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她们（十四）——林徽因：太太客厅今何在个人日记

寻找她们（十四）——林徽因：太太客厅今何在

个人日记

林徽因：太太客厅今何在
伊北

　　现如今，有心思去北总布胡同访旧的人，不是去赵家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那大半便是冲着“太太的客厅”这个别致的名号去的文艺青年。

　　位于沙滩路中国美术馆以东，朝阳门外交部以西的北总布胡同，乍看上去，似乎很平凡：灰蓝的墙裙，空气显得很静，高大的洋槐树立在小路边，这时节花落如雨。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居住过，北总布胡同3号，是他们的过去的家。

　　这里，曾是北平城里著名的文学沙龙。把西方沙龙文化移植到北平城，是林徽因的聪明，虽然这沙龙，多少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那个时代的时尚，经过时光的洗礼，在我们这个大量复制的时代里，格外显得匠心独具：太太的客厅，太太二字，赋予了这客厅知性之光，她不是爱搓麻将的太太，不是拎篮子上街买菜的太太，不是麻缠在丈夫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太太，这里的太太很优雅、很知性、很健谈，懂得人的心思，这里的太太往往能点石成金。

　　这沙龙的设计亦很别致：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形的廊庑，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笼子里有鸟，窗下放着一个小小的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玻璃上放着一只大墨碗，白瓷笔筒插着几只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太太客厅女主人林徽因

　　沙龙的形式是舶来的，可这沙龙，却是真真切切的中国化，三五好友，聚集一处，坐在温软的沙发里，喝茶谈天，更像是魏晋时期的清谈。就是在这个1930年代北平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中国式文学沙龙里，女主人林徽因，仿似一个牢牢把持着人间事的女神，扬起手中的绿柳枝条，轻轻一甩，就轻松布置了这一切。她是带着光来到这世上的，她婉丽的容貌、玲珑的心、横溢的才华、机巧的语言，五彩斑斓地装点了她的人生，所有的男性都要对她朝拜。

　　这样的众星捧月，当然也会引起女性的嫉妒，同行是冤家（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当年身在北平的冰心女士，不无深意地写下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碰巧林徽因从山西考察唐朝古建筑回来，听闻此事，她无恼亦无怒，不动声色送了一坛子随身带回来的山西老陈醋过去，谢女士只能暗自叫苦。

　　都是聪明伶俐活在云端的女子，仅有一次交手，也是点到为止，不见刀光剑影，却杀人于无形。多年以后，当人们问起冰心当年这篇文章是不是讽刺林徽因时，冰心打了个马虎眼，移花接木地说这是写陆小曼的，可人家小曼，顶多也只有牌搭子，戏搭子，哪有兴致谈诗？这种遮掩，反倒彰显了一种锥心刺骨的耿耿于怀。

　　最佩服林徽因的，就在于她总是很焦点，天生当明星的范儿，这种与生俱来的当仁不让，显示了一代才女的超强优越性。一向温婉慈祥的谢女士，写下那小说，估计也实在是看不过林女士的焦点派头，想压压太太的气势，但又有何办法？有人吸引力太足，天生当A卡的料，老天爷提拔，不服不行。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去，注定千山独行，李嘉欣容姿绝美，注定一辈子没闺蜜，超出太多，只能独善其身。林徽因的可贵，还在于她看似不经心的努力，却往往造成最大的效果。这种效果的形成，不能不归因于她强有力的个人魅力。

　　林徽因以太太的名义，主持北总布三号沙龙之时，北平文坛正一片萧条，大革命失败的痛楚，让大家都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各自为政。1931年，徐志摩去世，“新月派”同人不少都搬到了上海，北平的几个刊物，和一批颇有才华的作者，就在那烦闷无聊的空气里日渐消沉着。

　　林徽因的回归（从沈阳回北京养病），像是一阵春雷，唤醒了沉睡许久的文艺女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对于1930年代“京派”文学的形成，是提纲挈领的。

　　《大公报》副刊的两任主编沈从文和萧乾，均是她沙龙的常客。她叫沈从文二哥，从文亦是同她无话不谈，即便是夫妻吵架这样的私事，沈从文也低语与她倾诉。萧乾当时二十出头，还在燕京大学读书，林徽因看到了他的小说《蚕》便召唤他来，萧乾幸运地走进了这个圈子，后来接过沈从文的枪，去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

　　不知道是不是借了太太的灵气，这时期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是繁盛的，呈现出一种翩若惊鸿的姿态，它好似那浓黑的时代云朵边上夺目的金边，妖娆得惊动世人。文艺副刊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们评了个奖--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回评选，梁太太必定一番精准的高谈阔论，她认为散文集《画梦录》胜过剧本《日出》，《日出》主题及内容都很好，只是场景中穿插过多而显得杂乱。一语中的。

而今陷落的“太太的客厅”

　　往日的斑斓就这么在脑间浮光掠影着，那过去的时代，就好像一场生动的传奇剧，往日的人物皮影似的在脑海中游走，原本平凡的生活，经过艺术的选择而分外迷人，我们的寻找是一种回溯，因为有选择，所以精彩。

　　可当我们走入北总布胡同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3号。当年火烧赵家楼的遗址赫然在立，墙挂金匾，姿势勇猛一如往日，可那个灰城里顶时髦一簇沙龙，却仿佛打入民间的皇家金枝，不施粉黛，隐姓埋名藏身于市井中，泯然众人。寻寻觅觅，四处查问，我们才知道，当年的3号已经成了24号。

　　我们不敢有太多期许。战争的洗礼，岁月的变迁，多少大事件发生过，多少人痛苦过，这小小的文学沙龙，又能有多大支撑力，去承载北平这老城的历史？那活泼的太太客厅，作为1930年代知识分子聚集的一个富有情趣的所在，在当今盛世，这才作为一种有情趣的文化留存，慢慢浮现在世人的眼中，至于旧址，能不能留存下来，难说。若是有人问：那巴黎的街头的一个咖啡馆，为什么都能保存几百年，我们难得出了别致的沙龙，为什么就不能保存、维护？

　　何止千千万万！只能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人世间的种种不得已，我们可以感慨，但终究也得接受历史的遗赠。重建？大可不必，兴与废都自有一种情调，一夜建起的圆明园，有何意趣？我们心头的一段哀思，反倒因废墟的存在而繁盛。

　　果不其然，太太的客厅陷落了。

　　北总布胡同，当年的太太客厅

　　二十四号的门道很窄，朝北的门，正对着一堵灰墙（估计是后来改建的）。那红漆的门脸，已然斑驳，隔壁小饭馆的厨房挤压着它，不时地熏染出油气冲天的炊烟。门口颓然地放着一只烤山芋用的大炉子，几辆破旧的自行车歪靠在墙边。院子里更糟，旧房屋已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生硬的筒子楼，仿佛从天而降似的占据了整个中心地带。一株没有名目的树伴着地上的没有名目的野草旁逸斜出地生长着，向我们演绎着一种苍茫。我们绕过筒子楼，发现后院还有一排房子，高高的窗户，依稀可见当年景观。那房门口的两只鸭子在啄食水盆里的死虾，我们突兀的来访惊扰它们用餐，它们忍不住嘎嘎叫起来。主人闻声推门而出，望见我们，两眼圆瞪，呵斥道：“你们想干什么？！”面面相觑。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北总布胡同三号，也许从来都没有什么特别，但偏有一方别致的客厅成全了它，眼前凄凉，也只因那历史的短暂的遗忘，而后呢，这里将会变成怎样，是推倒重建摩天大楼，还是继续小巷锁深秋？

　　折戟沉沙铁未销，太太客厅的蛛丝马迹，现在萧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之奈何？凭吊罢了。伤心桥上春波绿，曾有惊鸿照影来。曾经的美丽，如今的萧索，后人感慨系之。

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读林徽因的流亡岁月，不禁骇然，转而又肃然起敬。

　　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太太的客厅，到四川李庄某个破旧的小院子，抗战八年里，林徽因走过的路，是中国千万老一辈知识分子走过的路。

　　他们颠沛流离，却坚忍乐观。战火连天，他们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这充满荆棘与炮火的征途上，林徽因始终病着，看她这时期的照片，可以明显感觉到她容貌的巨大变化：由清丽转清癯，但她眼睛里仍然有光。

　　林徽因那优雅的气质，在跳脱出雍容的客厅之后，一头扎进烦乱艰辛的流亡生活中，风吹雨打，百转千回……可它并没有被埋没，反倒因为周围的晦暗，而衬出了一线闪光。这闪光，仿佛一颗珍珠埋藏在粗黄的沙砾中，经大浪淘洗，终显出自己真实的模样。

　　北平时代，太太的客厅里的林徽因，可贵的是一种优雅的情调，这情调，是从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淬炼出的花朵，艳而不俗；而流亡中的林徽因，最可贵的，则是她代表了千千万万坚忍的中国女性，她们于孤陋的一角，默默承受着伤痛、贫穷、恐惧和孤独，日日遥望黑暗天幕中的北斗，祈盼，等待一线曙光。

　　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种平凡人生命或可涌现的英雄主义，在流亡中的林徽因身上倒映了出来。

　　经历了这么多，林徽因从一个犀利雍容的少妇，转身迈入圆融宽厚的中老年。生命太短，未尽的事业却那么长，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八年抗战，无形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伴随着这种改变，战争，也以它几乎无可抗拒的残酷姿态，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对事业的看法。经历过失去的他们，较现在的人们，更懂得什么叫，热爱。

北平--长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城内交通断绝数日，8月5日，平津铁路才恢复通车，困居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准备离开北平。

　　此时的林徽因，肺部已经产生了空洞，纠缠她一生的病痛，随着战火的点燃，也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向这个柔弱的女子发起最猛烈的攻击。林徽因柔弱的身体，如履薄冰，一个小小的感冒，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此时的梁思成，脊椎软组织开始硬化，他只能每天在衬衣里穿着一副量身定做的铁架子，以支撑脊椎。

　　1937年的夏天，对于林徽因一家来说，无疑是个最坏的旅行季节，未卜的前途，仿佛一条乌黑的甬道，钻进去，终点在哪，无从知晓。在这个时节举家迁徙，步履蹒跚几乎是必然，可有什么办法呢，战火烧到了生活的边沿，走出去，心中总归还有个生的信念。

　　轻装上阵。病体沉重，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不得不舍弃北平家中那些精致的岁月积累，除了生活必须的钱和工作必需论文、古建筑研究资料，字画古董服装摆设只能统统放弃。战争打碎了林徽因原本完整的家庭体系，仿佛打碎了一件美丽的玻璃樽，一地碎片中，林徽因只能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块。

　　1937年8月，林徽因出发了。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坐船到烟台，再转车至潍坊、青岛，之后乘火车至济南，再到郑州，最后抵达大后方长沙。这一路上，林徽因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二十次，堪称她人生中最密集的辗转，身体劳累至极点，但她依旧保持乐观。

　　在这逃亡途中短暂的居留地长沙，人们的心情是烦闷的，可林徽因的家中，却时常传出嘹亮的歌声，他们以歌声赶走心头的阴云，用希望点燃对美好的明天的期许。林徽因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团聚人的力量，她用她的优雅和坚定，影响周围的人，她仿佛神话中懂得人心灵密语的女神，总能够在人们最困惑的时候，给予他们心灵的安慰。

　　1937年10月，长沙阴雨绵绵。梁思成的弟弟辗转来到长沙，他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准备迁往昆明。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是民间组织，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也准备随研究院一起去昆明。

　　天气渐渐转凉，林徽因的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战时路途格外崎岖，昆明说近也远，到底要不要去？林梁二人犹豫了。可战争的残酷不由得他们犹豫，日军轰炸了长沙，林徽因的临时住所，被炸成一片废墟，长沙非久留之地。林徽因一家不得不再次出发。
　　

长沙--昆明

　　1937年12月初，林徽因一家离开长沙，奔赴昆明。在这途中，经沈从文写信再三邀请（沈从文此时在武昌），梁思成夫妇决定在路过沅陵时停两天，去沈从文的老家看看。美丽的湘西景致，恐怕是林徽因流亡路上看到的唯一亮色。友情的安慰，片刻驻足观望，劫后余生，这炮火中的瞬间而过的宁静淡雅，仿佛沙漠中镶嵌的明珠似的绿洲，解渴亦解烦。

　　可短暂的良辰美景，到底不能解除林徽因的苦痛，精神上的舒缓，转眼间就被肉体的折磨所冲淡，走到湘黔边境的小地方晃县时，林徽因病倒了，感冒多日，并发了肺炎，她高烧不止。穷乡僻壤，没有医院，买不到抗生素，就连住宿的地方，都被逃往的难民挤得满坑满谷。几经周折，他们才找到住地，并服用了中药。

　　这一次大病，对于林徽因来说，无疑是生命的重创，它仿佛是个临界点，彻底宣布了林徽因病况的不可复原，疾病用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消磨去林徽因原本已经为数不多的元气，林徽因未来的人生，一直受到这次大病后遗症的困扰。

　　病来山倒，病去抽丝，林徽因躺在帆布的行军床上，气若游丝，可她依旧不愿意耽误行程，执意离开这个不祥之地。1938年1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一家抵达了昆明。

昆明--李庄

　　在昆明的岁月，仿佛是林徽因李庄时代的前篇，生活真正开始考验起了林徽因。刚到昆明，梁思成就病倒了，脊椎病的发作，使他背部肌肉痉挛，难以入睡。在医生的建议下，梁思成切除了扁桃体，可扁桃体的切除，又引发了牙周炎，梁思成疼得水都不能喝，医生只好拔掉了他所有的牙齿，半年之内，梁思成只能半躺在帆布椅上，生活重担完全担负在了林徽因身上。

　　此时的林徽因，就像是打落凡间的七仙女，环境困窘，仙术无从施展，深入农家，入乡随俗，什么粗活累活都要干。从上流社会走向底层，林徽因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娇气二字在她身上一点看不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坚忍的担当，以及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怎能不令人动容？为了赚钱，林徽因便去给云南大学的学生补习英语，每周六节课，每月挣四十块课时费，每次上课她都必须翻过四个山坡，昆明海拔高，稀薄的空气对林徽因的肺，是个巨大考验，可她依旧坚持往来。

　　月底拿到钱，她第一个要买的，便是外出考察古建筑用的皮尺，价值二十三快，占了工资的一半。林徽因的买皮尺，让我想起张爱玲小时候得到五块钱稿费时第一时间便跑去买了支口红，这两者之间，相似之处，是她们对于所买之物，都有一种真的热爱；相异之处，是张爱玲是对生活之爱，有点负气的，林徽因是对事业之爱，她是把事业当生命。

　　为了生活，他们还帮人设计私人住宅，可往往拿不到应得的报酬；他们也曾颇不情愿地去出席权贵们的宴会，可宴会当场，林徽因必做声明：“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两人都不能烟”--始终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清绝。

　　朋友们陆续来到昆明。林徽因的生命中，始终不缺朋友，在这个朋友圈子里，她仿佛永远是最受瞩目的圆心，这其中，她和金岳霖的友谊令人叫绝。金之于林，蓝颜知己有之，护花使者有之；林之于金，是美的化身，是人间唯一的精灵；他对于她，有瞻望女神般的崇拜，进而生出了守护之爱，但又绝不会去跨越雷池，这种恰到好处的友情，实属难得。这是林徽因的幸运。

　　林徽因在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喜欢听老金和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是同一类人。”的确，战火与厮杀的边缘上，同一类人簇在一处，这多少能给林徽因一些心灵上的温暖，大家手牵手，肩并肩，那种“在一起”的凝聚力，支撑着每个人的神经。

　　家庭生活的温暖，同样给林徽因带来安慰，她曾写道：“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军事发明。”

　　温和的丈夫、幽默的朋友、可爱的孩子，林徽因仿佛在大后方重新找到了女人应该有的完整的生命，昆明稀薄的空气里，林徽因暂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和煦阳光。

　　还有他们心爱的建筑事业。在昆明的日子里，世界建筑的权威期刊《笔尖》发表了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论文。这无疑成了梁思成继续努力向前的巨大动力，1939年秋，梁思成和同事们用了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大半个四川。而后方的家庭，则全靠林徽因支持着。可谁知道，新的迁徙，又将到来。

中年林徽因

　　
李庄--重庆

　　生命的可怖，在于它往往能够以一种无可想象的方式，一直坏下去。1940年年底，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乘车离开昆明去往李庄。如果说身体的病痛，林徽因还可以用药物来勉强对抗，那么精神的贫乏，她又将如何忍受？离开昆明，抵达这个到重庆都要走三天水路的李庄，林徽因失去的，不仅仅是与城市生活的一切物质联系，还有那些相濡以沫的朋友，此时的林徽因，走向的，更像是一个只能独自面对的没有硝烟的战场，那无边的说不出的孤寂，真能让人发疯，在踏上李庄土地的一刻，她哪里知道，她将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五年。

　　林徽因又病倒了，四川阴冷潮湿的冬天，让她的肺病越发严重，高烧的阴影再一次笼罩在林徽因身上，没有商店，没有医院，在仅有的几间农舍平房里，林徽因苦熬着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心急如焚的梁思成学会了给病妻打针，肌肉注射，静脉注射，一点一滴，他期盼着林徽因的康复，一盼几个月，林徽因终于退了烧。

　　在给沈从文的信里，林徽因写道：“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不需要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她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难得的是，这句子里，竟没有哀音，有的只是一个女子冷静的诘问。

　　然而灾难还没有完。1941年春天，林徽因的飞行员弟弟林恒，在保卫成都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介于林徽因的病情和精神状况，梁思成三年之后才告诉林徽因。在李庄的岁月里，林徽因和母亲的关系，也曾遭遇考验，可林徽因又必须去理解妈妈，毕竟在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都要接受寂寞的冲击。

　　可这灾难的泥塘里，到底还有坚持，在与世隔绝的李庄，林徽因彻底远离了文学界，五年的时间里，她也只写了几首诗（目前看到三首是《一天》、《忧郁》、和《十一月的小乡村》），封闭的生活，让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建筑研究中来，就是在那个偏僻的，地图上都无法发现的李庄，梁思成林徽因开始着手写作《中国建筑史》，他们为自己能不动摇地干着自己的工作而自豪。

　　除了视之如生命的工作，李庄的生活里，当然也有短暂的欢愉。老金的探望，英国友人李约瑟博士的到访，都曾给他们孤寂的生活，带来过一些别样的色彩。他们依旧会在下午四五点钟聊天，喝着粗茶，但精神上的交流，让他们很欣慰，他们到底是同一类人，他们还在一起，变化的只是空间和时间，不变的朴素的友谊，在战火的洗礼下，更加真纯可贵。

　　林徽因还会给孩子们读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和《贝多芬传》，用英雄主义的精神养料，补养孩子们，同时也激励自己，努力和病魔抗争。

　　战争仿佛永远不会完，可战争到底结束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美国友人费慰梅来李庄看望了她，不久，她便在梁思成的陪同下，离开李庄，去了重庆。她终于熬了过来，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林徽因，坐在船头，望着那忧郁的小村落，风吹过来，吹散了那忧郁，桨打在水中，哗啦哗啦，打碎了几年的乡愁与寂寞，划上了曲折的归路。那长长的日影，借着人与桨，映在水面上，缓缓向前，仿佛这村庄最后的依恋。

　　对于这样一个原本平凡的小村落，日后的林徽因会是以怎样的心情想起？抱怨、诅咒、还是有点淡淡的哀伤，抑或是苦后微微的甜？一路流亡，一路受伤，抵达李庄，生活给了林徽因一个彻头彻尾赤裸裸的真相，这真相面目狰狞张牙舞爪，仿佛滔天巨浪，险些要把林徽因的生命之舟葬送，可即便如此，在经历了这许多风雨，林徽因依旧是热爱生活，这种热爱，因为有了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而格外深沉。看透了人间苦乐，林徽因彻底坚强起来。

重庆--昆明--北平

　　离开李庄，抵达重庆，回李庄的航道短时期竟中断了，上天仿佛不再想让林徽因回到那个枯寂的村落。1946年，在友人的安排下，林徽因飞往昆明养病，时年7月，林徽因一家乘飞机回到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