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树林

 

    刘青山和张子善得知毛泽东批示要处决他们时，刘青山曾经向组织提出过请求考虑让儿子读书的问题，这之前周恩来就给他安排好了，他的儿子组织会给他抚养、教育。其实，知识分子出生的张子善，在得知毛泽东批示要处决他和刘青山之时，他没有之女念及，而是给河北省委提出请求，要求处决他，留下农民干部出身的红小鬼刘青山。       

    张子善有过两次婚姻，也有过儿子。

    他的第一任妻子叫黎烈岩，在地委材料室工作，他们二人也是由组织上介绍的。黎烈岩出身富裕人家，独生女，有文化，很能写，但也很任性。张子善有些古板，因此二人合不来。他们有过一个儿子铁雄，儿子3岁那年，患上肺炎，战争年代忙于工作，加之缺医少药，病死了。由此他们的感情愈来愈疏远，最后只有分道扬镳。

    张子善第二任妻子赵玉秀曾是医学院的学生，也有个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叫张作仁，是县游击大队队长，他们有一儿一女，后来张作仁作战牺牲。1949年由组织上介绍，赵玉秀带着两个孩子和张子善走到了一起。1952年2月张子善被处决，3年时间共同生活仅几个月的光景，其间不是张子善在外面工作，就是赵玉秀在外面学习，他们也没有子女。张子善和赵玉秀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过仅仅几个月，但是，就是这几个月也足以让赵玉秀铭记一生！

     父被杀母改嫁，少年孤身求学谋生计

     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7岁、老二刘铁甲4岁、老三刘铁兵仅几个月。三兄弟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天津市西郊杨柳青镇估衣街47号石家大院。刚刚度过六周岁生日不久的刘铁骑已经用粉笔在自家的墙上画了62个道。“爸爸出差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他奇怪地问29岁的母亲范勇。

　　原来，两个多月前，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大会”的刘青山出国后，想念父亲的大儿子刘铁骑每天就在墙上画一个道。

　　母亲强忍着不告诉他真相。直到刘铁骑听同学们说父亲刘青山就在这一天已经被政府枪毙了，他猛地扑到母亲怀里放声大哭：“人家说我爸爸是贪污犯，早就枪毙了！是不是啊？人家还问我为什么不姓爸爸的姓，改姓妈妈的姓了？”

　　从此，这个原本是高官的儿子一下子懂事多了，帮母亲做家务，还常常规劝母亲。学习也比以前更用功了，从不用母亲管。从小学一年级到毕业，一直是班干部，学习成绩从没掉下前三名。

　　很快，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范勇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

　　15元在当时的概念是：等于小米150斤;或鸡蛋30斤;或羊肉30斤;或牛肉21斤;或猪肉15斤;或鱼50斤;或棉线汗衫15件……

　　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机关干部根据级别不同所供给的小米也就不同，每个人的生活费标准是用小米(当时约1角1斤)来折合的。小灶约220斤(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中灶约180斤(科级干部);大灶约120斤(一般科员)。也就是说，1952年的15元，基本能满足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费用。

　　然而，1954年4月，承受不了压力的范勇终于改嫁给一个叫张月东的男子。得知消息的石家庄市政府曾一度停止了两个孩子的抚恤金(后来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原来的供给)。

　　这样一来，改嫁后的范勇除了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更重了。1957年，范勇终于忍不住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为此发牢骚。结果，当即就被打成右派，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扫地出门，遣送农村，停发生活费十二年零三个月。一直到1978年，才得到有关部门关于“范勇同志属于错划右派，予以纠正”的结论。刘青山的二儿子刘铁甲这个时候就被叔叔刘恒山领回老家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1958年，6岁的铁兵也被送回南章村。

    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范勇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命运之神毫不吝啬地将不幸和痛苦降临到三个孩子身上。大弟弟铁甲忧伤地对铁骑说：“哥哥，咱们哥仨爹死了，娘也改嫁了，现在只能寄人篱下，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父母的疼爱，咱们就听天由命吧！什么也别想了……”

　　但刘铁骑不这么想。他自懂事起就对母亲改嫁不满。即便是时至今日，他仍然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我们三个并没有因为她改嫁而变得日子好过，相反，日子更苦！”

　　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他所言。
 

    老大铁骑历经周折成绩优异考入大学

    1965年，刘铁骑报考了北京石油学院。当时石油学院招生办设在南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报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顿觉事情严重，连夜返回北京向校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同意接收刘铁骑入学。

    当时的个人档案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栏必填：“亲属中是否有人被杀关管(即被枪毙、关押、管制)。”大大咧咧的刘铁骑毫不隐讳地如实填写。所以，很快地，刘铁骑走到哪里，就成了哪里的“名人”(或者说是名人的后代)。“大贪污犯的儿子刘铁骑被录取了，在xx系xx班上学。”这样的传言到处都是。甚至他拎着饭盒刚刚走进食堂打饭，都能听到背后的女生小声说：“看！就是这个人！刘青山的儿子来了！”

    “文革”初期，范勇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在校读书的刘铁骑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而毕业后的他就没有那么侥幸了。1970年7月，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这个工厂里，哪里苦哪里累，他就被派到哪里，最常干的事是去车间出炉灰。总是干干净净地进去，灰头土脸地出来。
 
    摒弃“血统论”，邻家妹誓嫁“贪官后代”

　　在叔叔家长大的刘铁骑从小就和叔叔家邻居的女儿刘继先认识，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还同在一所中学念书。两个人岁数相当，接触得就多了，刘继先对刘铁骑兄弟的遭遇给予莫大的同情。她比刘铁骑早一年考入河北医学院，1969年毕业后分配在涞源县工作。

　　刘铁骑身高176厘米，天然卷发，戴一副近视眼镜，风度儒雅；刘继先清秀贤惠，是当年难得的知识女性。在刘继先毕业后的第二年，刘铁骑也毕业了。两个原本就有好感的年轻人慢慢地向家人公开了恋情。

　　当刘继先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告诉父母时，父亲有很大的顾虑，他不无担忧地对女儿说：“不是爸爸反对你们的爱情，也不是铁骑这孩子哪儿不好，爸爸是担心铁骑的家庭背景会影响你一辈子啊！”刘继先坚定地对父母说：“我不相信‘血统论’会统治人们一辈子！难道铁骑的父亲是贪官，铁骑就注定会是一个贪污犯？我决定嫁给他，就不管他的家庭是一个什么背景，更不怕受影响。就算是跟着他去坐牢，我也跟定了！”身为安国县基层干部的刘继先之父见女儿如此坚定，就说，也好，找个知根知底的，家里也放心。

     1972年，刘铁骑和刘继先这对恋人，走进了婚姻殿堂。1975年，刘铁骑调到刚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刘继先也跟随刘铁骑来到廊坊。

     刘铁骑的居室为小三室一厅，家中摆设简朴，夫妻感情甚笃。其妻刘继先提前退休，原是管道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铁骑夫妇有一对令他们满意的儿女。刘铁骑为女儿取名刘晓，为儿子取名刘嵌，都带有一个“山”字，不难看出，刘铁骑无疑以次纪念父亲刘青山。这一儿一女长大后都考上了大学，女儿现在英国伦敦定居;儿子现在中国石油下属的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总的来说，刘铁骑一家四口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由于刘青山的影响，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一家四口入党的愿望全部落空。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刘铁骑退休后又到一家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妻子刘继先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效益还不错。儿子、女儿都结婚了，生活得很安稳。
 

    参军被刷吃尽苦头老二老三先后务农

    1958年，刘铁兵和叔叔回南章村生活后，刘铁骑更觉孤单。因为母亲范勇和张月东婚后又生一子，母亲的爱逐渐转到新建的家庭中。1959年，在石家庄市上初中的刘铁骑再也不愿过这种令人尴尬的日子，终于也回到了南章村。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在老家务农，用其母范勇的话说，就数铁甲吃的苦最多，也数他最能干。他去东北编箩卖艺，脚上穿着单鞋，两只手冻得不成样子，在冰天雪地中走街串巷遭了大罪。1976年，管道局在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上名，刘铁甲由此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刘铁甲现在华北油田二连输油公司维修处电工班任班长，其家属是临时工。铁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现年27岁，已婚，在管道局承包的苏丹某项工程中任财会人员。老二刘岙，中专毕业，25岁，在上海管道局与日本合资兴建的一家公司搞集装箱运输。

    老三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父亲的事被刷下来。不久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才得以农转非，后调回安国。他有3个孩子，两儿一女。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更多地给儿子们的心灵上带来的是永远也无法治愈的创伤！（源自《人生与伴侣》、《“建国第一贪”后人今安在》等文章编辑配图）
  
    （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