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兵下跪谢罪

1984年，当了6年铁道兵的方军从部队转业，自学过日语的他被分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做助理翻译。一天，一个日本驻京记者的父亲外出走失，方军帮着去找。老头儿被找到时，正孤身伫立在夕阳下，愣愣地望着前门楼子，喃喃自语：“几十年前列队经过这里就被惊住了，几十年后再来看，仍然是那样雄伟。”原来，老人曾服役于侵华日军第59师团。方军试探着问：“对当年的侵略战争，你有何感想？”老头儿沉默半晌，长叹一声：“噩梦啊，心里一直在忏悔。”

其他侵华老鬼子兵也这样想吗？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内心深处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态？

1991年，方军赴日留学。在一家工厂打工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叫小林勇的老鬼子兵。在小林勇的介绍下，方军又认识了一些侵华日军老兵。经历6年的艰难曲折，他先后采访了20多个侵华日军老兵。

1997年12月，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在中国和日本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采访这些家国仇人，方军说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满腔仇恨。在他眼里，这些老鬼子兵只是普通的日本老人，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凶残，有的现在竟以乞讨为生，还让方军生出些许怜悯。

有人看了这本书后，说方军是为鬼子兵说话，把他们写得太好了。方军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不是来给鬼子兵定罪、判罪的，我是要借他们的言谈、日记、战争期间的照片、从中国劫掠去的文物等，向世人揭示他们今天的内心世界。若这些侵华日军士兵将过去的罪行带进坟墓而不忏悔的话，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国家就不会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以及他们给他国人民带来的伤害。”

《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后，不少侵华日军老兵给方军写信，表示忏悔之意。“战后回国，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中国老百姓被我们杀害的影像，好几次我从噩梦中惊醒。几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罪恶感中。有生之年，我希望能重新踏上中国国土，向中国人民忏悔、认罪……”在众多的老鬼子兵中，本多立太郎和方军通信时间长达8年，信件达200多封。

在方军的协助下，本多立太郎于2005年5月19日重新踏上了中国卢沟桥，他神情凝重，默默地望了一下四周，而后缓缓屈膝，跪在冰冷而坚硬的桥面上，深深地低下头，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忏悔……当日，本多立太郎忏悔的照片通过新华社传遍了全国各大媒体。当时，正值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感受，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侵华老兵在中国下跪认罪，无疑给了日本右翼势力一记响亮的耳光。

含泪掩埋被遗忘的英雄

“抗战开始时，日本人狂妄地说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结果光是淞沪会战就打了3个月。”方军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方军了解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随着材料越积越多，方军感慨道：“国军打的那些大仗、恶仗，一打就是几个月，一死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当时国民党陆军伤亡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其中上将21名、中将73名、少将167名。无论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军将士，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战，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方军萌发了为抗战英雄树碑立传，以填补那段历史空白的想法。1998年，方军收到一封来自陕西的信件，信中说：“方作家，我叫仵德厚，是一个经历过卢沟桥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我是敢死队的队长。读了你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想邀请你来我家聊聊抗战的事。”

方军欣然接受邀请，来到陕西泾阳仵德厚家，与他同吃同住两个星期。他跟仵德厚一起下地锄草，一起种菜，一起放羊，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方军：“抗战胜利后，我给蒋介石卖命，最后当了俘虏被改造。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作家和记者采访过我，我也不敢说以前的经历，就这样悄悄地活着。几十年过去了，难道我要把那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带进黄土吗？我真的很不甘心。”方军临走时，老人站在村头一直流着泪水，目送他消失在尽头……至今，方军还记得：那些天刚好是陕西的雨季，仵德厚睡的床左边放了一个盆，右边也放了一个盆。他儿子上房顶给漏水的地方铺上一些泥，漏在盆里的雨水就成了泥水。老人过得这样孤独和艰难，让人心酸。

回到北京，方军发表了自己的采访稿。很快，当地政府给仵德厚免费安装了一部电话，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与老人取得联系。有采访的、有捐款的、有建碑的……老人多次打来电话感谢方军：“我忘不了你的恩情。”他说的“恩情”不是有了新房，不是有了电话，而是终于有人能记录那段已被人遗忘的历史。

去四川安岳县高升乡云光村采访94岁的老兵王振庸，对方军的触动最大。抗战前，王振庸家是大地主。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布告贴到王振庸家门口，这位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毅然参军上了前线。

2010年，方军去采访时，王振庸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衣衫褴褛，却高兴地拿出一枚民间自制的抗战纪念章给方军看，还别在身上让方军拍照。不到两个星期，方军将发表的文章寄给王振庸。老人的家人后来告诉方军，王振庸拿着报纸满村走，说北京的作家写他了。

说起后来发生的事，方军满眼全是泪花。他说：“这可能是王振庸参加抗战后头一次有人在媒体上说他的事迹。没过几天，他就拿着我采写的那篇文章谢世了，脸上还带着微笑。”

后来，方军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接触抗战老兵的机会就更多了。

一天，纪念馆外闹嚷嚷的，原来大家在围观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我叫杨云峰，是29军大刀队的，我1933年在喜峰口、1937年在卢沟桥和日本鬼子拼杀过……”老人见大家不信他的话，便以手中的打狗棍充大刀，当场拉开架势，将一套29军大刀实战操练得虎虎生风，引来阵阵叫好声。

方军将老人带到附近一个餐馆，点了菜，要了酒。几杯酒下肚，老人有了醉意，恍惚回到夕阳残照、烽烟滚滚的战场。“当年，就在卢沟桥，我们29军的兄弟抡起大刀冲进鬼子的队伍，一刀一个，杀得鬼子哭爹叫娘，痛快啊！可我们人太少，鬼子人多，后来，我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了，有的肚子被扎了好几个窟窿，有的满脸是血，死不瞑目，惨啊……”老人眼圈红红的，一抹眼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十几年前，抗战纪念馆成立，我把当年在卢沟桥杀过鬼子的一把大刀捐出去了。我就是想告诉后人，我和那些死去的兄弟曾在卢沟桥上杀过鬼子！”

杨云峰老人的一席话，让曾是军人的方军热血沸腾、感佩不已。为此，他专程前往老人的家乡河南舞阳采访，这才知道老人如今孤身一人，没有亲人，也没有经济来源，竟然靠乞讨为生。从那以后，方军每年都要去看望老人几次，去的时候带上一些吃的和穿的，离开时塞给老人一些钱。

2005年，在孤苦穷困之中，老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方军闻讯赶去，老人留着最后一口气，似乎在等他：“方作家，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死后，希望能埋在卢沟桥……”方军噙着泪，使劲点了点头。

回到北京，方军遵从老人的遗愿，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拿着铁锹和纸钱，抱着装有老人骨灰的黑色陶罐，悄悄地把这个29军老兵、被遗忘的抗日英雄的骨灰，埋在了他魂牵梦萦的卢沟桥畔。

记录抗战历史的苦行僧

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本老兵、被强掳的劳工……方军将这些与抗战有关的人称作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十几年来，方军的足迹遍布国内和周边国家，自费采访了500多位抗战老兵：“那些战争亲历者如今都垂垂老矣。我要做的，就是只争朝夕，尽快采访他们，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抗战老兵当年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方军出版了抗战纪实文学《最后一批人》。他在此书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最后一批人》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所有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和所有铭记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方军告诉记者：“采访老兵的意义不仅在于留下口述史，为历史留下证言，更在于汲取经验教训。我统计过，国军抗战将士的直系、旁系亲属有2000万人，像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地产商潘石屹等人，都是国军抗战将士的后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民众认识到，只有善待这些老兵，才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鼓舞军队的士气。”

至今，方军已出版了9本与抗战有关的书，除了《我认识的鬼子兵》，其他几本书，他不要一分钱稿费。每当新书出版，他就让出版社将稿费折算成书给他，然后他再一本一本寄给他采访过的老兵。

十几年来，方军一直住在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房子里。2002年，为了能安心采访写作，他从单位办理了“内退”。所幸，他之前曾用在日本打工的钱和《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能收几千元的房租。为节省开支，他自己做饭，把有限的钱省下来用于采访。老鬼子兵来忏悔，就住在他家里，早上他还得下楼给他们买包子吃。采访国内那些贫困的抗战老兵时，他常常忍不住塞一些钱给他们。

其实，方军的努力是起了作用的。近些年来，抗战老兵开始受到关注，“关爱抗战老兵”“我们爱老兵”和“无冕爱心网”等民间组织相继出现，一群群志愿者走近这些抗战老兵，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困苦与激扬的岁月。

2007年7月7日，“七七事变”70周年时，方军把全国能找到的29军9名老兵一一请到北京，在70年前抗击日寇的卢沟桥上，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集结。如血的残阳中，当这些浑身布满伤疤的老兵列队报数，用颤巍巍的手敬出最后的军礼，以此缅怀阵亡的战友时，方军却背转身，偷偷地哭了。

让方军倍感欣慰的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12月13日，方军虽未能前往南京参加首个国家公祭日仪式，但他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日本右翼势力铿锵有力的回击时，方军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知道，那段任由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

（水云间摘自《家庭》2015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