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瞰人间

【文章导读】

《关雎》虽堪称中国情诗鼻祖，但它对淑女的描写是表象，对君子的描写才是深意。

这首来自礼乐时代的歌告诉我们的爱情方法是：

爱一个人到彻骨相思、寝食难安，依旧可以用最大的克制力来适度地表达情感。

礼以节人，《关雎》所颂扬的君子之风，就是一种有礼有节的爱。

水鸟“关雎”

【诗经原文】

《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植物“荇菜”

【白话译文】

雎鸠关关相对唱，双栖河里小岛上。

纯洁美丽好姑娘，真是我的好对象。

长长短短鲜荇菜，顺着水流左右采。

纯洁美丽好姑娘，白天想她梦里爱。

追求姑娘难实现，醒来梦里意常牵。

相思深情无限长，翻来覆去难成眠。

长长短短荇菜鲜，采了左边采右边。

纯洁美丽好姑娘，弹琴奏瑟亲无间。

长长短短鲜荇菜，左采右采拣拣开。

纯洁美丽好姑娘，敲钟打鼓娶过来。

【文化解读】

《关雎》：有礼有节的爱

（一）语言艺术

《关雎》是《诗经》首篇，饱含着浓厚的浪漫气息和不加掩饰的情思，它具有中国文学童年时期特有的自然风流。正因为发乎自然，所以才贴近真实、直指人心，历经时代的变迁，它带给人的感动却不随时间改变。因为出于真情、关注真心的文字，何时读来都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距离《诗经》诞生的周代虽已两千余年，可是读《关雎》时，却不曾产生历史隔阂：

我们依然会随诗篇遥想那“窈窕淑女”的身姿，并被之吸引；

我们也依然会毫不费力地理解对于意中人“求之不得”的辛苦，并为那份“辗转反侧”的无眠思念而叹息，甚至感同身受；

我们至今还常常见到为了讨女孩子欢心，男孩在楼下弹着吉他，“琴瑟友之”一般的示好；

我们也会强烈地向往着求得佳人、皆大欢喜时，“钟鼓乐之”鼓乐齐鸣的幸福画面，如同是盛大婚礼的场景。

——因此，《诗经》虽然古老，古老到几乎是中国诗、乐、舞等多种艺术的源头，但却与今天的我们并无多少隔阂。

因为，诗的本质属性，就是为了表达情感意志，而不是为了花哨地卖弄、不是为了别扭地造作、不是为了格调的标榜，是完全出于内心真实的强烈情感需求，转化出来表述成了诗的语言。“诗言志”，用诗表达情志，这才应该是诗的根本意义。

《毛诗序》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动于中的情才是最重要的，形于言的那些诗的言辞，不过是让胸中的情志表达得更为精炼、妥帖、经典、隽永。也正因此，一句好诗，不仅只是诗咏者本人的个体私语，还能成为传唱者广泛的群体共鸣，适用于更多场合。

《诗经》就正是如此。在春秋时代，人们是以诗来作为外交辞令的，引诗句、说当下，相互唱和、往来应酬。所以孔子教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没有典雅诗化的语言教养，简直就无法进入宾主相交、酬和往来的社会语言系统。所以《诗经》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教给中国人说话时，一套有理有据、有情有感、有礼有节、有来源有出处、有规范有变化、有共识有个性的语言艺术。《诗经》教给了中国人说话的艺术。

这种语言艺术在当今依然适用，比如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发言时也越来越多地引用古诗词。文辞优雅、出口成章，这不仅是个人良好形象的提升，还是民族共鸣精神的唤醒，因为那些沉淀千百年依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诗句，其中必定承载着人们广泛的情感共性。

优质的语言艺术，能为人际交流架起一座畅通美丽的桥。

《诗经》，便是中国人语言艺术化的发端。

而具体到《关雎》，它是中国人爱情语言艺术化的开始。

（二）艺术信条

艺术追求真善美，而语言艺术、诗的艺术也是如此。“诗言志”，诗表达出的情感，就应该是对真善美思想的提升。

但“真善美”，却不是能简单规范出来的。比如“善”，是属于“德”的范畴，而道德评判又始终在变化。现在我们都公认，《关雎》表达的，是一个男子思慕一位女子时，对梦中佳人的赞美、对求之不得的煎熬、对终成眷属的想象。但汉、宋以来的学者，却多把这样一首思恋的情歌解释为此诗歌颂的是“后妃之德”，是在写贤德后妃忧心如何为君主广进贤妃、求取淑女、繁衍子嗣。这种解释在今日看来自然是牵强附会、毫无诗情，但这种思想却在礼教时代被认为是值得推崇的道德典范。《仪礼》中明言女子被休弃的“七出之罪”里，妒忌，就是严重的一项罪过。在妇德中，妻子为丈夫选配贤良淑女、不事嫉妒，才符合柔顺之德、贤惠之道。但如此的“德行”、“善行”，今天看来却是扭曲人性、极为恶劣的。所以“善”所属的道德范畴，其实往往是难以评判的，道德标准始终随时代在不断修正：今天的理所当然，可能就是明天的无可厚非、可能又是后天的全盘推翻。

因此，完全用“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就会产生局限性；完全用“善”的眼光衡量艺术作品，也会失于偏颇，甚至陷于无聊。这提醒我们，如果不得不用“德”的要求来评判一件事物，也不妨多一点全面的打量，多一点包容的思量，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就像描写民间恋爱的《关雎》，被卫道夫解释为后妃之德，发心也许是善意的，对美的破坏却是长久的。

而关于“美”的标准，也在不断变迁。譬如从宋朝开始广泛流行的女性缠足，缠出一双三寸金莲，长久地被认为那是女人身体最美的一部分。连苏东坡都曾专门作词赞美缠足后的小脚，写道“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而明末清初的艺术家李渔更是详细解说了男性对于小脚的审美心理。这种审美风气使满清入关后，纵然清政府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都无奈以失败告终；而男性群体对抗惨烈的剃头发留长辫、脱汉服换旗装，最终却是当权政府赢得了胜利。女子对缠足的顽固，竟然比男子对剃发易服的坚持更难被打破！就此也留下了在当时满汉文化激烈对抗中，“男降女不降”的说法。今天我们都不忍细说“三寸金莲”的审美风尚给中国女性造就的长长一段血泪交融的惨痛历史，那畸形的足弓无论如何再不能引起我们的些许赞颂。相反，今天更该提倡的是自然为美、健康为美。

所以，在“真善美”的标准中，“善”与“美”都不是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念，若把它们作为评判艺术的绝对标准，会让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感到茫然失措。

唯有“真”，是一种客观的衡量，更能具备永恒价值。无论什么时代，当我们读起《关雎》，所有人都会为那女子的窈窕之姿所打动、所有人都会为那男子的爱慕之情所撼动，无关他们是君主后妃还是凡夫俗子、无关他们是环肥燕瘦还是剃发缠足。《关雎》震动我们的，是来自悠远水边的那份诗情、是爱情里永恒的惆怅、是生命中难舍的向往，换言之，是诗里那份悠悠然然的、浓郁真挚的深情，把我们的灵魂缠绕。“此中有真意”，真意，这才是一份感情、一篇诗作、一件艺术，真正不朽的魅力。

正如谈到感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