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王子

    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层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和思索的深处，像我的家乡、母校和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呵，他，那么他就是我的家长、教师和保姆了。

他的一生和土地相连。在皖南，在苏北，在淮海战场，他为土地流过血。战争结束了，他有了上校军衔。国家出现经济建设高潮的时候，他打了个报告要求改行，去办农场。他没有家室，喊声“走” ，被包一背就走了，回到了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一个老上级还笑着送了个名字给他：“你回乡种田去，就叫张种田吧！”是什么让我与张种田走到一起来了呢？我中学毕业时，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支边——建设强大祖国的崇高使命，党的庄严号召，这一切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说家里困难，希望我就业赚钱。那个金属压延厂，已经通知我去上班。我烦透了父母的劝说。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只身混上了西去的列车，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是神圣的。陌生而神奇的茅草地吸引着我们城市青年。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飞的野鸡，耳环闪闪发亮的少数民族妇女。据说这里汉、僮、瑶杂居。历史上无数次民族械斗的结果，留下一片荒凉。荒凉有什么要紧？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建设起“共青团之城” ！我们将在一位老革命战士的带领之下，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剃了光头，打着赤膊的老汉，赶着马车来迎接我们。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上前递来一个旧军用水壶，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喝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子上，据说那是当地表示恭敬的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凉茶吗？这附近有汽水卖吗？有什么水果吗？”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随他来的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大家拥上去讨，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带队的副场长老杨来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那个我们早就听说了的上校吗？

    他似乎不记得自己打赤膊，直往台上走，经副场长触了一下，才穿上一件白布衫。走路的时候，显出骑兵的罗圈腿步伐。

    他开始讲一些表示欢迎的话，嗓门很大。他说现在的茅草地还丑死人，不过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将来这里就是那个什么歌里唱的，什么“江南……” ——他“晓不得” 唱。（像本地农民一样，他总把“知识分子” 念成“机西分子” ，“不晓得” 成了“ 晓不得”.）

    我们笑了。

    “以后这里还要有洋房子，大马路，还可以搞电影院罗，游泳池罗，还要有大工厂和共产主义大学！——不实现这些，砍掉我的脑袋！”全场肃然沉默，转而变成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带点调皮的神调，“现在鼓不鼓掌没关系，兑了现再鼓掌。嗯？”但掌声中开始的生活，在最初的新鲜感中，渐渐露出了严峻。一晃几个月，广种薄收！广种薄收！一个劳力要负担好几十亩种玉米，木薯，黄豆，甘蔗，出工两头不见天，晒得一个个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甘蔗皮。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锄头口磨溶了几寸，棉花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种！种！种！朝无边无际的前方种过去。场长说过，全国大跃进，我们这个小农场也要“放卫星” ，一年自给，三年建成个“共产主义根据地”。伙食也慢慢差了。“大锅饭” 和“三菜一汤”只搞了两个月，然后食堂里只剩下两个“传统节目” ，一是黑乎乎的干萝卜菜，像是熬的中草药；二是辣椒汤，辣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有人把它叫“感冒发散剂”。肥如象的肉猪，大如桌的蜜桃，跃上龙门的鲤鱼，都停留在壁画上，不肯下来。场长有时也亲自下厨房宰羊杀猪，或是骑马去打野麂子来改善生活，但一个月毕竟难有两次。知识青年们的笑声歌声少了，溜冰场和游泳池早丢到九霄云外。

    早晨，窗外常常是蒙蒙细雨，破窗纸被寒风吹得啪啪响。远处只有厨房里剁干菜的嚓嚓声。躺在床上，全身像散了架。翻个身，腰上立刻火辣辣地痛。

    “咚咚”，敲门声响了。声音顺着一张张门响过来。“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呵！”——是场长的声音。我总觉得那里面有一团火，包含着激励和批评。

队长当然首先被叫起来，大家也赶紧穿衣找鞋。当然，也有人向场长讨价还价的：“场长，外面还在下雨……”

“把斗笠、蓑衣带好……”

“我昨天担了一天柴，腰杆子痛咧！”

“放心放心，后生子只有饿死的病死的，没有累死的。你昨天吃了几两米？……一餐半斤？那还可以做得。只吃三两米的就不要出工了，关起门睡觉！”

    就这样，场长经常来喊工，每次喊过后，他把一杆特大号的锄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碰上雨天，套鞋就在泥水里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

    很多人在伸懒腰，打哈欠，暗暗叫苦。睡在我对面的赵海光还做了个鬼脸，当着队长的面撇撇嘴溜出一句：“呸，老子右眼有一股霉气，碰了个阎王老子！”我不喜欢叫苦，粗声说：“猴子，”——这是他的外号，“少讲怪话，走吧！”我跟上队长的脚步。雨，还是雨，路真滑呢！对农场的关心，使我找队长谈起来。“队长，光苦干不行，为什么不讲点科学呢？”队长李长子，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像刚睡醒。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或用胡琴拉一拉“西湖调”、“采茶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有点怕场长，听我一说，眯眯眼慢吞吞说：“我是个‘ 过水丘' ，只管得上传下达，你们找场长去讲吧。”

    场长倒显得有兴趣。“科学？” 他眨眨眼，神情像平时请我们教他识字那样。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还有劳力安排……这样赶得上英国佬哇？危险！”一个女的放了开头炮。

    “你们慢点讲。”我被推选为代表。我提议缩短垦荒战线，转手抓管理，稳打稳扎。还可以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养蜂啦，养兔啦，还可以自己制蔗糖，提取蜂王浆。农工商结合，约克夏肥猪——我尽我所知，提出了一大串建议。

    场长盘腿坐地，眼睛不时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阵，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你晓得的新名堂还不少哇，都搞得成器啵？”据说他有次从外地搞来了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种了一年连种都没保住，气得他直骂娘。

    我跳起来，“场长，保证能成功！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可以拉他来支援……”

    “好，考虑考虑吧！”他点头了。

    他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上面也对大开荒抓得紧。但他对制菌肥感兴趣，因为场党委正为肥源问题伤脑筋，想放个" 土法造肥" 的"卫星".但这也够令人高兴了。

    土温室建起来了。他的养女小雨——就是最早跟他来迎接我们的那个女孩子，也成了“科研突击队”成员，成天帮助我们烧火。场长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准备、试验，似乎有点沉不住气了，摸摸瓶子、温度计，揭揭蒸笼盖，显得有点焦躁。有时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讲起地上工夫如何紧张，队长们如何埋怨劳力抽得太多，讲起哪些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上紧。

    当然要上紧。可是事难逆料，第四次制种又失败了。偏偏那天有两个不争气的" 突击队员" 在上工时间打篮球，又被场长撞见。

    场长一个赤膊，浑身黑汗，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看了看我们这些穿鞋着袜的劳动力，脸色不大好看。停了停，一扬巴掌：“下午挖地，都去挖地！”小雨还没听懂，“爹，我还有棉饼没有磨完呐……” 他背着手走了，出几步又回头，“挖地！”又是挖地，烧荒，锄草播种，点粪。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份，是实现理想不可怀疑的生活秩序和准则。天！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想法。在地上劳动他是愉快的，比年轻人还肯卖力。饿了，就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他两个干儿子——一次抗洪中救起的两个孤儿，还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一人一把小钯头，参加劳动。哭了也不准回去。干部们更不用说，会计做帐，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准利用工余。那个会计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讲点往事——新四军罗，“汉阳造”罗，黄桥战役罗，板门店谈判罗，扒铁路埋地雷罗，把棉絮当烟丝烧罗……

    讲得兴致来了，还会应人邀请，不太准确地唱起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准确的音调，也常常唤起我们庄严神圣的感情，但渐渐便觉得有些乏味了，甚至觉得大刀和硝烟，还有这张老人的笑脸，突然离我们很遥远，远得模糊起来。

    但我仍努力使自己摆出认真听的样子。我担心，是不是我的思想出了毛病？

    幸好，小雨送茶水来了，人影和喧闹声向茶桶奔去，我也可以轻松地擦汗了。

    “猴子”自称会算命会看相，他从天庭、地角、耳珠、人中、当阳之类出发，分析场长的“恶相”，逗得一些人发笑。我笑不出来。客观地说，场长有些地方还令我佩服。枪法精，出门打麂子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有一手，估猪的重量，估田的产量，总是一眼准。他做事也有魄力，指挥烧荒时，烟火中立马登高，那架势威镇千军。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呢？

    记不清同小雨是怎样熟起来的。她这个人总躲在娴静和矜持的后面。办土温室的时候，她喜欢同男的接近，但你们讲话，她只听；你们打球，她只看；难得从她口里挖出一个字来。你开她的玩笑，她红着脸不会“还击”，逗急了，只会朝你背上打一拳，然后辫子一晃闪开去。

有一次她在甘溪河边洗衣，我们呢，在木桥上放下几担棉饼，望着河水打主意。甘溪的水，从远山中流来，绿得发蓝，清澈凉爽，黑的，黄的和白的石头在水中闪动，水面漂着太阳的光花。真想到里面去打个转，可场长有命令，不准私自下河游泳，怎么办？

    “猴子”朝我挤了一下眼睛，“不准下，掉下去的怎么办？”我领悟了，假装桥身在晃，“不好！”连衣带鞋跳下水去。几个伙伴马上摆出救人的姿态，衣鞋一脱，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掉”下水去……

     她大叫起来：“不好啦！有人掉下河啦！”“ 小丫头，胆子太小，再吓她一下怎么样？” 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

    “ 完全赞成！”我和他潜下水去，故意伸手挣扎，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泡。

    她吓哭了。当我们的大笑说明一切后，她便抹了把眼泪生起气来：“好呀，你们打着鬼主意违犯纪律，我告诉队长去！”她真的告了我们一状。这家伙！

我恨起她来。碰到她，故意装作没看见；看见她劈柴劈不动，也不理；她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找我谈话，我在虚掩的门上放一个扫把，她一推门，扫把打在她头上……不过她总不恨我，主动打招呼，还帮着洗衣。

洗衣？这倒是件求之不得的事。

    那时出工累死人，有时回家脚都不洗就往床上滚，臭东西当然交给女知青们去处理。日子久了，女同胞们对我们的懒惰也表示气愤。有一天她们联合行动，把我们的臭衣服丢回来，然后聚集在她们寝室里高声歌唱，吹口琴，哈哈大笑，气得我们只好自己动手……现在小雨是例外，志愿做“业余贡献”。直到我们的“科研突击队”散伙了，她调到猪场去以后还是这样。“猴子”称赞她是“天下第一好人”。于是，我们又和解了。

    这一天，歇工时李长子找到我，劈头一句：“你何事又要小雨洗衣？”“我看你管得太宽了吧？”“你不去看看她那双手……”

    我这才知道，这几天她白天喂猪，晚上还帮着队里剥甘蔗皮，几个指头都磨出血，痛得暗自流泪。

    我拔腿就往回跑。完了！衣已经洗完了，晾晒在猪场边的铁丝上。小雨缠着胶布的手，在那里揪水，扯衣角。一只蜜蜂，在她粉红色的发结旁边轻轻地飞。

    “喂喂！”我很慌乱，“对，对不起，我……”她抹了把汗，惊奇地睁大眼。

    客气话实在没意思，用行动来表示点什么吧。我操起一个竹扫把，帮她打扫猪栏。

    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嚓”——我的衣被猪栏上一颗铁钉挂住，拉开了一条大口子。真是越急越出乱子。“看你！”她嗔怪地皱起眉头，“快脱下来吧，我帮你缝两针。”只穿一件单衫。要我打赤膊吗？太不好意思。

    “脱呀！”她看出了我的犹豫，自己的脸先红了，转过头去，口里却批评我：“这有什么要紧呢……”她接过我的衣，背对着我开始缝补。这时我才看清了她：辫子像一缕乌云盘在头顶；从侧面看去，下巴柔韧有力，眼神文静温柔，而且，而且……我无意中看见她衣领里，那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洁白的肩膀，一颗黑痣。像犯罪一般，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她在说着什么。好像还在埋怨我的冒失，好像问菌肥试验还搞不搞，好像看见我那件衣的口袋里有本《斯大林传略》，于是找我借书。我大概都回答了，天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

    以后，借书，还书，谈保尔和马特洛索夫，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谈“共青团之城”，她成了我们房里的常客和“老听众”。但我很拘束，讲话不连贯，词汇也贫乏。活见鬼！我不是说要三十五岁再恋爱的吗？怎么就胡思乱想了呢？我努力扑灭这一星感情的火花，严厉地批判自己。“猴子”看出了其中奥妙，挤眉弄眼要给我看相，说我命里注定要当一个老革命的贵婿。我恨不得一饭钵盖在他脑袋上。

    “笑话！我现在就恋爱？再说，她有什么值得我爱呢？胆子像兔子，老实像绵羊，只配当幼儿园的阿姨……”我装着不以为然，故意贬低她，可批评到最激烈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声音也显得虚飘，我发现确实有点不对头了。

    唉，这里面还有一层很大的忧虑，就是她有那个难以捉摸的父亲……

    小雨是劳动模范——工区的“穆桂英”。名字上了红榜。不知为什么，我尽管对农场前途忧虑，也总想自己的名字跳到红榜上去。我暗暗地努力着。不料，挫折“咣”的一声出现……

    我调到机耕队，那天开着一台红色的履带拖拉机，到八号坡去犁荒。刚上坡，听到身后有人大声喊：“站住！”

    好像是她那位父亲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吗？我赶快刹住车。

    奇怪——他像头发怒的猛兽，深一脚浅一腿追上来，“你混帐！混帐！”老天！疯了吗？我躲开去，泥块碰到机窗上，碎成粉粒，留下个黄印子。

    “场长……”“你下来！”他大吼一声。

    我赶紧下来。

    “帽子戴正！”戴好了。

    他扬起手里两截树苗，" 你好生看看，这是什么？" 我一看就明白了，树苗断口是新的——可能是刚才上坡时思想开小差，压断了路边的梨树苗。

    “你的眼睛到哪里去了？简直是搞破坏！搞破坏！我讲过好多遍了！这是江西来的苗子，盘得比肉价钱还贵几倍，买都买不到，你当大少爷？你你你，你这个骆驼斯基（托洛茨基）！” 他一急，记起了延安时期记下的这个外国人的名字。

    地上的人都来了，有人偷偷朝我伸舌头，有些平时恨我太积极的人，幸灾乐祸。

    副场长杨守胜也来了。他同我关系较好，家里也在省城，是我们下乡的带队人，所以叫他“老知青”。他先把场长拉开。

    场长还不肯走，冲着我点指头：“你听着，你们大家都再听着，下次哪个再破坏公家财物，我……一枪崩了他！”青年人的自尊心，使我终于忍不住了，也冒火起来，“你凶什么？我赔钱！”几张钞票掏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还有硬币在蹦。

    “好哇，你还是这个态度？你等着……”他终于被老杨劝开了。副场长又回到我身边，笑着帮我整整衣领，安慰了几句。大意思是要我以后注意点。至于场长，农场一草一木是他的命，性子急躁，不过一阵火发过了就没事了，当然，这个……

    我本来只顾冒火，听这话，倒触得心里一热，委屈的泪水湿了眼眶。

    “小马，你不要哭嘛……”我忍住不哭了。可我受不了！这个场长，什么老革命？什么共产党？军阀作风！我大吼起来：“这个鬼农场！我不干了！”当劳模没指望了，我极力避开小雨。那天她找我去出黑板报，我也装耳朵聋。为什么要避开她？我自己莫名其妙。

    不过地位的变化是想象不到的。不久发生了一件怪事——晚上，我提根梭标去站岗，看守工区堆放的几百根杉木。公路边有点动静，刚想去看看，突然被一根绳子绊住脚，倒在地上。还没想到是怎么回事，领脖又被一双手掐住了，掐得我两眼发花……

    见鬼！什么人？

    我被带进一个山洞，松明的烟火充满了这个小小的空间。火把下，一个缠罗布头巾的人踢了我一脚，明晃晃的大刀提在手里，泻下一道寒光。“你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吗？”应该表现勇敢。

    “我们是救国先遣军……”天！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晚上全县暴动，你们农场已经被包围了！明天我们一早占领县城，改换乾坤。你这个嫩嵬子识相点……”我血往上涌，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

    “说！”对方眼一瞪，火光照亮了他的半边脸，“你们场里哪些是共产党？你们武装部的枪放在哪里？你们的场长、书记住在什么地方？统统说出来！说了就没有你的事。”“快点！”又是一张半边亮的脸。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胸口。

    我愤怒了。“打倒反动派！打倒特务！”我担心迟疑会使我胡思乱想，于是不停顿地高喊口号，挣扎，咬，为了示威，也为了支撑自己的胆量。

    头上是洞顶，岩石像黑乎乎的波浪。说实话，我害怕就这样死去。那黑色的波浪中有茅草地，有清清的甘溪河，有我那么多朋友——“猴子”、“大炮”、“博士”、李队长，还有她——小雨的面容。怎么能就这样快离开她？……也许，我应该想法求生？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出了洞再设法给大家报警，行吗？或者……但我知道敌人不会轻易受骗。

    再见了！我所有的亲人！我忍住泪，喊出最后一句口号，绝望地望着黑色的波浪，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一阵，我活着，实实在在地活着。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奇怪！场长站在我面前，腰扎皮带，下面是一条马裤。

    他很激动，眼睛闪着亮光，使劲地捶了我几拳，“嘿嘿”两声，说不出话来。旁边，刚才那几张半边亮的脸也挂着笑。

    “搞什么鬼？”我哭笑不得，大叫起来。

    第二天我才知道，当时上级要搞查立场、讲传统、鼓干劲的教育运动，场长就策划了这一次“演习”。场部开了职工大会，把我和几个青年请上台。场党委成员亲自给我们戴红花，敬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介绍，如数家珍。“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好汉子！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靠这号人……”当然，几个没受住“考验”的，挨了他一顿臭骂……

    我的名字真的上红榜了！不过我只有苦笑。

    查立场，抓教育。政治的强心针，还是不能使大家持久地鼓起劲来。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气冲冲地说。

    “你还在呕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天在地上我一时性子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嘴巴丑。”

    我还是冷冷的，摆弄一把扳手。

    “你心里蛮不痛快？我还有哪点对你不起？还有哪些不是？” 我“哼”了一声，不知要从哪里算起，就随便点了几件大家有意见的事：休息太少罗，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罗……

    他摸摸头，想了想说：“这些事，好办好办。”他还算得个能听意见的，尤其他心情平和的时候，由他信任的人来提意见。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就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命令场部扯起银幕，晚上放电影。片子是写抗美援朝的，他兴致大发，换片时叫来宣教科长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跑一趟，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半夜三点钟，几百职工还吃了一餐香扑扑的大蒜炒腊鱼——场长、副场长出钱请客。

    场长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一个月工资两百来元，不搞积蓄，除了留点烟钱外，剩下的哪个要用只管开口。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这种颇有豪爽气的平均主义，方便了一些贪小利的人。

    有些人经常找他" 揩油".赵海光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还讨来了场长一顶单军帽歪戴在头上。

    “马儿，”他喊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当时我父亲怨恨我，很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做那种事。

    一天，场长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说：“你来！”“ 做什么？”“来！”

    他把我带到草市街。这是靠甘溪的一个小镇，四周有小城墙，是以前为防土匪修建的。墙内麻石“官道”通小码头，有各种店铺。碰到“赶闹子”，总是人群拥挤不通，热热闹闹。其中最引知青们兴趣的是竹器、草田柚、大板栗，还有一些老婆婆叫卖的粉红色糖酸萝卜。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了设在观音庙里的供销社。“妹子，”他朝百货柜一个僮族姑娘点点头，“请你打盆热水来好啵？”附近的人都认得这个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一笑，立刻办到了。

    他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拿来一张椅子。那随便的态度，像到了自己家里。

    “洗脚吧！”我猜出了什么，有点慌乱。

    “洗唦！”他见我不动，就蹲下去抓住我的脚用劲洗了两把，又把袖口一扯，三下两下擦干了。“你穿好多码的？”“ 场长，我自己有鞋……”

    他不理睬，分开指头量了一下我的脚，去柜边选了一双大胶鞋，往我脚上一套。捏捏鞋尖，还刚合适。“要得！”点了点头。

    “场长，我真的不要……”“穿了！”他满意地看看那双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东西来，有子弹壳、纸条、钞票、烟丝、私章。他把钞票和硬币一一选出来，付了鞋钱，其余的掂了掂，全部往我手上一塞：“你先拿了用吧，没得了再找我……”我说不出话来。

    他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随便得很，同几个熟人打打招呼，背着双手迈开八字步，出了庙门……一出门他就同我谈起其他话题：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拖拉机，打麂子，仿佛根本不记得刚才鞋的事了。

    临分手，他鼓励我积极上进，争当骨干。不料其中有句话使我心里猛地一沉：“……喂，你们青年中有谈情说爱的没有？有，你就找我报告一声。”场长是不准谈恋爱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三年内不准谈爱，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了，他就不客气。每次看电影，他要男女分开坐，还叫队长带着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成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在场长面前，一男一女不敢随便谈笑，连买画都要注意。有次，我们工区一个外号叫“米老鼠”的女青年买了幅“罗密欧与朱丽叶”，场长见了皱起眉，咕哝一句：“无聊！”气得那个姑娘哭了一场。

    场长偏偏又是小雨的父亲！听老杨说，小雨老家在苏北，父母是进步教师，被反动派杀了。场长在一次战斗中救了她，讨米汤养活了她。解放后，她才从老乡家里回到场长身边，后来又进了某农学院。场长说：“学农业，跟我到农场去学吧！”就要她退学来到了茅草地。她是场长唯一的家庭温暖，常常晚饭之后，场长就拉她一起下象棋，或者一人一张竹椅，坐在坪里要她念一段关云长或鲁智深。

    现在我对小雨该怎么办呢？

    同她的接触更多了。夜晚，巨大的圆月冒出了茅草地，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隐隐约约的甘溪像一抹水银，发出蓝宝石的光芒，像童话中的生命之湖，像一个紫色的梦境。天地间一片无边的，神秘的，柔软的蓝，好像有支蓝色的歌在天边飘，融入草丛，飘向星空。

    青年们坐在水库边上谈天，唱歌，背诵诗歌，或者，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偷偷看一眼小雨，那个坐在最右边的小雨，那个头发镶着月色银边的剪影，心里总是不安。以致有一次" 猴子" 问我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小雨……”我糊糊涂涂脱口而出。

    “什么？”他们哄堂大笑了。我知道出了乱子，费了好多口舌，才使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滑向“危险”的方向。

    我想摆脱胡思乱想，就发狠看书。但书本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看！这是马克思的爱！看！这是伏契克的爱！堂堂男子汉，要恨就恨，要爱就爱，怕什么呢？……同“猴子”合计几次后，我决心不顾风险，去向她说明。

    行动开始了，我送了本书给她——她完全不需要的《大众哲学》。里面夹了张纸条，我约她晚上在甘蔗地东头见面。

    她悄悄来了，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在拢一头湿润的长发，有洗发粉的清香。

    真需要勇气、沉着和机智啊！去他的！我决定，走到前面第三棵树时，就开始一切。

    “你不要讲……”她低下头去，轻轻地说，“我都知道，这事，是不行的……”两眼一黑，我急了，“为、为什么？”“爸爸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恋爱。”“这、这种说法就对吗？”“……爸爸说，谈情说爱会分散精力，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创业……”真是奇怪！以后的精力就可以分散了？爱情是风雨中的火把，航途上的风帆呵！你不懂？——我几乎要说出诗一般的台词了。

    “你不要生气。爸爸说……”“又是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不，不要这样说，我求你！”她知道我的意思，眼角有一滴泪，“他是好人，顶好的人！你不知道，他对党的事业……”完了，她是她父亲的崇拜者。希望已经像风一样无影无踪。

    突然，远处有一圈手电光朝这边一晃，有人喝问：“哪一个？”小雨一把抓住我，声音发抖：“爸爸！爸爸来了！你，你快跑吧！”

    没怎么细想，我拔腿就跑。听得身后有熟悉的粗嗓音：“小雨，你在搞什么？那是哪一个？……站住！站住！不站住老子开枪了！”

    他追来了，追过甘蔗地，追过花生地和粪棚子，追过那台摆在山上的拖拉机，追上了公路……足足有三里路了，五里了，七里了，还在后面喊叫，大概不追到是不罢休的。我像风箱一样出粗气，鞋子掉了一只，脚一弹，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去他的！我好糊涂！我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

    “混帐！”他追上来，指着我大骂，“你，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你还要不要前途？要不要脑袋？青年人，不学好样！”“ 我没有错！”“胡说！”“我没有错！” 他大概被激怒了，脚一跺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手电筒照得我眼花，我想他肯定还用驳壳枪对准我了。

    就这样，我被捕，并受到“禁闭”——关进了工具保管室。这是场长新定的特殊教育方法。被禁闭的还有几个，有的是偷了场里的西瓜，有的是违反禁令私自下河游泳。至于“猴子”和“大炮”，他们是私自去“水帘洞”，想看洞里是否藏了美蒋特务，听农民说那个洞可以一直通到四川峨眉山，他们想去探探险。

    这当然是场长不准许的。场长怕大家进去后会找不到出洞口，会饿死在里面。

    几个“难友”都哭笑不得，满腹牢骚。“猴子”则唱歌取乐：“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放出来再前进……”场长决定批我，这天派人送了个条子来工区通知工会。他的字太差，大家都说是“甲骨文”，没人能看懂。李长子皱着眉头，横看竖看搞了半天，把字条往衣袋一塞，还是带我们去挖水沟。

    刚做了阵工夫，滴滴哒哒，路上溅起一线黄泥水，场长骑马一阵风赶来了。

    他手执马鞭，脸色铁青，一脸怒气，脑袋上一道伤疤涨得又红又亮，一下马就大喊：“全体集合！”队长当然首先被刮了顿胡子：“你这个队长当得好！目无领导，不听指挥！”“我哪里目无领导？”“喊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晓不得呵！”“没看见我的通知？”“你那个条子是通知开会哇？嘻嘻，你那个字，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队长也学得敢于顶撞了。

    “不认得？何事不派人到场部去问一声？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是好玩的啵？”字条上有三个血红的指印。我记起来了，场长说过：当年他们搞游击队的时候，信上打两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知识青年们笑出来，场长又冲大家瞪眼睛：“见鬼！这么多机西（知识）分子，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立正！”

    他来回看看，叫几个人出列收拾工具，其余的——“向右转！齐步走！”

    我知道会议与我有关，拒绝参加，以示抗议。我想这可能会把场长惹怒。奇怪他反倒温和沉着，尽量用耐心说服的腔调说话：“……你不去？你你你还有什么道道理吗？”他偏着头，急得有点结巴，“那好，我们就一条条辩清清清楚吧！第一，我们是农垦战士，一个部队要是准许战士随便谈爱，还有战斗力？嗯？第二，硬要谈，向组织报告报告，批准了，公开地谈嘛，为什么要晚上偷偷摸摸地搞？是不是无组织纪律，嗯？第三……”看来我无法同他辩论清楚。

    结果，我当然还是去开会了，脑子里闹轰轰的，只看见小雨在低头哭，只记得好像场长作了个报告，其中有一串“搞”字：把革命干劲搞上来，把棉花搞上去，把甘蔗搞上去，把农场搞出个新面貌，气死帝国主义外国佬……

    代表发言。大家批判我的时候都“棒下留情”，只有场部一个姓袁的行政科长愤愤不已，大谈了一通我的“蜕化变质”。这个姓袁的，平时见人三分笑，还能够操一口半城半乡的腔调，找知识青年开玩笑，一起打篮球。但转背就可以把你讲的话变成材料报到领导那里去，我算是看透了！好，以后等着看吧！

    场长把小雨也狠狠批评了一顿，然后把她调到场部去，规定我们不能来往。

    我估计场长不会轻易放过我，会调我出机耕队，到哪里去“改造”。但是没有。李长子说，场长还记得那次“山洞考验”，对我有些好感。

    我找老杨发牢骚，他只是苦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志愿离开省农业局来办农场的“老知青”，也有很多苦恼。以前他维护场长威信，现在才发现这种“威信”有点可怕。任何不同意见，在党委会上都可能是孤掌难鸣。尊敬、盲目、害怕和讨好，都增强着场长的力量。他一声咳嗽，可以压倒你的长篇大论。——而且，老杨最近就要调离这里了。

    副场长没办法，只好由场长摆布。不久，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个“立场坚定”的人也会被“糖衣炮弹”打中，决定要加强思想教育。他病了，吐血，还带着那个袁科长来工区抓“整风”。——知识青年的日记、小说和书信就要接受审查。场长不喜欢养花，就要姑娘们把门前的野玫瑰拔掉，改种蔬菜；他喜欢听唢呐胡琴，就对“下巴琴（小提琴）”也看不顺眼。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的封面上有新月图案，就锁紧眉头：“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碰过土耳其的军队，土耳其的国徽上有新月……        

    小雨当然更加受到场长的关心，甚至连外国小说也不准读。每隔三五天，还要她到袁科长那里汇报思想，接受帮助。袁科长也立刻讨好邀功，把她的几个女伴都调查一番，查出“不轨言论”就开会批，要不是场长后来又说“处理从宽”，有两个还差点被开除团籍。场里的“革命化”抓得更紧了。除非家里病人死人，知识青年一般不能回城。

    在场长眼里，城市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他主张以后最好把机关学校都迁下乡来。场部行政科要求职工天天晚上学习政治，由指导员讲形势、任务和原则。行政科整了一大批人——有些事场长当然并不完全知道，是袁科长搞的鬼！

    上级表扬了农场的工作，职工的怨恨却在膨胀，大家用消极懒惰来报复领导。好些人只要干部不在场就“磨洋工”，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赶。机耕队一部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解决。

    这一年加上干旱，生产更混乱。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发不出。花生保管不善霉坏了。每人只得两斤霉花生过年。寒衣也缺。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了。他亲自带着两个党委委员出去“接头（跑外交）”，也不管什么组织手续办事程序，冲到县委农村办，冲到物资局，工业局，碰到头头就一屁股坐下不走，四处“募捐”。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要让他几分。结果，也靠他这点无视章法的“权威”和干劲，搞来了两汽车七八成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每人免费发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知识青年们还是怨声载道。除夕晚上，没有鞭炮声，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洋瓷缸，唱起了忧郁怀念的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场长和党委几个干部来了，提早给大家“拜年”。他带来了一壶好酒和几包好烟。他想要大家痛快起来，气氛活跃一点。他讲了些笑话，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之类。

    笑声是勉强的。李长子怕冷场，打趣道：“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飞墙走壁，怕是吹牛吧？”“ 瞎讲！我张种田吹牛？”

    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热闹，“不信我就来两手把你看看！”他把棉衣一脱，在屋里真的表演起来。一个马步，全身运气，“嘿！”脚一跺，额上青筋直暴，脸成了紫红色，十个短短的手指头痉挛发抖，“嘿！”又是脚一跺，嘣的一下砍断了一块窑砖，粉末直飞……

    “好哇！”有人鼓掌叫好。掌声落，场长又来了两个节目，全身冒汗气。

    可惜的是，气氛又冷下去了。他讲起农场明年打算的时候，他唱起“光荣北伐……”那首歌的时候，有几个不辞而别，火堆边空出了座位。

    李长子故意显出兴致仍浓的样子，大口喝酒，“这些后生子没得用，只讲除夕守通宵，就去睡觉了。”“唔……”场长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手沉重地扣棉衣，摸手电筒。“哦，我也要睡了……”

    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精疲力尽，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了。佝偻的身子，裹进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了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得到小雨的泪水和朋友们的哀歌。那么怪谁？怪那个把他推向了场长位置的历史？也不，历史曾经因为有了他的呐喊和奋战而生辉……

    好冷的雪光呀！场长也没睡着吧？

    自然，我很少再见到小雨。几次在公路上碰到她，她背着竹篓，或担着柴，看见我的拖拉机就慌乱地低下头去。只能看见她压仰着心事的睫毛。

    我知道我们被一座大山永远隔开了，这座山是场长，是她对爸爸的爱和崇拜——当然，也可能她心中本就没有我。后来，则是我不愿意看见她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农忙期间，机耕队提出有两台车要维修保养。场长不同意，要我们“咬咬牙关”，先把甘蔗运完再说。

    结果机械事故发生了，一道疲劳裂痕把我和拖拉机送下路基。一个副手重伤，断了两根肋骨，而我脸部被破坏得厉害。出了医院，从人们惊恐躲闪的眼光中，我明白了一切。

    小雨和她的女伴来看我，我躲开。同情和安慰的表情在眼前晃得够多，还要加上她的泪珠吗？我已经慢慢学会思索了。我不愿意她的美好明天中，有我这些可怕的伤痕。不愿意她痛苦，或者为我牺牲什么。

    我命令自己不再想她，但她的消息，还是钻到我的耳朵里。听说她一天天消瘦起来，很少言笑，眼圈经常发黑，饭量也减少，还一天天发疯般地做事。场长担心她的身体，一天给她买一斤肉（当我受伤时，场长也给过这种关照），但不顶用。又急急忙忙请医生，医生也没奈何。最后是一些干部向他说了些什么，他思索着说：“未必是没有谈爱的缘故？未必这条纪律定得不对？……好罗，从明年起他们要谈就谈，不过要正正派派地谈！”越不想她，关于她的消息好像越多。      

    听说场长不准她找我，因为我的习性不合他的意，而且小雨比我大一岁，这也是不能容忍的。他给她提了个对象，就是那个袁科长。袁是场长的同村人，会扶犁掌耙，讲讲写写也有一套，最近又提为场党委委员。这些都令场长满意。但群众对姓袁的不满。

    我估计小雨为这桩婚事苦恼，是的，我敢断定！这天晚上，" 猴子" 突然神色慌张地来告诉我，说她来找我，就在甘蔗地头上等。

    “我不见她。”我心里咚咚跳。

    “她一定要你去！”她瘦得厉害，颧骨都突出来了，脸上有汗和日光留下的黄色的暗影。见到我，张开嘴像要说话，但泪水涌出来了，她捂住脸蹲了下去……

    天快要下雨。闪电像害怕什么，亮一下又赶紧藏进云里。山头上几堆没有烧尽的火土灰，发出忽明忽暗的火光。萤火虫在游动，像在寻找白天遗失的梦。

    她一直哭着，直到天落下雨点，才站起来仰着头，“我要来找你，你不要我来，我也要来！我一定要找你！”“做什么？”“你知道。”“知道什么？”“你心里清楚的。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庸俗。是表现自己的清高无私？还是想尽快打发她回去？我夸奖那个姓袁的，用一种坦然诚恳的腔调——他嘛，成份，相貌，才干，各方面都好，前途远大……

    “不！”她失神地睁大眼，一反常态，一口气倾泻了一场暴雨，“不对！你这是假话！不是心里话！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他，警惕他。你们现在也开始冷淡我、疏远我，背后议论我，议论我爸爸！我清楚！全部都清楚！连小梅和慧慧都不同我讲心里话了！……我害怕！我恨那个人！决不跟他走！……”说完又捂着脸哭起来了。

    我全身颤了一下，啊，这个自己父亲的崇拜者！她……

    雨已经把我们都淋湿了，但我们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