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

待分配的日子

中学毕业，已是秋天，在等待分配的时日里，我不愿意和同学们四处去野，多数是在家安安静静的读书，那时候只要是有书，不管是什么内容，都能看进去，读遍了所有能搜罗到手的书，实在没新书可看，我就读《毛泽东选集》，几个月下来，我基本上通读了1-4卷，我特别喜欢读毛主席有关军事、战争的文章，还有那些注释，从中知道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基本脉络，知道了好多共产党著名人物，著名将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位置，无意当中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有了很大影响。

那时的人，无论单位和家长都不喜欢孩子无所事事。秋收的季节到了，林场组织我们去“五七”家属生产队帮忙，我们自然贪恋那一天二元的工钱，活计简单，跟在犁杖后面捡土豆，土篮子满了，倒在大堆上就得。中午吃饭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光，用几块石头支起一口硕大的铁锅里，熬着土豆、大头菜汤，开饭了，争先恐后的抢，就着自家带的大饼子，嘴里吃着，眼睛看着锅，尽管是放了一点可怜的油，大伙吃的异常美味珍馐，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美美的。

忙罢秋收，林区已是白雪皑皑，林场分配我们去梨树沟打柈子，这是60年代初，林场作业时，困山的老愣场底子。原木有些朽，尽管是披星戴月，翻山越岭，往返三十余里，一天五元的计件工资收入，还是叫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接下来还是没有统一分配的消息，父亲说去山里打松籽卖钱，用征询的眼光问我敢不敢爬树，看着鬓发斑白的父亲，想着父亲为了家终年累月辛勤劳作，我鼻子一酸，故作轻松的说：敢啊，恐怕比你还强呢！说心里话，我小时候比较文静，还真没爬过大树。待到山里，看着高挺的松树，头直发晕，才知道父亲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咬咬牙，学着父亲的样子，把绳子一头栓一铁砣，抛向离地面最近的树杈，晃动绳子，使其沉下来，拽着绳子爬上去，身后栓一根两米来长，前端代叉的棍子， 脚踩着树杈，一直爬到树顶，待到树梢，树高风大，摇晃不止，腿肚子直抖，汗透衣衫。用力摇，松塔纷纷下落，余下的用棍子捅。那年松籽丰收，一棵树几乎是满满的一麻袋，回家后，吃完晚饭，一家人连夜捶出松籽，记得是四毛钱一斤，一天下来，收入三十元左右，看着老妈脸上的笑容，心里陡然间有了男子汉的感觉。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我们自然是上山，一夜间都成了没知识的知识青年！除一部分到白河、石长林场外，大多分到了工程处，一个工程四连一下子就去了二百多知青。

工程四连

记得在十一月初，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在新兴林场下车，徒步二十多里，来到了工作的地点。那是林业局的深山腹地，远远望去，山连着山，山外还有山，待到近前，大树遮天蔽日，没有人家，听不到鸡鸣狗咬，靠河边几座孤零零的旧帐篷，隐隐约约掩在树林里，这是林业局工程处从事修路的一个工段，当时突出军事化，叫工程四连。

连里领导和老工人的热情使我们忐忑的心稍许放松，我们各自被领进了早已分配好所属排的帐篷。帐篷好大，住三十多人，通长两座大火墙，前后两排隔两米来远一块窗户，光线透过黄蒙蒙的玻璃射过来，弱弱的，屋里很暗，大通铺，俩人之间用一块木板隔开来，上面放牙具、茶缸什么的，铺底下，铁锨，镐头，钢钎，大锤，待修的单车轮子，杂七杂八满满当当。。

清晨一阵刺耳的口哨声，把我们惊醒，这才想起昨天大会上连长强调的早起出操的事。

那时正是中苏边境吃紧的时候，全国各地备战、备荒、准备打仗，我们都是武装基干民兵编制，日常活动军事化味道很浓。连有值星排长，排有值星班长，五点吹哨起床洗漱，五点半集合，出操，练队列，练刺杀。再吹哨，开饭，上工。收工回来，吃罢晚饭，就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大多是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社论，学习前唱歌，几百人放开喉咙，大唱革命歌曲，工人师傅们虽然唱得南腔北调，但是极认真，看见他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们也不好嘻嘻哈哈。

到连队之初，我们十几个人被连里抽出来，在三个老工人带领下，专门放炮。深山老林里修路，在路影伐开后，第二道工序就是把密密麻麻的树座子统统炸掉，年轻人喜欢新鲜、刺激，这活干着开心。在树根下掏出炮眼，填炸药，装导火索，捣实，一天发一包烟用来点炮，我抽烟就是自此而始。一次几十炮响起，飞沙走石，腾起团团烟雾，树根炸成碎条飞向高空，乌压压的再落下来，一开始跑的远远的，按规定在粗原木马架子里躲炮，后来就不以为然了，在不远处，找个大树躲在后面了事，为这，没少挨连里的批评。16.7岁贪玩，过足了放炮的瘾，比小时候玩战斗兴趣多多。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两个多月才回到工组，正经八百的开山、修公路。

我们正式上套了，开山打炮眼，装车，推车，样样活都不轻松，看似简单，处处有门道，装车，铁锨插在沙石块里，嘎吱嘎吱响，就不往里进，满载的独轮铁车分量不轻，我单薄的身体根本控制不了，打炮眼更是凶险，六米来深的炮眼，靠一锤锤打出来，一锤下去一个白印，记得神树小王掌钳子，小陈抡大锤，一锤打在了小王的脑袋上。差点开花，据说现在还有后遗症。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路基在脚下一点点延伸，脸黑了，手上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8磅大锤可以抡圆了砸下去，一气几个小时脸不变色心不跳，一车车的沙石推过去，可以倒着拉空车回来，逞强时二百多斤的大石块，一个人就能捧到铁车上，较起劲来俩人抬500多斤的石头是常事，我们是自幼在山上长大的孩子，干这些强体力活，自然有体力，耐力的优势，评工资时占了上风。那时的生产管理，一靠政治思想鼓动，天天晚上开会，连里对各排，班的工程进度，质量，好人好事进行讲评，有时工组还要接着开小会，对每个人的表现进行评论，谈心，一帮一，一对红……；二是大批判开路，对“地富反坏右”，一点小事就无限上纲，开大会，全连大批判，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动辄以他们说事。吃完晚饭，我们政治学习，他们不得参加，扫雪，刨尿冰。那些人里，我对一个叫宋清涛的印象极深，大个，180左右，相貌堂堂，沉默寡言，喜欢裹绑腿，走，做，站挺胸抬头，腰板直挺，在如此环境下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风姿 。孔武有力，刨起尿冰，一镐下去，冰茬四溅，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批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自然是在黑五类之列，据说他哥哥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在如此政治高压之下，弄得一部分人灰蓬土脸，整日里压抑着。我的好几个同学还因此而“因祸得福”。成分不好，平时有什么好事，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当工人，就业，根本没他们的份，只得另寻出路，自学初、高中的课程，到了恢复高考时，纷纷考上了大学，中专。最近我们几个老同学相聚，谈起那段往事，感叹人生无常，塞翁失马，对他们好生羡慕。除此之外，最能调动我们这些知青积极性的就是一月一评的一、二级工资制度，一级工基本工资33元，二级工38.61，一级工必须占百分之二十，当时正值血气方刚，争强好胜的年纪，虽然差不了几个钱，但是脸面上下不来，月月评工资，人人怀里就像揣个兔子。非常敬佩老工人的秉公无私，每当评级，点点滴滴，好坏都漏不过。记得头一个月评级，班长老孙师傅第一个就提出了我：我同意小刘二级工，按理说，小刘在班里身体最单薄，但是他使尽了全力，再者，钳子秃了，往往是小刘在休息的时候去淬火，这种精神就该评二级工！那时节老工人一言九鼎，在他们的肯定下，我从来都是二级工。加之我们一个林场去的三个人，在评工资时抱成一团，耍了点心眼，先评比我们资格老的知青，然后在互相捧，老知青乐得顺水推舟，这样就苦了山下的几个知青，往往是他们垫底，其实都差不多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对他们不起。记得头一个月开支连同10月份的10多天，开了八十多元钱，心里急，晚上下班，四十多里路，贪黑骑自行车回家，迫不及待对父母讲，自己是二级工，老工人是怎么评的……一脸的骄傲。自己留下二十来元钱，做饭火，其余六十交给了母亲，在母亲接钱时，父亲的几句话，叫我终生难忘：自今日开始，家你当了，你就是无缘无故的把房子拆了，我也不会埋怨你！这就是我的父亲！

那个年代，强大的政治思想教育，使青年人思想发热，人人干起活不要命，十冬腊月甩了棉袄，穿着毛衣推车，十七.八岁正是吃死老子的时候，开山修路，样样活计累死人，一日三餐，冻白菜熬汤，放上点酱油，清汤寡水，起锅时放点“后老婆”油，浮在汤上，天天如是，吃个炒菜就是过年。活累，吃起饭来狼吞虎咽，肚子里越是没油水，越能吃，一顿一斤高粱米饭，风卷残云就吃的一干二净，每月50斤的定量根本不够，渐渐的家里也贴补不起了，兜里的几十斤粮票到下旬就没几张了，一顿只好吃六两。六两饭，也就是两平碗扣在一起，大锅闷的高粱米红小豆饭，吃起来好香好香，就是不敢放开量吃。十斤粮票给二斤细粮票，赶上吃顿好的，大伙好像不过日子了，一咬牙撑个半死。有一次食堂进了些豆猪肉，中午吃包子，食堂在黑板上特意提醒：是豆猪肉馅。我们这帮人馋红了眼，没人考虑后遗症不后遗症的，两眼放光，只盯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百十号人蜂拥而上，五个卖饭口，乌压压的全是人头，你推我搡，只听轰的一声，火墙挤倒了，浓烟滚滚，灰火四溅，挤在前边的人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回头瞥了一眼，仍然高喊着：我一斤，我一斤半，满屋子的烟灰，包子没耽误卖，老师傅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面对着高举饭票的手，实在是停不下来。买到包子的，一边走，一边吃，一溜烟跑回帐篷，一个个撑个倒仰。

谁在家带点好吃的，我们比本人还上心，一天半夜，睡的正香，迷糊糊被窝里塞进来两个馒头，原来小高在家带了包着蜂蜜的馒头，东躲西藏，还是被有心人看在眼里，半夜被大家吃了个精光，捎带着给了我两个。第二天早起那个骂啊！

还有老齐，心智有点迟钝，抠的很，谁跟他要支烟，他都会心疼一半天，那年他家杀年猪，他妈用瘦肉丝炒了一大罐子咸菜，吃饭时偷偷躲在一边吃独食，一天中午吃饭，大家故意都去抢，他急了，抱着罐子跑，昏头昏脑，竟然往山头炮口死命的跑，幸亏被躲炮的炮手发现了，上前扑倒了他，一罐咸菜摔了个七零八落，回到帐篷，他足足骂了一个中午。

难熬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冬天，直到春天，不知在那进了好几种干菜，情况才稍有好转。日子长了，生活的枯燥也叫人心里发慌，懵懵懂懂觉得缺点什么，直到有一天见了一个女人，我们才醒悟到生活中男女在一起的可贵。

一天中午饭后，都正在帐篷里休息，听见院里有人喊：出来看女人啊！霎时间不约而同，大家夺门而出齐聚在院子里，这时路基已经修完大半，汽车可以直接开到连部，只见在车上走下来一个少妇，亭亭玉立，笑靥如花，边走边说笑着，待到近前，看见一二百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她，顿时花容失色，扭头就往汽车里跑，随之是震耳的起哄声，最初发现汽车里有女人的小张这时早已逃出了人群，原来是他小婶。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工人，长年累月生产在深山老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大山里往复循环作业，单调，乏味，连见一个女人都是奢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干就是10几年，无怨无悔，真不是常人所能及。他们大多是跑腿，家在关里，除了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有时候过年都在山上，现在想起来还替他们心酸。

这期间连里出过一次大事。二百多知青里可谓人才辈出，有好多是老三届的师兄，年轻人，静极思动，才华外溢，对食堂长期积累的意见，对个别管理严格的老班、排长的不满，处于发泄，办了一个《闪电周刊》，一周一次，用毛笔小楷写满十多张包装纸，内容多是褒贬连里的事，办了两个多月，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林业局党委书记刘振生（解放不久，降职使用）表态了：《闪电周刊》的大方向是错的，打击了先进，干扰了生产。于是被勒令停刊了，亏着刘老深受无限上纲之苦，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此事。

这次事件之后，因为工程五连缺一名团支部书记，我被调到五连。

工程五连

工程五连是工程处另一个筑路工段，人员比四连少，二百多人，知青，工人各半。连部设在工程线路（东风二岔线）的前三分之一处，距东风林场（后改名南河林场）七八里路。这是一条急等着用的公路，东风林场的采伐作业就跟在我们后头。

到五连后，我被分配到一排，同时，给了一个副排长干，排长姓王，叫王崇尚，大个，180左右，江苏赣榆人，修路的活计烂熟于心，有威信，有能力，对知青们恩威有加，对我很好。我刚去时，一排正好是路影伐开后的人力小集中，那时的林区，大树比比皆是，四.五十号的四米原木，动辄几千斤，林区人抬木头，有特色，八个人抬不动的，就六个人，喊起号子，卯足了劲，往往还真管用，解放前老把式压吐血的还真不算稀奇。我那时瘦小单薄，排长顶多叫我耍龙，干些杂活，令我感动的是处处照顾我的威信，排里开会，动辄就说，小刘排长如何如何。

我那时自尊心特强，无奈力气不是说来就来的，只能以勤补弱，帐篷里的卫生自不必说，扫地归拢物件，我几乎包了，住处离水房子远，我天天早起，等排里的人起来了，每人的洗脸盆都倒上了水，炉子上还余着两桶。干活时，上工在前，收工在后，人是互敬的，渐渐的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偶尔有年轻的和我较劲，老工人几句话就会化解。看着老工人马灯下给我补鞋，补手套，心里觉得自己的付出值！

那时候共青团的工作异常活跃，“三会一课”，雷打不动，积极分子培养教育，青年的文体活动，政治学习，劳动竞赛，都有声有色。加之我又给食堂换饭票，我的业余时间，满满的，也好，在全连渐渐有了点小名气。换饭票也有好处，吃细粮不成问题，还能对好弟兄照顾一二。月初月末去处里团委开会，加上出板报，墙报，杂七杂八，一个月总有几天脱产了，在连里总算有了一席之地。

五连的活比四连难干，自春以来一天比一天烦人，林区雨多，未开发的深山老林雨更多，有一块不大的云彩，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脚下是常年不化的冻土，头上是一团小咬，尽管围着防蚊布，怎奈这些小东西，两毫米大小，无孔不入，最喜欢往眼睛，耳朵，鼻子里钻，咬人异常凶猛，浑身上下被它咬的没好地方，出奇的痒。雨后作业，跳板二十来公分宽，沾上黄泥，溜滑滑的，稍不小心车子就歪倒，弄得人焦躁不堪，火气奇大，下班回来，不顾满身的泥水，一头倒在铺上，再也不想起来。冬天更遭罪，路越修越远，最后阶段，离连部二十多里路了，中午只能带干粮，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玉米面窝头冻得像石头，拢起火堆，榛柴棍插在窝窝头的眼里，在火上烤，外面糊了，里面还是冰陀，这还不是最难受的，你吃饭，虱子也开饭，那时候，谁有多余的换洗衣服啊！脏了，都是贪黑洗了，早起穿，一到晚上帐篷里挂满了内衣外衣，好在屋里温度高，一夜就干透了，人人都有虱子，人越脏，虱子越肥，咬的难受，痒的钻心，晚上回来，都忙着抓虱子，特别是绑腿拼的衬裤，都是逢，灯黑虱子多，抓不过来，就用牙咬，卡巴卡巴的响。

对比起来，五连的伙食比四连强，我特别怀念五连的粘豆包，那年月小黄米特多，上顿黄米饭，下顿黄米饭，吃的人倒胃口，当年食堂的老师傅叫闻长栋，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好人，知道疼惜大家，苦口婆心做食堂那几个人的工作，领着他们，抱磨杆拉磨，蒸豆包，我算饭量小的，一顿也能吃一斤粮票的，加上豆馅，就是二斤，就这些，还意犹未尽的。

最好的一段时光是李连长来了之后，他也是才解放的老干部，喜欢打猎，那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这一说，带领几个炮手隔三差五就会打到野猪、山羊。伍毛钱一大碗红焖野猪肉，三毛钱一碗红烧山羊肉，一开始，一大碗还不解馋，吃完饭的还在食堂守候着，为的是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再来一碗，那一段时光出勤率特高，家里没有大事就不请假回去了，其中，红焖肉自有一份功劳。

说起打猎，还有一段惊险的故事。那是70年过小年的头一天，连里叫我领着三个人去大山里把打死的野猪拖回来，再三嘱咐连里过小年就指望着这头猪了，务必完成任务。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和一个林场出来的 陶、李、翟三个好弟兄带足了干粮出发了。狩猎营地在老所（地名）南一处靠河的地方，两间木刻楞小草房，炉火正旺。赵炮、李炮很懂我们的心思，麻利地在锅里捞出一大块香气四溢的野猪肉，蘸着蒜泥，我们又饱吃了一顿，沿着赵炮所说，树皮一刀的路标，向着西边的大山出发了。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路标总也无尽头，山里雪大，蹲裆深，中午了，树皮一刀的路标弯弯绕绕，还在前头，身子出了汗，北风刮起，脊背发凉，又冷又饿，临出发时炮手给装上的野猪肉没舍得吃，就着雪，啃了几张食堂烙的大饼，继续翻山越岭，下午两点多钟，大约走了二十里路的光景，在一个山沟里，一头毛管铮亮，三百多斤的大野猪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子弹打在前胸，雪地上一大摊鲜红的血。心头轻松，掏出大饼，冻猪肉，又是一阵狼吞虎咽，把绳子栓在猪脖子上，俩人一伙顺茬在雪地上拖着大野猪翻山越岭，这时眼见着，太阳挨着树梢了。下坡还好，前边的人，拉着绳子掌握方向就可以了，年轻人玩性大，索性骑在野猪身上。上坡四个人合力拽，一开始凭着一股兴奋劲觉得没什么，后来再翻山就吃不消了，每逢翻一座高山，都累得气喘吁吁，待到山顶，四个人躺在山顶上不想起来。眼见得，太阳一点一点的隐在大树后了，约模着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陶提出，抄近道，不然到家黑天了，我们自小都是在山里长大的，熟悉群山脉络，对大山不打怵，抛开了树皮一刀的路标，拖着野猪，另辟新路而行。翻过了几座山，大家犯迷糊了，他说往这边走，他说往那边走，越犟，越焦躁，最后，谁也拿不定主意了，只好采取了一条最保险的办法，顺着小溪走，总有和大河汇合的时候，到了大河就会找到营地了。走了不大一会，也就是三、四里地的光景，就听啊啊几声大叫，我们四个人先后掉在冰窟窿里，（尽管冬天零下30多度，因特殊的地貌，大山里的溪流仍然有冻不实的地方）水深及膝，东北的天啊，河水刺骨，北风似刀，棉裤立时就冻成了冰棍，整个腿麻了，面对着大野猪，我们四人欲哭无泪，扔了吧，连里明天的小年，没法交代，大家眼睁睁的盼着，继续拖着走吧，实在是没了力气，后来还是硬着头皮，踉踉跄跄的往回走。天大黑了，一个人拿着棍子在前边探路，一路吆喝着，一点一点的挨，棉裤不打弯，每走一步戳的钻心疼。就在我们快挨不住的时候，远远的听到了几声枪响，我们几个人心头狂喜，一时间我掉泪了，还好，伸手不见五指，谁也没见到。炮手老赵循着我们的呼喊声，找到了我们，到了营地已经是九点多了，顾不得埋怨，用刀割开冻硬的鞋，四个人脱光了衣服，盖上被，浑身还发抖，滚热的酒，大块的肉，听着老赵的唠叨，手里还拿着筷子，都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早晨起来，棉裤，鞋都烤干了，两个炮手一夜没睡？小年过的丰盛，看着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从心里庆幸没把野猪半路丢掉。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已经习惯了单调乏味的筑路工作，直到有一天，连里来了大批的五常知青，平静被打破了！

那是1970年夏天，由五常县，山河屯林业局，分来了大批知青，五连来了一百多，其中二十多女知青特别引人注目，她们离哈尔滨近，举止打扮，有别于偏远林区的姑娘，我们这些长年累月不见女人的小伙子常在帐篷前溜达，就是老工人也有意无意的瞥几眼，为此常常引起五常男知青的敌意。逐渐地在我们身上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小伙子们在姑娘面前都愿意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这是人的天性。

五常知青的到来，给共青团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他们大多是老三届的，在学校都是造反的红卫兵，而且一个造反组织的居多，抱团，好挑事，打群架，和本地知青打，自己人也打，最爱和食堂、卫生所过不去，老工人也拿他们打怵。最叫人头疼的是他们当中有个头，姓王，是原来红卫兵造反团的司令，此人才华横溢，能说善讲，辩论起来滔滔不绝，在那批知青里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喜欢表现，受捧，就是不愿出力干活。在两名五常籍团支部委员和团员的帮助下，逐渐摸清了这些人的大体情况。连里接受团组织的建议，对王司令一些人，分而治之，安排他烧水，叫他协助出板报、墙报，教唱歌曲，有了矛盾，请他出面协商解决，小王有了面子，乐得清闲。其他人拆帮，分散在各班。同时加强了文体活动，打篮球，乒乓球赛，赛诗会，教歌，通过活动，逐渐团结了一批正直上进的骨干，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

尽管是这样，就在路基工程接近尾声，他们即将要撤离的时候，事情还是发生了。事发的前几天，小付（五常知青，支部委员）就忧心忡忡的对我说：好像不对劲，王司令天天找人嘀咕，有时背着我，要有什么行动，告诉连里加小心！过了两三天，付又说：他们想报复，而且准备了刀，有名单，你当团书记，也得罪了人，其中有你，你最好搬到你家乡弟兄的帐篷里住。

我们一个林场出来的知青在我离开四连后，他们转到了以房舍建筑为主的三连，上个月才转到五连。我们的家乡观念极强，比之五常知青毫不逊色，在平时的小摩擦时，几回都占上风，所以他们也忌惮几分。向领导汇报，没在意，以为是小孩子的把戏。我深知小付的城府，绝不会大惊小怪，不敢大意，次日搬到弟兄的帐篷。

晚上我央求老师傅多炒了几个菜，煮了肉，我请客。炸药箱子排成一溜，大碗酒，大块肉，本来就是撒尿玩灰的哥们，架着酒劲更是豪气冲天，最后干酒为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若动上呼兰人一手指头，如有不拼命者，不管胜败，事后严惩，家法侍候。

酒进尾声的时候，王司令单刀赴会，干脆利落，撂下几句话，喝了一杯酒走了。“你们保持中立，我们不动你们任何一个人！”

第二天情形大变！电话线割断了，下山的道口，有十几个人把守着，手里还玩着刀。早起开饭，他们就借故闹事，把服务员打了，接着是大夫，平时有过节的班长、排长。全连的人都没出工，连里失控了，事情在恶化。

老指导员找到我急匆匆地说：赶快带几个人，到东风林场打电话，向局保卫部报告，要出大事！”第二天吃完早饭，还是上次拉野猪的四个人，骑着车子，慢悠悠的下山，到了路口就被拦下了，我们说没吃的了，回家取粮票，正在争执间，恰巧小付在，加上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上呼兰的，也就放行了。本想去东风林场打电话，看见有几个人在监视着，心里佩服王司令的心思缜密，监视而不割电话线，消息传不出去，而不暴露。

回到上呼兰打了电话，就一直在家躲着，事后听说，当天保卫部上去二十多人，收缴了一花筐刀子、匕首，还铐起来好多人，其中就有王司令。紧接着，五常的知青大多返回了老家。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对不起小付，应该叫付大哥！还有女支部委员陈大姐，他们的贡献没得到应有的评价，也不知回家后受没受委屈！这是我一直的心病！

这段经历对我的锻炼无可置疑，令我终生难忘！在工程处令我终生难忘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评就业当工人！二百多知青，七名就业指标，人人垂涎，都想得之而后快，评了二天一夜，是肉搏战，说是惨烈也不过分。

如果说在评工资时我们耍了点小把戏，那么在评就业时就是处心积虑了。几次风风雨雨，特别是五常知青闹事，使我深深懂得了家乡弟兄同舟共济的力量和可贵，此次评选我着实为他们担心，新来乍到，老工人和领导对他们印象肤浅，如果各自为战，人人都争，人人都得不到！下场定型是全军覆没，思前想后，只有我捅破这层窗户纸最合适。于是我和弟兄们反复分析了此事的严酷，彻底打消了一部分人的幻想，推出了三名年纪大的知青参选，其他人忍痛牺牲，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并筹划了，先观察，后发制人，在评选进入尾声时后全力捧；基于我在五连实际情况，对我不提名，不评论，不反对，等等一些具体策略。晚饭，三个参选人忙不迭的买菜、打酒。对酒高歌，有的人欢天喜地，有的人满脸苦笑，他们心中的酸楚，我懂，其中有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为了大局，我只好佯作不知。

评选，异常激烈，两天一夜，关键的时候工人阶级的严肃，负责，认真，叫人敬佩。提出一个人，扒一层皮，一块玻璃拿家去了，通信员把一封信误拿到五连了，一件小事就完蛋了。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的弟兄们全力推出了参选人，因为是来五连不久，说的大多是在三连的事，云里雾里，一人提，三十多人一起呼应，众口成金，有人存疑，他们就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气势逼人。

这些知青来自山上山下好几个单位，虽然家乡观念也很强，但是各揣心腹事，甚至互相掣肘，七名指标，上呼兰的占了三名，推举出来的三名参选人，若不是陶因为在仓库里勾出几米细铁丝套兔子而落选，很可能圆满实现我们的计划。

我是鸡岭林场小张第一个提出来后轻松通过的，现在想起来，好怀念他。张比我大，不知张兄现在如何？回忆起过往种种，好感谢你！

69年10月——70年12月，二个年头的知青生涯结束了，但是，留下的记忆，经历的一切，影响了我一生！

                            闲云野鹤

                          2013  4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