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背影

      去到一看，村里人用上面拨的钱已为我们建造好一排很大的房子，孤独地坐落在一片空地上，房基很高，院墙也比当地的院墙高出许多，有点像城墙，村里人叫它“城堡”，我们叫它“知青点”。虽说是去接受教育，但带队的队长以及村支书总是不许我们去村民家里串门，说是庄户人说话口无遮拦，怕我们受到不好的影响。于是每晚晚饭一过便城门紧闭，大家围着一张很大的长方形桌子记日记，一天不漏的记，记当天接受村民再教育的思想体会，因为每月队长都要抽查。 

      日记本是统一发给的，很厚很厚的，形状像一本书。纸张很白，外面是浅黄色的硬皮封面，很是漂亮。日记的内容则是当做差事来应付，并不忌讳假话、大话和那些空洞的毫无实际内容的套话。相反，倘若队长抽查日记时发现有些日期没有填上内容，那才是让人难堪的。 

      我实在不忍心在这么漂亮的本子上写那些每日必做的作业，我将作业写在一个随身带去的塑料面皮的日记本上。我对队长说发给的日记本丢失了，队长摊了摊双手，没有说什么。 

      后来，发给的那个漂亮本子还是被我排上了用场，每晚，我用很短的时间填好备做检查的那本日记，就开始在这漂亮的本子里写些什么。几乎什么都写，写完也像记日记那样注上日期。但我不认为这是日记，在我的印象里，日记就是供人检查的，而我所做的，只是在寂寞的时候随便写写而已，并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由于是写给自己看，内容也就毫无约束——白天的所见；夜里的梦幻；一瞬间的感受；甚至当地村民之间那惹人发笑的争吵。有时无啥可写，便在上面画些动物和景物的素描，所以说它是日记？真是开玩笑。 

      几年后，“城堡”里的知青陆续地离开了那儿，回到了他们原先居住的城市，那本浅黄色的日记本也随着它的主人一起回到了城里。许是由于生活节奏变快的缘故，回城后便一改在本子上写什么的习惯，整天为正经事而忙碌。一晃几十年过去，前些时候由于迁居偶然重又见到了那个浅黄色的日记本，它被放在一个木箱的最下面。那箱子是我在乡下用过的，回城后用它来盛些旧书，那日记本就呆在那箱底下，一呆就是好多年，我甚至已将它遗忘了。 

      日记本平整如初，只是纸张有些泛黄。我重新一页页地翻阅着那本日记，阅读着日记中所记下的一个个难忘的故事，此时，那段近似传奇般的乡村生活又重新一幕幕地从眼前掠过，仿佛手拿日记的我此时仍呆在“城堡”中的那间灯光昏暗的大房子里，坐在酿育出它的那张大桌子旁： 

      每月一次的知青学习她也参加，因为她是回乡知识青年，虽然只是一个十四、五岁初中只读完一年的知识青年。 

      芹芹很内向，脸上少有笑容。出工时很勤快，虽然小队里只给她记五分。学习日这天她可以挣到十分，因为与我们一样，这天是由大队包工分的。 

      或许是年龄尚小的缘故，大家都拿她当小妹妹看待，学习时，每次发言也对她并不强求，因为大家已习惯了她的沉默。 

      是一个淅沥沥的雨天，也是学习日的前一天，芹芹到知青点里来了。这是她第一次不是学习日的时间来这儿。大家见到她都很高兴，还留她在这儿吃中午饭，芹芹竟意外的答应了。午饭后，芹芹还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吹拉弹唱，并好奇地抚摸那一样样乐器。我们第一次见到阴霾从她脸上散去了，看着她天真的笑容，大家也很舒畅，有人在低声说：真好！ 

      有人想教芹芹唱歌，芹芹却不肯唱。说她只喜欢听。几首歌唱完后，芹芹低下头轻声对大家说，明天学习日她上午不能来了，说是要到村南给母亲烧纸。见她脸色沉重，大家不敢多问。一会儿芹芹又将头慢慢抬起，声音很平静，可大家听到的却是一个远不平静的故事： 

      芹芹八岁那年，文革骤起，母亲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死于批斗者的棍棒之下。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不知所措，或是认为出身小业主的母亲死法极不光彩，只比芹芹大六岁的姐姐没有领芹芹去认尸，任凭火葬场的车辆将尸首拉去烧了。连骨灰也没留下。从此姐妹俩相依为命。姐姐从不提起母亲，望着姐姐没有笑容的脸，芹芹也从不提到母亲。 

      就这样过了六、七年，有一天，姐姐突然不能走路了，拄着拐看医生，医生说是骨髓炎。虽吃药，病情却日益加重，以至终于不能下床。芹芹便担当起给姐姐喂饭喂药的任务，却眼见得姐姐的身躯日益消瘦，最后竟是骨瘦如柴。如此情形让芹芹急得大哭，推去医院检查，说是肠癌，已到晚期，人已活不几天了。 

      姐姐却一直没哭，临去的前一天，她终于对芹芹说出了心里话。姐姐说这一切都是上苍对她的报应，多年来她一直都为那天自己没给母亲收尸而内疚，说母亲死无葬身之地与她有关，她如今的处境正是报应的结果。姐姐对妹妹说，即使没了骨灰，可母亲祭日这天你一定要给母亲烧纸，并要一上午陪着母亲...... 

      沉默，长长的沉默，望着芹芹离去的身影，大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山楂树 

      《山楂树》是一首歌，知青点的人都会唱；山楂树是一棵树，高高地立在村口的崖畔上；山楂树是一个人，不曾知道她的名字，就叫她山楂树。 

      收工时天色还早，天空出奇的晴朗。并不急于回去，一路上留意着路旁草丛里的板栗，走得很慢；她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也是很慢。 

      在那棵高高的山楂树下，她停了下来，回头望了一下，便往崖畔上攀去，姿态竟然是那样灵巧。当她从崖畔上下来时，我们正好相逢，便将口袋里刚采摘到的山楂掏出，一把把地全塞进我的衣兜里。然后，躲避着什么似的又匆匆地走在前面，仍是不说一句话。

      两个人一前一后的继续走着，用手按住兜里的山楂，却没吃。那一瞬间也忘了说感激的话，或许这一切有点突然，或许是不知该怎样的称呼她。 

      若不是插队，一辈子也不会到这偏僻的村落来的，可第一次见她却是那种如故的感觉： 

      是插队后不久的一次麦收劳动。她的身影由远而近，渐渐清晰起来，让我震惊的是那张极平凡却又极熟悉的面孔，分明是见过多少回了的，或梦中，或前世，反正是见过的，就连身后那条又黑又粗的辫子，也显得并不陌生，我极力思索着究竟是在哪儿见过她。她显然因了这种凝望而不知所措，惶恐地望着别处；再回头，见我仍在望着，便有些崩溃，笨拙地捆着手中的麦秸。 

      每次出工总不由地寻觅她的身影，每一次凝望也都令她显得异常笨拙。 

      我发觉她是孤独的，在与她同龄的姑娘堆里；她更是自卑的，从那怯怯的眼神中便可看出。她很少与大家说话，也很少看到她笑过，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人们提起时也只称她“富农家”—— 一个充满出身歧视的称谓。 

      或许是那相互的凝望太多的缘故，我们从来不曾搭过话，她那不好的出身也注定了她会与我这个知青保持着适合的距离...... 

      山楂被我带回知青点分给大家吃了，不知她会怎样想。自那天后，好几天没有见到她，人们也都不提起她。 

      又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她突然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女社员们在嘁嘁喳喳地传递着口舌：“知道吗？富农家嫁出去了，那人家还是户贫农呢！你们说福气不福气。那主比她大十岁，腿虽圈一点，眼虽斜一点，地里的活计却谁也比不上，她这种成份能嫁上户贫农已经是烧了高香了，福气啊！”说话人不无羡慕的神情。有人说的更详细：“富农家是被那户人家用自行车带去的，富农家坐在那后座上美得什么似的，还偷着在笑呢，你们平时可看见富农家笑来着？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她笑的，不知怎的，那表情让我有些害怕......” 

      人们很快又将她忘却了。 

      生活仍是平淡如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那收工后的黄昏暮色里，每当路经那棵山楂树下，我总不由地抬头朝上仰望——这高高的崖畔，那天她是怎样爬上去的！ 

雨夜里的村旺女儿 

      村旺家的闺女死了，村南的乱葬岗上又多了一个小土堆。村旺上午亲手将女儿埋下后，下午又随着大伙儿出工了。 

      村旺说他早知道女儿该这一天走的——上个月公社的医生对他说：不要再花药钱了，只能再活二十天。他在将女儿推回的路上掐着指头算了算，正好是九月初三 ...... 村旺一个人低着头自说自道，大家都默默地听着。 

      太阳还没落下，队长便对村旺说：“你回去吧！嫂子一个人在家吧？”村旺也没言语，低着头一个人走了。 

      晚饭时，女知青们都在谈论这件事，有的还在抹眼泪。 

      不知道村旺女儿叫什么，见过几回，是到知青点来跟女知青们借书看。她在院格庄联中上学，个子不高，与女知青们相处得很好。 

      夜里，下起了大雨，雨很急，还有雷声...... 隐约听见大门外的敲门声，声音越来越响，谁也不去开...... 于是便冒雨走到大门前。拉开时，见立在门前的正是村旺女儿，手里拿着那本书。我不敢说话，只是伸过手去。待我接过书后，她什么也没说，又转身消失在雨夜中。回到屋里，看清了正是那本《十二把椅子》。书是她最后一次来知青点时借去的，记得那天女知青们没有什么书可借她了，便引她来找我。她就那么立在我的面前，不知说什么好。待别人替她讲明来由后，我将那本《十二把椅子》送给她，她笑了笑，算是答谢...... 我拉开抽屉，将归还的书轻轻放进里面，然后又轻轻地关上...... -

      早晨醒来时，见雨仍在下着。我下意识地伸手要拉开那只抽屉，我重又想起夜里她敲门还书时的情景，据村里人说，这类事情多半是会发生的——死人有时会将生前借的东西在雨夜归还给你，这时你千万不能与她说话...... 我的手突然又停住了，我有一种担心，不是担心那本书没在里面，而是担心它正放在那儿呢！ 

月光下发生的事情 

      一向是很少起夜的，昨夜是头一次。 

      月光将地面照得青白青白的，甚至有些耀眼；空荡荡的院子一片寂静，墙外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厕所出来后就要返回宿舍，隐约听得墙外传来一阵沙拉沙拉的声响。壮着胆子从大门的缝隙里朝外张望，见对面的红薯地里一个影子在晃动，由于隔的太远，看不清面容。就见那人在地头处伏下身来，用手扒开地上的沙土，将一只麻袋在地上摆好，然后飞快地往麻袋里装着什么，月光下，那圆圆的东西象是红薯。后来，那家伙吃力地将麻袋背起，摇摇晃晃地走远了。 

      望着那熟悉的行走姿态，忽然想起了队上那个于吉堂，那无疑就是他，我想是不会错的，只是不明白那白天刚刨过的红薯地何以能扒出那么多的红薯。 

      于吉堂是地主后代，虽然都是他爷爷那辈子的事了，可在这很注重阶级成份的农村里，仍让他在众人面前不敢抬头。干活时天天见到他，却从未听他说过话，当然，他不是哑巴。休息时他也总是独自坐在一旁，渐渐地人们几乎将他忘却了。 

      也有想起的时候，听说“文革”开始的时候，看到别的村都时兴游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村里人便给他戴上高帽子，塞给他一面铜锣，用绳子牵着他各乡游荡。老实巴交的他很配合，一步一点头两步一敲锣，口中还念念有词。据说那次他扮演的很好，大家都很满意。 

      他每天一声不响地随着大家一起出工，收工，人也变得麻木起来，甚至那面部表情，成年累月都是同一个样子。或许正因为他没脾气，所以分口粮时人们也不怕得罪他，今儿白天分给他的那堆红薯明显的就比别人少，且又是些又细又长的白瓤品种，可他却像是什么也没看见。或许，纵然是看见了也奈何不得？他的出身是地主，他该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月光下，于吉堂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朝他居住的方向消失了。月亮躲进了云层里，白晃晃的大地骤然间漆黑一片，野外那猫头鹰的叫声也更加肆无忌惮，我急忙奔回了宿舍。 

      早晨，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如往常那样，人们扛着农具聚集在一起嬉笑着往山上走去。回头望去，衣衫褴褛的于吉堂随在大家身后，低头望着地面一声不语，两只扯裂开的裤脚扫着地面呼啦呼啦响，一副倒霉的样子。我忽然又觉得昨夜偷红薯的可能不是他，他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一个寻常的晚上 

      下午刚出工，就传说着晚上放映队要来村里放电影的事儿。那电影成年百辈也不来一回，没想到这大冷天里说来就来了。人们于是脸上都挂着笑，不再有心事干活，拄着镢头在山上干挨。生产队长今天也换了菩萨心肠，太阳还在树上挂着就放了大家回来。 

      家家的烟囱还在冒着炊烟，大队部前的场院上却早已摆满了小矮凳。那块白布虽早早就挂了起来，可电影却要天黑才能演，大人们便抓紧时间在自家菜园不停地忙碌，完全不是日里出工时的样子，只打发孩子们来场院占着地方。 

      终于盼到了天黑，一村老小便聚集在了那块白布前面。放映机旁，公社来的那几个放映员个个都红着脸，连脖子也是红的；大队上的几个人在陪着他们，脸也全是红的。摆弄好家伙，便开始放映了，内容却是那不知看了多少回了的样板戏。期待了一下午的我顿感索然无味，悄悄从人群里挤了出来，走时回头望了一眼，见村民们正饶有兴趣地朝银幕上瞅着。 

      回到知青点，见大家也都溜了回来，都纷纷说无味，于是仍聚集在学习室的那张大桌子前玩扑克赌烟卷。我便悄悄向那只大书柜走去。 

      那书柜放在学习室的一个角落里，里面装满了书籍。记得来这儿的第一天，大家对它很有兴趣，纷纷翻看着书架里的书。书是不少，马恩列斯的书都齐了，毛选摆了好几套，另外还有各种宣传介绍英雄事迹的书，满满地摆了五层。村支书在一旁指了指面前的大书柜：“你们认的字比我多，晚上少出门，多念念这些书。你们比不得庄户人，他们只知为了一张嘴而活着，这辈子算是完了，你们却出息着呢！”大家听后都偷偷地笑。可大家对那些书却硬是兴趣不大，每晚学习时，随便抽出一本摆在面前做做样子，只次而已。 

      我寻找着昨晚没看完的那本书。我对它产生兴趣纯粹是出于偶然——昨晚学习时，无意中翻弄着面前的书籍，居然看了进去：讲的是些自然科学及哲学方面的事情，说是从前有个叫杜林的，他的关于空间与时间的论述是如何如何不对，并对其观点做了长篇驳斥。但驳斥者的观点却让人难以苟同，而从驳斥者话缝里所透露出的杜林的观点却更能令人接受，于是又替那位杜林抱不平 ......不知不觉中睡觉的时间就到了，但仍不愿释手，见大家纷纷离去，才想起看书名——竟然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我重新找出昨晚没看完的那本《反杜林论》，带回宿舍，在紧靠床头的桌前坐下，继续欣赏恩格斯与杜林关于空间与时间的争论： 

      “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时间绝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读完恩格斯的这段蠢话我在想，如果他后来能碰见爱因斯坦，他一定会脸红的。 

      再看看杜林怎么说：“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读完这一段我又在想，这不正是多少年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里的观点吗？只是比爱因斯坦早说了几十年而已。联想到恩格斯的幼稚与白痴，我更在想：作为与恩格斯同龄人的杜林，他咋就那么聪明呢？ 

      正看的专心，忽听后面有细细的脚步声，猛回过头，见是村支书站在身后，伸长脖子正瞅着桌上的书，脸色不再那样红，但仍透出一股酒气。 

      “啥子书这样好看？”支书仍眼睛盯在书上。 

      “是争论时间有没有开头问题的。”我将书摊给支书。 

      “时间总得有个开头吧！这也值得争论？”支书将书接过去。 

      “看来你和杜林的观点相同，可恩格斯却不这样看。”我笑着说。 

      支书一愣，“恩格斯？他老人家这样看？那时间还是没有开头的了。”然后又去看封面。“这书我好像也有一本，是那年去县里开会发的，叫反什么来着？” 

      “反杜林论。”我补充道。 

      “对，反杜林。”支书将书放回桌上，拍拍我的肩膀：“很好！很好！” 

      然后回身走去，门口处再次转身冲我点点头“很好！很好” 

      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大概电影已演完了。 

歇了半天工 

      晌饭还没吃完，队上的那只喇叭照例又嚷了起来：“去后山挖联沟的快放下饭碗，到麦场集合了！别忘了带绳子。”社员们便三三两两地出了家门。于老轩照例是最后才出来，嘴里照例是骂骂咧咧：“腊月天该猫冬不猫冬，挖的什么联沟！” 

      也该着大家歇一歇了，还没到山前就再也走不动了——积雪被风窝在道眼里厚厚的足有一米深，硬是过不去。队长一发狠，大巴掌一挥：“都回去坐热炕头吧！” 

      社员们呼啦一下调转了方向，步子迈得也顺当了，让人想起那放工后的牲口——不用赶便跑得风快。 

      回到知青点没停多会儿，于老轩家大儿子文竹便溜了进来，小声地对我说：“我爹在家杀狗呢！”这小子蛮精明，分明是不想让其他知青知道。我立刻心领神会，跑到柴垛前，夹上一捆树枝便随文竹出了知青点。 

      文竹一点不像他老子，说起话来斯斯文文，于老轩却是村里有名的大嗓门。虽然和于老轩很少打交道，和文竹倒是蛮熟的，每趟回城前，总要问他想捎点什么，庄户人家拿钱金贵，只是捎些电池啦笔芯啦之类的小玩意儿，常常是拒绝收他的钱，这文竹显然心里过意不去，家里杀狗自然就想到了我。来到文竹家，见天井里已聚集了好多人；一口大锅支在天井当中，锅后堆满高高的树枝；狗已杀好，几个人正在剥皮呢。那于老轩一脸的笑，接过我腋下的树枝将我让到了厢房炕上，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只见于老轩冲那文竹一挥手：“去，到队长家把队长也叫来！”文竹便又跑出去。这才明白请自己来的还是老家伙呢！立刻便觉神气了许多。隔着两层窗户，见正房的炕上已坐齐了人，都是年纪大的，支书坐在显眼的位置上。 

      陆续的厢房炕上也坐满了。狗还在锅里炖着呢，大家便耐心地喝着水唠着嗑，不时地朝天井里瞅一瞅。 

      终于，看见有人端着盆冲正房走去了，盆里热气腾腾。这边的人便一下子聚到了窗台前。很快，第二盆便端进了这边的炕上——满满一盆狗肉摆到桌子中央，屋里顿时暖和了许多。每人面前一个黑碗，倒满红薯干换来的烧酒，当中两个大碗，盛着蒜泥和酱油，筷子是不需要的，狗肉人手一块，桌上顿时没了言语，人人都不闲着。 

      过了一会，大家不再那样紧张，开始想起喝酒了；腮帮子不再那样饱满，也就自然能说得出话了。说狗肉，说天气，随之便是越扯越远，当然不会漏掉老轩祖辈上也曾出过秀才这一古老的话题。说到秀才，又开始惋惜到了老轩这辈竟落得个大字不识。随后又夸老轩的大小子有出息，将来考个秀才什么的不会有问题。只讲得大家口干舌燥，只讲得队长一发狠，大巴掌一挥：“端狗肉汤！”于是，滚烫的狗肉汤就端上了桌子。黑碗中的烧酒一饮而尽，最后的项目便是喝汤。汤里是放了辣子的，喝到第二碗时，个个脸上便汗涔涔的了，此时窗外大雪飞扬，正是另一个世界，突然明白了村里人喝狗肉汤为什么总是在冬天...... 

      天已黑了，雪仍下个不停，回知青点的路上，浑身仍觉热乎乎的。远远的可以看见知青点的那排房子，或许就要吃晚饭了，因为伙房处正亮着灯。 

排戏 

      今年的腊月比去年更加冷，冬整也比去年住得早，小年没过就放了，用村里人话说，就“猫冬”了，去年廿七了还在山上挖联沟呢！知青们照例要回城过年，但都说好了晚些回去，要体会一下这“猫冬”的滋味。 

      其实庄稼人更贪玩的，只是平日没空罢了——腾出一间仓库来，排练房便有了。过年排戏，这在村里已成惯例，折腾一年，总要轻松一下不是？不然日子可就累了。 

      排练房自然是村里最神圣的地方，也是最招人的地方，年轻人更是不肯呆家里，天气再冷也要出来看排练，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就“猫冬”了。最风光的就属鹤立于演员中央的那位导演了，城里人对导演这词并不陌生，但有幸观摩导演实际操作的却没几个，单就这点，村里人很有理由为城里人感到可怜。 

      这导演就是二队的于二保，地里的活计是把好手，可作为导演出现在眼前却是第一次。村里人倒是早已习惯了，这排戏没有他可是不行的。别看平日社员待他很随便，一旦导演了，这身份可就不一般了；导演本人更是异常严肃的样子，抬手举足都很有分寸，那一招一式都是了不得的。排戏的人百依百顺地听从着教导，看热闹的社员也是一脸虔诚的样子，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也顿觉眼前这人变得神圣起来，仿佛他已不再是于二保。 

      仍是排样板戏，几块样板戏每年换着演，正面的还演正面，反面的还演反面，也算是轻车熟路了。伴奏用的乐器也不得了——鼓、锣、钹、镲，大胡二胡，齐全着呢。唯一缺一把京胡，就用广来那把两根弦的小提琴代替了。都说广来懂得乐理，便由广来负责定音。那提琴弦总要对半天的，大家就更觉这乐理不是玩儿的，当广来的头开始竖着摇的时候，那弦便是对好了。 

      听村里人说，那把小提琴还是广来他爹传下来的——广来他爹年轻时曾在镇上念过几天学堂，那把小提琴就是先生送他的。老人们还都记得，广来他爹年轻时，每逢梨花开的季节，傍晚总要倚在梨树下，一边拉着先生教的小夜曲，一边向人们讲解浪漫这词当什么讲。村里人背地里都说这人这辈子完了。 

      后来，广来他爹年纪渐渐大了，手指也硬了，便把那提琴交给广来了。广来不会拉小夜曲，但会拉样板戏，而且也不用四根弦，两根弦便能拉出些眉目来，村里人都说这广来比他爹强。 

      吃完饭，知青们就去排练房看热闹，排练房呆不下那么多人，总有人在门外拥挤，当看到知青来到时，门里门外都会让出一条道，演员们也显得更加来劲。 

      腊月廿六这天，知青们一早起来便开始忙碌，一人去车站负责买票，打发两人带上院里那几只长脖子到集上去卖了，其余的便开始忙着拾掇东西。把萝卜窖子封好，没吃完的花生、芋头每人分一份，将圈里的两口猪赶到房西的水水家托她娘代养......忙活一上午，吃晌饭时已是下午两点了。大家正吃着，苗娟和文竹便跑了进来。两人都是排练组的，苗娟演柯湘，文竹敲铜钹。看到我们正吃饭，苗娟便奇怪：“你们吃的是啥饭啊？不晌不夜的。”容不得我们回答，接着又说下去：“上午你们咋没去排练房啊？你们知道吧，晚上就要响排呢，麦场上正在扎台子呢！” 

      大家一齐问：“响排是怎么回事啊？” 

      苗娟一下笑了：“连响排都不懂啊！就是和真演一样的，家伙真敲，灯光、大幕都搬上台子。” 

      大家便告诉她：“可我们今天要回去了，车票都买好了，吃罢饭就要动身，傍晚还要赶到车站呢！” 

      苗娟和文竹对望了一下，文竹手里摆弄着他那心爱的小铜钹，虽没说话，但看得出一副惋惜的样子。 

      “这么说你们将看不到响排了？唉，没福气哟！”苗娟感叹着，并同情地望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