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盛开

中国，一百多年，从贫穷到富足，从落后挨打到国力强大，从自卑到自信，从苦难到平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一百多年前，一件震撼中国的大事在静悄悄的发生，那就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这本圣经与中国是如何相遇，又是如何改变中国的？

借着圣经，神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中国，并中国这块儿古老的土地上做工——过去、现在、未来——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中国走在通往永恒的道路上……

（1）崛起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从一个几乎一贫如洗的国家，变成了今天这个经济排名第二（也许很快就会超越美国），各方面都开始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的富强国度，这简直是狂奔的速度，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以中国这样的速度发展过，更何况这是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因此，在世人眼里，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最大的奇迹之一。

从某种角度看，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中国崛起的见证者。三十年前，中国是怎样地一种状况啊！那时，有自行车和收音机的，已经是称得上是“土豪”了，很多人家还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商店里摆着有数的几种商品，还没有太多人买，一身军装在那个年代已经是豪华装束，中国人与其它国家的沟通少得可怜，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与富足的西方国家接触的时候，有种可怜的自卑感。

然而，今天，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已经不算什么，就是城市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都不止几台，商品的选择范围，尤其是在电子商务兴起以后，已经扩大为数百万种，相当一部分住上了宽敞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捞金，出国旅游，欧洲、美国、东南亚已经成为国人的常态，在意见表达上，中国人也拥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尤其是互联网风行起来以后……

而且，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常规”，成为一个相当独特的国家。以前的成功国家都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西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成为这样国家的标配，但中国没有遵循这些规则，横空出世，让人大跌眼镜，中国的发展，不要说西方人，就是中国人自己，都有些吃了一惊。

中国发生了什么？

人们会常常这样问，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其实都被中国的变化搞得眼花缭乱。于是就提出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大部分都是很有道理的，但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而且流于表面，未能深入。

那么，中国崛起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其实是从看不见的世界所出来的：因着信，我们明白宇宙是藉着神的话语形成的，从而明白那看得见的事是从看不见的事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标准译本）看不见的世界掌控着我们眼前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中国也不会例外——正如圣经所说，神和他的话，才是一切的创造者、推动者和设计者，中国的崛起也不会例外。

中国今天的爆发也并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神在数百年前就为今天的中国在做准备工作了（如果我们看的足够远，其实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第一个传教士进入中国，第一个接受福音的中国人，第一所教会学校，第一本中文圣经……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事情，其实在看不见的国度里都是惊天的大事。——神的工作绵长久远，满有恩惠，隐藏在纷乱的世事以下，需要我们属灵的眼光才能认识。

在这些事情之中，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和出版也许是大事中的大事，因为，从此，全体中国人有了一本可以奉为圭臬的圣经译本，从此，曾经改变西方国家的神的话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从此，看不见的国度进入了看得见的国度，改变发生了……

就让我们一起穿过历史的隧道，试着了解和合本圣经翻译、出版和流传的过程，并看看神是怎样借着这本圣经来改变中国的吧！

因为，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

（2）乱世的希望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1-13）

从和合本圣经决定开始翻译（1890年）到翻译完成出版（1919年）的三十年里，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也是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在这中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从一个封建的皇帝制国家向一个表面上的民主共和制国家过渡，然而，在国外各种势力的干涉下，这种过渡并不顺利，而是极其艰难，革命的成果正在被军事强人们窃取，中国正在落入军阀混战的光景。在世界上，这时也不太平，1914年爆发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卷入了其中。

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痛苦可想而知。在国家的层面上，不仅陷入军阀混战，国家也没有独立可言，世界列强将中国视为殖民地，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各种势力的盘剥下，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极其贫困和悲惨，可以说，这时的中国人极其地绝望和迷茫，不知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是上帝忘记了中国了吗？

显然没有，其实这正符合上帝做事的法则，他在兴起一个国家之前，必先用各样的灾祸和苦难搅动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卑微下来。这正是以色列回到迦南地建立国家之前的境况，他们在埃及地做了数百年的奴隶；这也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前的状况，他们不过是个罗马帝国之外的卑微部落而已；这也是当今韩国的状况，在成为富强的国家之前，他们可是经受了上百年的外部压制和贫困。

对国家这样，上帝对人也是这样的。许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都曾经经过极其困苦和卑微的日子，例如大卫王，在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以前，他不过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一个牧羊的童子而已。当他最终在神的祝福中登上王位的时候，不仅发出这样的感叹：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66:10-12）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上面诗篇所描写的状况中，神熬炼中国，如同熬炼银子，他使中国人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中国人身上，甚至让人坐车轧中国人的头。这段描写放在当时的中国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实际上，那还不是中国人最苦难的时候，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还要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要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好让我们这颗骄傲的心谦卑下来。

人会在在这种状况中痛苦和迷茫，但神不会，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在这苦难和动荡的年代，他早已经埋下了祝福的种子，这些种子是由他的仆人和儿女种下的，那就是数百年来前赴后继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们。

早在十二三世纪的元朝，就有景教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到明清的时候，天主教甚至传入皇室，有了某种小小的兴起。但是，景教和天主教的福音并不纯正，他们的活动似乎更近乎结交有权力的人，信徒主要也是这些高层人士，在普通的卑微民众中，大部分人从未听闻过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把福音传入中国，让最下层民众听闻福音，认识耶稣基督的是新教的传教士们。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最初，他的传福音事业收效甚微，但他锲而不舍，7年以后才带领第一位中国人信主。以后陆续有数十位传教士来到中国，但无法进入内地，只是集中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不过，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神使用了这些看上去邪恶和不公义的事情）却为传教士们打开了大门，福音事业在中国渐渐兴旺起来，欧美的传教士开始在内地传教，到和合本圣经开始翻译的十九世纪末，传教士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多人，信徒也接近十万人，此时，中国的福音事业和基督教开始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译本五花八门，准确性较差，此时最迫切的需要正是一本符合中国人需要的纯正圣经。神虽然使用人来传福音，但人会犯错误，人也会经受意外，会死亡，但神的话是不会错的，神的话是永恒的，神的话也是有能力的，神的话与被神使用的人结合起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同时，要让中国的教会稳固地建立起来，成为中国的祝福，就必须有一本准确、纯正的圣经作为脊梁，这本圣经会释放神的能力，将中国带向一个丰富之地。

于是，一批传教士们受到委托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中国苦难环境——战争、贫困、内乱等等——在他们开始翻译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反而是向着恶化的方向发展，但这批爱主又爱中国人的传教士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与当时的中国人一同承受着诸多的苦难，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作。

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似乎长久地无法忍受，但若我们仰起头，就会看到天空有晨星闪烁，这希望的晨星告诉我们，光明已经不太远了！

（3）历史的铺垫

你起初虽然微小，

终久必甚发达。

约伯记（8:7）

神的话可以翻转一个人，一个民族，亦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但在此之前，必须让人能得以看到和听见神的话。最早的圣经是由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和亚兰文（一小部分）写成的，直接阅读原文固然好，但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学习这些语言。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要依靠翻译成本民族和本国语的翻译版本。因此，传教士初到一国，最重要的工作往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为所在国的语言，中国也不例外，在圣经的中文翻译上，传播福音的基督徒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和合本圣经出现以前就翻译了很多译本。

最早发现的圣经中文译本竟然是由当时一个异端教派翻译的。1623年，还在明朝时在陕西的西安出土了一块儿唐朝的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记述了唐朝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里面还记载了一些圣经故事，说到了弥赛亚，还表明当时就有了景教的圣经译本，这块石碑一直保存到现在。景教是什么来历呢？原来景教源于第五世纪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他们由于奇怪的基督论被当时的大公教会定为异端，遭到驱逐。其中一支传到了中国，曾经兴盛一时，不过景教的圣经译本没有保存下来。

景教以后，传教和圣经翻译工作沉寂了数百年，直到天主教传入中国。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圣经几乎全部为天主教士翻译。最早的天主教中文圣经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在十六世纪末翻译的，名为《祖传天主十诫》，但只翻译了一部分经文。在新教的和合本之前，天主教没有一本翻译完整的译本，完整的天主教圣经译本（思高译本）直到1968年才完成（足见神的话在天主教内部多么地不受重视）。在天主教的译本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由18世纪初法国宣教士巴设翻译的《巴设译本》，影响了一些后来的新教译本。

真正的圣经翻译工作是由新教的传教士开始的。新教来华第一人马礼逊，在传教初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翻译圣经，他和另外一位传教士米怜合力，1813年出版了新约，1823年出版了旧约，称为《神天圣书》，后来修订本为《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这个版本的圣经，与更早翻译的《马士曼译本》（为在印度宣教的英国浸礼会宣教士马士曼翻译），是中国最早的两部全本翻译的圣经，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从这两个译本开始，圣经翻译形成了一阵风潮，在和合本问世以前，就翻译了数十种译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文言文译本，即深文理译本。二、半文半白译本，即浅文理译本。三、口语体译本，包括官话译本（又称白话文译本）和方言译本（又称土白译本）。其中有影响的包括：郭实腊译本、委办译本、裨治文译本、高德译本、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等。

委办译本是其中值得一提的译本，与和合本圣经相似，这是第一部由不同教会的传教士联合起来组成委员会翻译的译本，1852年新约出版，1854年旧约出版，翻译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来自各个教会的传教士在神学立场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一些人主张把GOD翻译为“上帝”，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翻译为“神”。委办译本为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实际上，这些前赴后继，不同译本的圣经都为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基础，首先，当时有能力翻译圣经的都是来自国外的传教士，但中国语言、文化和国情的独特性使得这些外国传教士在翻译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这些不同的中文译本在逐渐让传教士们加深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在圣经和中国文化中间架设起桥梁；其次，就是这些圣经的翻译让大家开始意识到，翻译圣经的正确方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一本适合于全中国的圣经，而且这不是个人工作所能为，需要一个智慧的群体组织起来，集中资源进行翻译，这就需要跨宗派的合作，“委办译本”正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可以说，在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以前的不同译本都有一些缺陷，让这些译本无法普及开来。一些缺陷涉及到属灵方面，例如天主教的圣经，本身就持有不纯正的教义（如圣母崇拜），在这种教义下，根本无法翻译出反映圣经原意的译本，即使是新教的译本，也会受到自己宗派神学的限制；还有一些缺陷涉及到语言文字方面，例如早期译本比较注重直译和忠实原文，但行文不很畅顺，让中国人读起来有一定困难，还有很多的译本基于文言文翻译，但在当时中国形势不断改变的情况下，白话文和官话（就是现在的普通话）正在成为主流，并且只有通过白话文，才能让普通人去接触圣经。

种种因素，让和合本以前的译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对一本全国通用，适合中国的独特性，能为普通大众读懂的圣经呼之欲出，而且，当时中国基督教和传教事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也需要这样一本圣经，并且也为翻译进行了资源的准备。

这就是和合本圣经开始前的圣经翻译情况。“九尺高台,起于垒土。”就像神在为兴起中国的基督教，兴起中国做准备一样，神也在不断为一个相对完美的圣经中文译本做准备，他的工作充满了耐心，因为他是在永恒中做事。是的，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以赛亚书42:4）

（4）艰难的翻译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路加福音4:37-38）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巨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所有人都在寻找新的方向，因此，此时的中国充满了争战和苦难，但这也是在为兴起神的工作做准备。

这个时候的中国教会，在众多西方传教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已经颇具规模。1890年的新教信徒据估计有3.7万人之多，传教士也有1200多人，翻译一本全国通用的圣经版本已经成为急需的任务，而且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神的话是基督徒和教会的粮食，有了翻译准确，并为人喜闻乐见的圣经，中国的教会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1890年 5月7-20日年，在华的传教士们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在1877年举行），来自37个不同宗派与差会的代表共有445人出席（能把这么多不同宗派的传教士集中起来，本身就是神的恩典）。这次大会一方面为中国未来的传福音工作向西方教会发出了动员，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筹划翻译一本各宗派通用的圣经中文译本，以消除当时各个圣经译本质量参差不同的问题。

大会举行时，中国的语言文字正在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当时还很难看出哪个会占据上风，为了保险起见，大会确立了“《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