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邺游子

我与西岗修志（代序）
                   ——  张卫国

《西岗村志》即将完成，我觉得有必要就我所了解有关编写村志的来龙去脉和材料整理写作的过程，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2007年夏季，我回国到西岗村看望父老乡亲，仍然像以往那样，住在郭泽民牛风采夫妇——我称为大叔大婶的家里。期间跟村干部黄青春、黄进和大叔大婶一起交谈，无意间谈到西岗村是个文化村，村内有写作水平的文人众多时，我突然萌发了编纂一部村志的想法，当即向他们提了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1992年下半年和整个1993年，我曾在西岗村生活调研了一年多的时间，主要考查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婚姻家庭和人口发展的影响。在这基础上写了一篇博士论文。1997年毕业后先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举办的全球人口与持续发展项目工作，然后在2000年转到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继续我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编纂村志对我关于西岗村乃至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深入了解会有极大帮助。当时，我向他们表示，如果编写村志，我一定参与调研写作，倾自己所能，在村志编纂期间所需要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写作出版等方面给与协助和支持。

当时黄浩任职县志编纂办公室主编，刚刚完成他的浩瀚工程《临漳县志》。他当时还利用业余时间编纂出版了西岗村的《黄氏家谱》。大家一致认为编纂村志的工作必须在黄浩的指导参与下完成。在我的请求下，黄青春和黄进当天把我从西岗村带到临漳县城黄浩家里，继续商讨村志编纂工作。因为谈话投机，晚上就住在黄浩家里，第二天起来继续交流。

记得黄浩当时讲村志就是一个村的百科全书，从一日生活到百年甚至千年历史，都应包括在内。村志内容可粗可细，但是要主体突出。村志粗糙可能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资料欠缺，二是调查方面的困难，有些资料可能种种原因调查不清楚。当时黄浩预测村志也就是二三十万字，三四百页的样子。

自第一次交谈后，我几乎每年回国都要回到西岗村，每次回到村就会同村干部、大叔大婶、黄浩等讨论编纂西岗村志问题。期间从2008年至2011年，每年回国去长治找到黄超同样交流了编纂村志的意见。2012年我在国外也通过QQ和宋玉香讨论村志编纂事宜，希望得到她的参与和支持，也通过她督促村干部启动村志编写工作。这样的谈话一直延续了六年。在此之间，黄浩一直忙于临漳县县志、七子湖千佛塔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黄超也忙于修改西岗村黄氏黄际运系族谱、写作出版《古邺沧桑》和《怡馨苑闲录》两部巨著。
    好事多磨，酝酿了6年之久的村志编撰工作，在大家一致的努力下，终于在2013年二月，村民欢度春节期间，村志编纂委员会在郭泽民大叔家里正式宣布成立。由于黄浩在县里工作过于繁忙，黄浩建议、大家同意，由黄超承担村志主编职责。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数年的酝酿，终于启动。

村志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各个委员马上投入各方面的工作。2013年二月黄超、黄浩商讨草拟了《西岗村志纲目提要》，六月委员会成员到县档案局查阅四清及其他档案资料，2014年二月取得镇派出所西岗村户口材料，之后黄秀峰、赵龙费时一年时间调查获取西岗村民的家庭财产资料。期间黄超把几十年工作积累的统计记录找出来，黄进也把六七十年代西岗村的人口经济资料从箱底翻找出来。西岗村民也对村志编纂非常支持，把在家里存放多年的地契、分家协约等资料拿出来，供村志编纂委员会参考。

我回国除了跟村志编纂委员会交流商讨村志编纂事宜，也会跟村外一些专家学者交流，学习村志写作的经验。2014年有幸跟曾任邯郸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先生交流。 我很清楚记下刘先生提出编写村志需要注意的三点方面：真实、全面、深入。刘先生还介绍我认识历时十年完成《河北铺村志》的主编赵海京和主笔杜振国先生。与他们直接交流后，我再把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经验通过电话和QQ转达给黄超先生，同时也把他们赠送的村志转交给主编黄超参考。

我每年在国内时间有限，跟西岗村志编纂委员会的交流大都通过QQ或微信进行。比如宋玉香、黄超输入人口数据后传送给我，我把处理好的统计表格再传送回去，再由他们根据实际修改。这样反反复复多次，虽然耗费时间精力，但从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更多获得的是快乐。我的学生王干一、刘晴和在多伦多的外甥女玲玲也帮助处理了一些统计和文字材料，在此表示感谢！

在国内的有限时间里，我分别和黄庆、黄秀峰、宋玉香一起访问了郭臣、黄梅春、郭茂林、黄志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向他们了解西岗村的历史经济人口状况。每次访谈全程录像，然后根据录像整理成文字资料提供给村志编纂委员会。记得郭臣当时身体很好，夏天光着膀子坐在院子里两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兴致勃勃地讲他年轻时参加战争抬担架、解放前做长工、和公社制做村干部的故事。郭茂林和黄梅春听力不好，访问他们时我把准备的问题打在手提电脑的屏幕上，他们按读到的问题来做详细解答。我也感叹黄志老先生八十多岁高龄还记得土改时西岗村的家庭、人口数字。黄梅春先生总觉得我做这些工作非常辛苦，而且是为西岗村做贡献，向郭泽民提议要请我到他家里做客，请我吃饭。我总觉得老人请小辈吃饭，不敢接受，婉言谢绝， 答应将来等村志完成后大家可以一起聚聚，好好庆祝一下。可惜，黄梅春、郭臣先生，不幸先后驾鹤仙逝，再也没有机会和我们在一起喝一杯茶、讲一句话！每想至此，不禁潸然泪下。

在村志编撰的整个过程当中，主编黄超先生功不可没。黄超先生是我长辈，但是我们交往没有任何年龄障碍，是我一生难得的忘年交！从1992年我第一次到西岗村，至这次村志写作，我从先生那里学到很多。黄先生拿出时间耗费精力、孜孜不倦地熬夜、奔波，亲自参与数据调查、分析写作，最终拿出沉甸甸的书稿呈现给大家。谈起修志得失，黄先生说的一句话让我很受感动，至今不能忘怀，那就是：“上对得起先辈，下对得起后人。”我的理解，黄先生就是要努力把西岗的历史和现状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文化财富保留传递给后人。

其实编纂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及西岗村的村民，都跟黄超先生的目标一致，各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为村志编纂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最初形成村志写作的想法、到村志完成出版都是西岗村自己努力完成的。我在此之前在西岗村的生活工作，和在此之中对村志编纂的参与，一直被西岗村民接受和关照，大家还亲切地授予我荣誉村民的称号，这是我至此二十五年来得到的最大荣誉和骄傲！

                                                  2015年6月5日写于加拿大多伦多

（本文作者系留学荷兰博士、曾就职博兹瓦纳大学联合国人口基金全球人口与发展培训项目教员、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现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