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再出发难忘经典

三十年，改革再出发

难忘经典

编辑这篇文字主要是想让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三十年，改革在出发孙立平

　　在中国历史上，“三十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都说“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轮回”，但现实是往往三十年就会有大变化。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是这个意思。看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还真就差不多是这么走过来的。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8年;1949年后，“文革”之前是17年，“文革”10年，加起来又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开放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一些事想得有点简单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什么意思呢？当时，我们脑子里想到的改革，不外乎就是从某个起点走向某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样呢？按照当时的逻辑来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就是失败：如果最后走到终点，改革就成功了;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改革就失败了。
　　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它不走了，不动了。它不但不动，还把这种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发生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这样看来，我觉得可以把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成两段，转折点是中国加入WTO、体改委被撤销、成立发改委，这些都发生在世纪之交。前面这十几年是真正改革的时期，后面改革的基本思路大部分是在这时候形成的。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能感觉到，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在有关的文件当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被提到，但是具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不但越来越少，政府还把过渡期间的这种状况定型为相对稳定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社会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产生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从这时候开始，人们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很难见到了，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一定记得那种氛围，年轻一点的可以看看相关纪录片，也能感受到。现在，那种氛围很难再感受到，社会变得越来越沉闷，死气沉沉。大家都感觉到现在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到了这个阶段，甚至很多好事被办成了坏事。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它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为了参与国际竞争，得把国企做大做强，国进民退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中间这里，一边是过去的三十年，一边是未来的三十年，我们正处在两个三十年之交。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召开的，它在这样的时间点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我不知道未来三十年会是什么样，路会怎么走，但是可以说，如果不打破这个僵局，后面的、未来的、所有的都谈不上。打个比方，前些年的社会有点像一辆车坏在那里，往前走走不了，往后倒也倒不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有人下来鼓捣这辆车，不但鼓捣了，而且一拧钥匙打着火了。所以，想要理解改革，关键就是看到这个僵局在被打破，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
　　现在这场改革和上一轮改革有一定的继承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一轮改革，它是一轮新的改革。这两轮改革要面对的问题，要改的东西是不完全一样的。上一轮改革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轮改革则要面对两个东西：一个仍然是原来的旧体制，旧体制在上一轮改革当中受到了一定触动，但当中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轮改革除了要面对旧体制之外，还得面临新问题，那就是在上一轮改革停滞那一段时间形成的新弊端。概括一点说，上一轮改革面对的是旧体制，这一轮改革要面对旧体制、新弊端两个方面。这一轮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一轮改革。
　　旧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新的弊端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利益格局、一批利益集团，说得更明确点，即权贵既得利益集团。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专家会说，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我个人的看法，这不是第一位，是第二位，第一位是要破除权贵垄断。最近一两年时间，中国陆续打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可以看出，权贵集团掠夺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对几百万、小几千万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兴趣了，案值动辄就是大几千万，甚至几个亿。
　　权贵集团不但获取了大量财富，而且垄断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资源和机会。现在中国社会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机会在哪里？我觉得也就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垄断性国企，一个就是权贵。没有这两样背景，你想得到点像样的机会可能不容易。建立一个公平、规范的竞争时代，首先要破除权贵垄断。
　　我想到曾有一个叫吴向宏的财经评论人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民营企业为什么难以分享改革红利。吴向宏说有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找他，讨论最近一些关于投资的设想，说一个就被吴向宏否定一个。这个老板就有点不高兴，说：“我这十几年来白手起家赚了十几亿，现在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做，怎么就不行？”吴向宏就跟他说：“你过去做得很成功，但是你那些项目都是通过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以小博大获得超额利润。但你一定要明白，现在时代的背景变了，现在可是一个自信的时代。什么自信？就是权力集团日益自信。刚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它不自信，很多事情不敢做、不会做，所以外包出去。和市场打了几十年交道后，它发现没什么可怕的，也慢慢学会了原来不会的。自己不能做，亲属可以做，同学可以做，不但可以做，甚至做得一点不比你差。这样，市场给你的机会就减少了。”所以，一定要破除权贵集团垄断，不这样做，市场就只能是权贵的。
转变政府职能是第二个关键，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怎么减少？假如另外一个学者在这里讲，他讲的可能是减少那些名目繁多的审批项目。我想没这么简单。为什么？你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十几年来政府审批的项目已经减少了2/3。但各位觉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了吗？没有，甚至有人感觉比原来更厉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审批，而在于这种权力的特点：无所不在，渗透一切，在这个地方找不上你，在别的地方一定找上你。打个比方来说，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来佛给他规定了审批项目吗？一个都没有。只是如来佛的手心法力无边。现在中国政府的权力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设“有限政府”。在市场那里，法律没禁止的都可以做;在政府那里，法律没授权的都不可以做。权力有边界，才能解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
　　所以，这场改革是新的改革，对一些问题要有新的思路。一些企业家朋友现在一见面就抱怨，说以前是饭也吃，钱也收，章也盖，事也办;现在是饭也不吃了，钱也不收了，章也不盖了，事也不办了。前段时间有人在会上跟某位领导人说了这个现象，领导人的回答是：不作为也比乱作为强。这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你不是不盖章吗？以后这章还真的不见得需要你盖了。这是真正的转变政府职能。
　　这场改革面临巨大的阻力，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克服。刚才说过，这场改革面临两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它想维持现状，把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既获取资源，又可以变现，它发自肺腑地说现在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所以要把社会变革向前推进，非常不容易。
　　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国家治理问题。最近我常在想，过去一段时间，整个社会是不是误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人们写了很多文章去解读这次会议，但多数解读都认为它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财税、土地、国企改革等等，但我的看法是：这次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更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一定要意识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全面”这两个字不是随便用的。
　　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全面”？不是这个也改、那个也改、都改，而是一定得找出一个贯穿统领它的东西来改，那就是国家治理问题。换句话来说，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变。这样，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时提出依法治国的主题，我们就完全能理解了。
　　怎么看待十八届四中全会？我觉得要把它放到总的历史进程中看。这些年法治倒退、公权力被滥用、社会不公加剧、经济社会生活失序，面对这些状况，十八届四中全会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转折点？判断的标准就三点：一是民众的权利能不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二是公权力能不能得到初步制约，三是经济社会生活严重失序的状况能不能得到基本扭转。我的判断，在可以见到的未来，这三个标准在现实中将会以这样一种顺序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可能明显改善;对中下层公权力的约束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放开;最大的弱项是对民众权利的保障，需要我们不断推进这个进程。总体来说，我们期待通过这场改革，能够构建一个公平、规范竞争的新时代。

水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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