于四川巴州（今巴中市），随后有多条路前往四川经济文化中心益州（今成都）。盛唐开始，唐与吐蕃（今西藏）、南诏（今云南）作战，金牛道受到影响，从中原入川者遂改走崇山峻岭中的米仓道；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往来军队与行人也多经由此道。二帝入川，大批官员随之而来，沿路开龛造像，祈福平安。巴中成为广元之东的又一佛教造像中心。

　　过云屏石前行不远，就到了南龛造像的主体部分，顶天立地的山崖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造像龛，有编号者176个，龛龛珠光宝气，尊尊色彩艳丽，除几座技艺平平的宋代、民国造像龛外，全为唐代造像，内容丰富，造型精美，其完好程度更令人惊叹不已。南龛之外，还有300多龛中唐到晚唐时期的佛教造像分布在巴中城周的西龛、北龛、水宁寺等地，唐代末期的造像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广元。

千佛崖释迦多宝窟开凿于盛唐，虽然题材相似，但造像力求展现人体之美，特别是右侧的菩萨像婀娜优美，神态生动。

　　尽管佛祖入川的前码头在素有川北门户之称的广元，但入川弘法的僧侣们的目的地却多是西蜀，西蜀的中心是金牛道的终点站成都。无论是金牛道上的广元，还是米仓道上的巴中，与成都相比，都是过站。成都在佛教文化进程中的中心作用与辐射影响，是它们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安岳卧佛院刻经窟的墙壁上布满了唐代刻经，几乎将盛唐民间最流行的佛教经典尽数收录，是我国除北京房山石经外最大规模的石刻佛经。

　　在四川，早在乐山麻浩、彭山、绵阳等地的汉代崖墓中已出现佛像，但作为宗教偶像的佛教造像在汉地流传始于两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北朝佛教中心早期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那里有云冈石窟），晚期在洛阳（那里有龙门石窟）。南朝佛教中心首推京城建康（今南京），但如今那里的佛像几乎踪迹全无，要想见到这个时期的南朝佛像，西蜀成都才是最好的去处。

安岳卧佛院刻经窟其中一窟的入口处为五代时镌刻的经幢，雕刻精细华丽，既方便信徒礼佛，又强化了装饰效果。

　　清光绪年间，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一次掘出南朝佛像，以后又多次有佛像出土，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因记录方法简单，今已无法确认其址。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东传之路的咽喉河西走廊被北朝政权控制，南朝政权只好经由丝绸之路中的川西路段与西域交通，成都就是这条道的起点：向西经茂汶、松潘，进入当时的吐谷浑境（今甘、青、川交界一带）至西域，因其在黄河以南，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河南道”，而西方国家经由此道入成都后顺长江出峡，可达南朝的任何地方。因此，南朝梁对成都苦心经营，使之成为西部重要的国际性大都市，规模仅次于建康和江陵。

重庆大足北山佛湾中的转轮经藏窟结构对称，造像生动，组合变化丰富，绕窟观赏，有步步移、面面观、色色新之妙，是石窟美术爱好者的必到之处。

　　以大慈寺为代表，高僧大德和文人画士在成都创作或改造的一些佛教新题材成了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千手观音、西方净土变、明王像、罗汉像、地狱变相图、水陆忏法、各种圣僧等绘画作品名噪一时，广为流传，影响了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日、韩、越南等国的佛教文化和艺术。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和藏经洞文献中，有不少来自成都的新样式、新题材。

巴中南龛主体崖壁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造像龛，龛龛珠光宝气，尊尊色彩艳丽，大都为唐代造像。巴中地处米仓道，唐僖宗幸蜀取道于此，带来京城造像之风。

　　公元8世纪后半叶到10世纪前半叶间，成都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和信徒僧人往来不绝的佛学中心，文学、艺术和工艺均达到最高水平。北宋建国，我国第一部雕版《大藏经》（因刻成于开宝年间，又称《开宝藏》）便是在成都刻成并运到首都开封的。消息传出，日本国立即派使来乞赐经版，高丽、女真国等都来乞赐，其他国家也以各种方式来取经学习。当中原的唐代文化与传统丧失殆尽，蜀中却得以大量保存，其中佛教图像与典籍尤为重要。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中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

巴中水宁寺释迦说法窟内的造像为盛唐彩雕的杰出代表。

　　2004年，历经磨难、重新整修的大慈寺对外开放，维修中发现的大量佛像残件及精美的琉璃建筑构件，向人们印证了史书记载的辉煌过往。可惜的是，寺中名画、名像早在北宋初年的农民起义中破坏殆尽，加上后来元兵入川长达半个世纪的征服，几近无存。今人只能从《益州名画记》、《历代名画记》等文献里略知一二了。

巴中水宁寺释迦说法窟，主佛平和安详，菩萨细腻丰满，飞天如婴儿般肥美，天王与力士表情夸张，形象威武，极富世俗人物的情感和生活气息。

　　成都以北，绵阳北山院有一龛地狱十王变摩崖造像，地藏王菩萨居中，两侧一一雕出地狱十王，并刻出十王的姓名和供奉时日，正是来自于成都大慈寺唐代沙门藏川所述《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和《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

邛崃花置寺摩崖石刻位于花石山岩壁上。唐贞元年间，京城高僧奉圣旨入蜀弘扬佛法，开龛造像，如今这里已归于寂静。

　　成都西南方向的邛崃市，曾是茶马古道上一座繁荣的小城。四川大学博物馆中的一批唐代佛像就是1947年邛崃西河涨水时从龙兴寺遗址冲出来的。成都原来有个毗沙门天王寺，传说毗沙门天王生于今新疆于阗一带，在佛教中是北方的护法天王。唐军与西部大石国等国作战时，他现身保护过唐军，从此有了被专门供养的资格。唐咸通年间，南诏国军队攻进成都，毗沙门天王在北门楼上再次现身。从此成都建寺专门供奉，而成都通往南诏的道路旁也频造天王像。夹江千佛岩、邛崃花置寺、内江翔龙山等摩崖造像中，毗沙门天王像尤为突出。他们左手托宝塔，右手握利剑，身穿战袍，戴盔披甲，威风凛凛站立于路口两侧。如今每看到这些天王像，唐后期战火纷飞的岁月似又浮现于眼前。

　　走进茂县较场坝村小学，看到校内一块椭圆形的大石包上开凿有药师佛、释迦佛、弥勒佛、七佛、观音等22龛造像，与唐代汉式佛教造像无异。根据题记可知，此为守边重臣、唐代冀州刺史李玄嗣及其属下在贞观四年开凿。茂县在唐代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为西山八国之地。

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萧梁时期造像龛，现藏于四川博物院。作为南朝政权交通西域的门户，四川成都保留了中国最多的南朝造像。

　　贞观初年，唐王朝与吐蕃交战，向西推进边境线，设轨州（今阿坝县）等行政区，之后收缩至今茂县一带。于是守边将士为我们留下了这四川最西部的汉式佛教造像。

　　云南大理古城是南诏王族的龙兴之地，大理州剑川石窟闻名于世，但其中多头多臂的各式明王与四川各地明王形象颇有几分相似；而原属于大理王国疆域的四川凉山州博什瓦黑石刻中，释迦佛涅槃像、观音、四大天王、四大明王、佛塔以及供养人、菩萨等形象，也与同期四川各地造像内容相同。实际上，从佛教传到此地开始，它就与四川佛教造像是一个体系。南朝梁武帝对益州的控制与经营包括了云南大理等地区；唐代，南诏政权派人到成都大慈寺等寺院学习；南诏还曾攻进成都城，掠走工巧两万多人，大理崇圣寺三塔与四川成都附近邛崃等地石窟造像中的佛塔极相似，或许也与此有关。

　　作为石窟大省四川的首府，成都的佛教艺术传播远矣、广矣。向北至广元、巴中，甚至敦煌，相契相合；向西达茂县，惠及边疆；向西南至丹棱、夹江，直至南诏，遥相呼应；而向东至安岳、大足，在蜀地唐宋佛教摩崖造像最集中的区域，谱写出中国石窟史上最华彩的篇章。

丹棱县郑山造像位于山上一片松林翠竹之中，其他石窟造像多高高在上，这里却需俯视才见，几十龛唐代造像分布在三块大石包上，远离尘嚣，宛如世外桃源。

　　晚唐特别是两宋时期，安岳、大足两县的造像已远超北方，成为中国晚期石窟史的代表。两者宛如一对姊妹花，盛开在川中丘陵浅坡上，彼此毗邻，渊源亦深，风格相似，却命运有差。

　　安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丘陵地区，北周时在此置普州，并置安岳县，因治所建在铁峰山上，故取意“安居于山岳之上”而得名。境内大量石窟寺和摩崖造像，200余处石窟、10余万尊造像遍布乡村，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十处，却默默无闻。

　　重庆大足县毗邻安岳之东南，70余处石刻造像地点主要开凿于唐末到南宋，以北山、宝顶为代表，造像集中，气势磅礴，且头顶“世界文化遗产”之桂冠，早已蜚声海内外，游人如织。

安岳石羊镇孔雀洞造像与重庆大足的孔雀明王像题材相同，造像相似，仿佛出于同门工匠之手。但这里的造像开凿时间更早，雕刻线条更加自然流畅，孔雀羽翼丰满，形象逼真。

　　卧佛院位于安岳县西北八庙乡东禅村与八庙村交界的卧佛沟内，100多座窟（龛）分布在河湾东侧山沟南、北两面的山崖上。

　　顺着北崖底部往上走，即可到达大卧佛旁，这尊开凿于唐开元时期的卧佛全长近23米，是全国最大的唐代卧佛。卧佛上部有十大弟子和佛说法图，下方则是宋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和十二圆觉菩萨，场面宏大，内容丰富。安岳民间佛事极盛，许多村庙每月都有三个斋日，几乎村村有礼佛的活动场所。每逢佛事，这里是信众们必到的地方。

　　第59窟是唯一接近完工的刻经窟，三壁及窟口内外刻满经文，三壁上下边缘装饰以缠枝卷草，上部边缘卷草中飞天凌空飘舞，长长的帛带曳于身后，间或有小佛像坐于其中，下部边缘神兽奔走，有一小段尚未雕成，窟门口左右天王护持。这一窟的西壁被打了一个门框一样的洞，地面上有一道沟，据说是“文革”中有人在洞窟中生活，将三个连在一起的大窟作为猪圈和牛圈，并在其中一面墙上开出门洞，方便通行，所幸打下来的石板无作他用，如今收藏于管理房内，佛经犹存。

巴中南龛83号龛中主佛一身双头，这种流行于新疆与河西、表示祥瑞的佛像题材在此出现，是巴中经天水与西域来往的明证。

　　安岳众多精美的石窟和造像隐息于各乡，没有外来游客、也无重金保护，但当地百姓信仰却绵绵不绝，每一处看似无人看管的佛像周围，都有村民守护。安岳县文物局局长付成金的手机联系着每一处村民，一有情况，警报随时会响起。发动群众保护佛像是时下安岳县文物局在文物分散、资金短缺情况下最有效的保护办法之一。也许有一天，这里也会像大足一样，赢得万众瞩目和充足的保护资金。

安岳茗山寺附近的村民正在修路，崖壁上的文殊师利造像身高五米，手中数百公斤的经书全靠垂地袈裟支撑，后壁小龛内的化佛在风雨侵蚀下渐渐模糊。

　　四川地区石窟和造像大都宛若深山里的明珠，默默无闻，但位于凌云山栖鸾峰下的乐山大佛却是一个例外。作为世界上最高大的佛教造像，“佛似一座山，山是一尊佛”的壮景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瞻。

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乐山大佛是唐代摩崖造像中最恢宏的艺术精品之一，1996年入列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

　　尽管造大像不易，但四川境内却处处可见大佛像的身影，直至今日各地仍然时有兴造。除乐山大佛外，荣县大佛、潼南大佛、资阳半月山大佛、阆中大佛、南部禹迹山大佛、三台大佛等体量甚巨者有数十尊之多。稍小者有广元千佛崖大佛窟、资中北岩、安岳黄桷大佛等多处，体量再小者更数不胜数。是什么让四川人如此乐此不疲地兴造大佛呢？见诸文献记载的大概有两种，一是以高僧之名，借助大佛之威仪，吸引教众，达到弘法目的。如成都以北、广元以南的三台，唐初三论宗高僧慧震在此弘法，并于西山造大佛，贞观八年（634年）“周备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万,庆此尊仪,其像口中放大白光,远近同奉”。二是以佛之威力震慑某种不利于民的强大势力，如乐山大佛所在的山峰前为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处，是古代川西的重要交通渠道，也是洪灾和往来船舶事故频发场所。唐开元初年，当地和尚海通发起开凿大佛，以镇三江之水，保民平安，历时八十余年。

大足北山石刻中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内，造像多达五百余尊，气势恢宏，尤其龛上部的西方极乐净土图，飞天环绕，天宫楼阁，建筑、人物布局缜密巧妙。

　　乐山大佛建成之初曾有十三层楼阁遮蔽于前，如今遗存全无，就连现在所见的大佛面目也系2002年修补而成。每隔几年，我们都会给大佛“洗脸”。在不久的将来，为减少游客对大佛及其周围岩体的影响，栈道将被封闭，大佛沐雨餐风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变。广元千佛崖结合灾后重建，拆除了崖前对佛像有很大影响的老川陕公路，露出了古代的青石板路面；周围民房已经迁移，造像所在的山体将得到整体加固保护；未来的千佛崖博物馆可能会穿上“玻璃外衣”，改变游客与佛像亲密无间的参观方式。

　　如何保护石质造像已成了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大课题和难题。除了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文物市场的兴旺，使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尤其佛头）被偷盗、破坏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如今，大批来自国内外的文物研究者、地质工程学者、化学研究人员等各方面力量正齐聚四川，展开对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勘探、记录和保护工作。只要我们善待这些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他们将永远庇护着四川，庇护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