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录）变样的道德演出
个人日记
洗脚、下跪和磕头的闹剧，从古代一直上演到民国，始终没有终止的迹象，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才逐渐遭到人们的唾弃。但今天，那些发霉的旧风俗开始卷土重来，成为转型中国的亮丽风景。
只要翻检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洗脚和磕头之类的江湖事迹，散布在历史的各种缝隙里。光绪二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山西某地曾闹过一场磕头喜剧，三百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
最近，广东某实验中学首创“青年礼”，要求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下跪”，以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江西某小学100名学生在操场上给妈妈洗脚以示孝心；北京170名外来务工者为并排而坐的父母洗脚；武汉洪山看守所内的少年嫌犯为母亲洗脚表达感恩和忏悔，如此等等。下跪、洗脚的光荣事迹，有如雨后春笋。
洗脚闹剧的源头，是一则央视进行“感恩教育”的公益广告：一位年轻女士睡前给母亲端水洗脚，幼子为此深受感动，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自己的母亲洗脚。至此，“洗脚模式”成了推行感恩精神和孝道伦理的样板。各类职业和不同年龄的青少年人群，均被要求给自家父母洗脚，并且从家庭内部发展到大庭广众，又由“坐洗”推进到“跪洗”和“磕头洗”。上海某中学甚至给学生颁发洗脚日历卡，每洗一次脚，父母就在卡上签字，而该卡将在学期末成为评定道德分数的主要依据。
为了复辟这种封建的道德规范，长沙计划打造“孝道”文化街，建设“孝”文化广场，有关部门还专门设计“孝道试卷”，以测试市民的“孝道指数”。这场市剧愈演愈烈，规模盛大，成为遍及全国的集体道德秀。
但国人的孝道传统，往往表演甚于实绩。父母死后，大肆操办丧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则往往百般虐待与摧残。目前的洗脚狂潮，不过是这种“秀孝传统”的变种而已。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长辈表达感恩之情，最终只剩下“下跪”或“洗脚”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老师应向学生先知“孝即爱心”，而非组织此类哗众取宠的形式主义。
在中国，一切动机善良的事物，最终都会扭曲变形。正如我过去曾经预言的那样，春节已经成为美食节，元宵节沦为汤圆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而中秋节则蜕化为月饼节。在所谓“亲情经济”的浪潮中，母亲节一方面转型为洗脚节或磕头节，同时也被强大的市场之手弄成了鲜花节或蛋糕节。似乎没有什么节日能摆脱这种庸俗化的厄运。
中国人的孝道，无非是专制主义在家庭结构中的映射。它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重申长辈对晚辈的微观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际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家庭孝道，是封建主义规训其政治顺民的逻辑起点。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发着浓烈的自虐和互虐气味。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埋儿奉母、卧冰求锂、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之类，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人们大肆鼓励孩子予以各种形式“孝敬”父母时，广州市少年宫和《都市人·成长》杂志，公布了名为“关于家长和孩子对感恩的理解”的调查结果，它显示，在孩子的心目中，“帮父母做家务”和“等长大了赡养父母”最能表达感恩之情，而“帮父母洗脚”和“给父母磕头”，则最令人反感。这项调查表明，中国孩子并未丧失价值判断的基本能力。那种企图把腐朽样式强加给他们的成年人，反而暴露出可疑的行藏。
如何阐释“孝”的含义，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首先应当建立人格平等的价值观上，任何一种下跪和磕头的行径，只能把“孝”引向歧路，这种所谓孝道，背离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线，跟爱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
中国专制主义就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永恒秩序。
希望中国的孩子，将来不会变成磕头虫和软脚蟹，而是有尊严地站着的人。（抄录新闻观察朱大可先生的文章）
只要翻检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洗脚和磕头之类的江湖事迹，散布在历史的各种缝隙里。光绪二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山西某地曾闹过一场磕头喜剧，三百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
最近，广东某实验中学首创“青年礼”，要求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下跪”，以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江西某小学100名学生在操场上给妈妈洗脚以示孝心；北京170名外来务工者为并排而坐的父母洗脚；武汉洪山看守所内的少年嫌犯为母亲洗脚表达感恩和忏悔，如此等等。下跪、洗脚的光荣事迹，有如雨后春笋。
洗脚闹剧的源头，是一则央视进行“感恩教育”的公益广告：一位年轻女士睡前给母亲端水洗脚，幼子为此深受感动，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自己的母亲洗脚。至此，“洗脚模式”成了推行感恩精神和孝道伦理的样板。各类职业和不同年龄的青少年人群，均被要求给自家父母洗脚，并且从家庭内部发展到大庭广众，又由“坐洗”推进到“跪洗”和“磕头洗”。上海某中学甚至给学生颁发洗脚日历卡，每洗一次脚，父母就在卡上签字，而该卡将在学期末成为评定道德分数的主要依据。
为了复辟这种封建的道德规范，长沙计划打造“孝道”文化街，建设“孝”文化广场，有关部门还专门设计“孝道试卷”，以测试市民的“孝道指数”。这场市剧愈演愈烈，规模盛大，成为遍及全国的集体道德秀。
但国人的孝道传统，往往表演甚于实绩。父母死后，大肆操办丧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则往往百般虐待与摧残。目前的洗脚狂潮，不过是这种“秀孝传统”的变种而已。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长辈表达感恩之情，最终只剩下“下跪”或“洗脚”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老师应向学生先知“孝即爱心”，而非组织此类哗众取宠的形式主义。
在中国，一切动机善良的事物，最终都会扭曲变形。正如我过去曾经预言的那样，春节已经成为美食节，元宵节沦为汤圆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而中秋节则蜕化为月饼节。在所谓“亲情经济”的浪潮中，母亲节一方面转型为洗脚节或磕头节，同时也被强大的市场之手弄成了鲜花节或蛋糕节。似乎没有什么节日能摆脱这种庸俗化的厄运。
中国人的孝道，无非是专制主义在家庭结构中的映射。它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重申长辈对晚辈的微观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际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家庭孝道，是封建主义规训其政治顺民的逻辑起点。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发着浓烈的自虐和互虐气味。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埋儿奉母、卧冰求锂、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之类，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人们大肆鼓励孩子予以各种形式“孝敬”父母时，广州市少年宫和《都市人·成长》杂志，公布了名为“关于家长和孩子对感恩的理解”的调查结果，它显示，在孩子的心目中，“帮父母做家务”和“等长大了赡养父母”最能表达感恩之情，而“帮父母洗脚”和“给父母磕头”，则最令人反感。这项调查表明，中国孩子并未丧失价值判断的基本能力。那种企图把腐朽样式强加给他们的成年人，反而暴露出可疑的行藏。
如何阐释“孝”的含义，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首先应当建立人格平等的价值观上，任何一种下跪和磕头的行径，只能把“孝”引向歧路，这种所谓孝道，背离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线，跟爱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
中国专制主义就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永恒秩序。
希望中国的孩子，将来不会变成磕头虫和软脚蟹，而是有尊严地站着的人。（抄录新闻观察朱大可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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