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

 

不了解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不久前，《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中国青年报》1月5日）

      “中国在梁庄”，这是一个人的梁庄，是梁鸿的梁庄，也是每个人的梁庄，诚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所称：“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每一个远离故土的人，每一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能从品读《中国在梁庄》中找回失去的记忆，继而百味杂陈、默然无语。

我们有太多的乡村记忆，但在苍白的现实面前逐渐远去，而《中国在梁庄》所展示的图景，像一个破败而孤独的拼盘，一下子击中了我们的灵魂。比如，“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再比如：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 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留守儿童，打工，以及乡村教育……哪一个不是残酷的真实？哪一个不触目惊心？笔者每年回老家一两次，所见所感与梁鸿书中的描写几无二致，某些方面甚至更残酷。日前，有论者谈到他老家的“癌症一代”——不少青壮劳力，一个个因癌症而离去，以至于村里人都感觉到这已成为一个魔咒，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覆盖在他们心中。同样令人揪心而默然，久久难以平静。

留守儿童频频意外死亡，打工者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具有丰富隐喻的学校倒闭——原来的学校变成了“梁庄猪场”……无不真实得令人痛心，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在梁庄》这本书的面世，有多少人会了解这些场景，有多少人会关心他们的命运？

       近代以来，学者深入基层，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眼睛打量现实，是极为优秀的传统，从费孝通的“江村”到晏阳初的“定县”，从梁漱溟的“邹平”到陶行知的“晓庄”，从于建嵘的“岳村”到梁鸿的梁庄，显然都是范本性的标志。问题是，仅仅有一部“梁庄”还不够，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中，数以万计的村庄消失了，被改变的村庄更是无法尽数。与其说变的是农村，不如说改变了人心，农民或身不由己被洪流裹挟，或主动走进历史的大潮中，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挣扎的，乡村都已经面目全非，不少人一再感叹“我的故乡在沦陷”正是此理。

      然而，一方面是农民命运的大颠簸、乡村被宏大叙事冲击；另一方面，真实的农村不被关注，或者被有意无意遮蔽了，其中不少学者失语了。梁鸿说，我们自诩为人文知识分子，如果对这一巨大的颓败、伤痛和矛盾状态不关心或不了解的话，真的是非常不合格的。相对应的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感慨，学者对农村的调研，总量上看起来很多，但是真正深入下去的并不多。学者没有超过记者，在调查新闻事件的时候，记者蹲守在基层乡村的时间比学者们更久。当然，无论是学者还是记者，都应该关注农村，关注被改变命运的农民。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老先生说过，“离基层越近，离真理就越近”。靠近基层，也许不只是为了获悉真理，还是一种回归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