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外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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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试图以北魏末年文武之争作为历史背景，对河阴之变的酝酿、经过及其善后处置进行全面考察。文章认为：河阴之变是一次有准备有预谋的屠杀行动，其根源在于北魏末年的文武之争。以尔朱荣起兵为契机，洛阳宿卫与代北武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结合在一起，以“大行诛罚”的方式消泯百官的“轻辱之心”，从而酿成了河阴惨剧。河阴之变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而起，又寻宫廷政变的途径结束，最终以大量朝官被杀，下层武将登堂入室而告结束。河阴之变彻底改变了北朝统治集团的素貭结构，也最终改变了北朝社会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河阴之变　北魏　禁军　文武之争　尔朱荣　孝庄帝 

　　北魏武泰元年（公元528年），胡太后擅权秉政，鸩（zhèn）杀孝明帝，立幼子元钊。契胡部落酋长尔朱荣以此为口实起兵东进，洛阳守将望风而降。四月十三日，尔朱荣在河阴之陶渚（今孟津）溺死胡太后和幼帝，纵兵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

　　河阴之变对北魏统治集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对北朝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研治北朝历史者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事件本身，一直缺乏直接的探讨和研究。就笔者所检，除八十年代初大陆学者发表过个别文章，对事变的背景和影响进行一般性阐发外[1]，唯一具有实证价值的研究成果是日本学者洼添庆文先生的《河阴之变小考》[2]，文章对河阴之变中的被杀的北魏王公的家族、历官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但作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北魏宗室在政治中的权势和兴衰，因而对事变本身没有进行全面的考述。
　　本文试图以北魏末年文武之争为背景，对河阴之变的酝酿、经过及其善后处置进行考察。文章重在排比史事，汇集资料，为进一步的研究和考索探求路径。

一、有关河阴之变相关史料的辨析

　　北朝史传中，关于河阴之变的记载多有歧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河阴之变最原始最全面的史料多出自《魏书·尔朱荣传》，而此传正是《魏书》的“秽史”风波的焦点之一。《廿二史札记》卷十三《魏书尔朱荣传》：“《北史》魏诸臣传，多与魏收书相同，惟《尔朱荣传》，当时谓荣子文畅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等语。故《北史》此传多有改订。”《北史》卷五六《魏收传》：“尔朱荣于魏为贼，收以高氏出自尔朱，且纳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论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刘知几也因此据此指责魏收“与夺乖宜，是非失中”[3]李延寿着《北史》，对《魏书·尔朱荣传》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增加了一些《魏书》所不载的内容，也由此引起了史事的诸多歧异。
　　关于魏收纳金一事，已无从查考，但《北史·魏收传》中所谓“尔朱荣于魏为贼”、“收以高氏出自尔朱”而刻意为佳传这一理由似乎不能成立。直至孝庄帝诛杀尔朱荣，在北魏正式诏书中仍然肯定了他“同忧王室”，“共成鸿业”的勋劳，[4]并未明确指斥尔朱荣的谋逆之举，所谓“韩、彭、伊、霍”之拟应该说只是转述了一段时期内北魏朝廷对尔朱荣的官方评价。魏收本人曾亲历河阴之难[5]，作为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对尔朱荣的酷滥有着切腑之痛，残本《文馆词林》卷六六二中保存了魏收所作的《后魏节闵帝讨尔朱文畅等诏》：“自永安失驭，天下横流，尔朱宗属，分割海内，不臣着于远近，社稷倾于旦夕。苍生荼苦，冠带寒心。……故天柱大将军所有诸子，实惟逆徒，论之刑典，义不蠲免。尸腰斩，孰曰非宜！”[6]很难想象，能够写出如此愤激之辞的魏收，会在史书中对尔朱氏有所姑息。
　　对于魏收的史德与史才，周一良先生在《论魏收之史学》一文中已经作了详细辨证，认为：“今阅魏书七四荣传，颇载诏疏，乃收书体例本尔，非特爱于荣，赵欧北谓阅者觉功多罪少，是收无文，则周纳着词也。且荣传于举兵弑君诸大端莫不书之，而河阴诛朝臣之残酷，铸己像而不成之僭越，亦皆未遗漏，此尚为美传乎？其论云：‘而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彭、韦、伊、霍夫何足数？’其辞是褒是贬昭然明白，乃后人断章取义……”[7]，即使是对《魏书》持否定态度的赵翼，也不能不承认：“今按收书，大概着其功而减其恶，……然收书河阴之役，荣杀帝兄弟，并幽帝于别帐，将弑之，已使赵元则作禅文，因铸己象不成，乃还奉庄帝之处，亦终不能稍讳，则亦未大失实也。”[8]
　　在《魏书》与《北史》之外，同一时期南朝史书则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证[9]。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虽“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10]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所记史事并不完全准确。司马光、刘恕等人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对于“河阴之变”史实的梳整理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对于事件过程基本采用了《魏书》史实框架，对《北史》所增补充的史事以及《洛阳伽蓝记》所“曲委详尽”的内容，也没有完全采信。有鉴于此，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以《魏书》对于河阴之变所作的记述作为可以采信的基本史料，肯定《魏书·尔朱荣传》可靠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魏书》的“曲笔”。《廿二史札记》卷十三《魏书多曲笔》：“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如尔朱荣女先为孝明帝嫔，后为高欢所纳，《魏书》便阙而不载；高欢曾向尔朱荣劝进一事，在《魏书》中被修改为高欢劝诫尔朱荣之语，凡此种种涉及高欢在事变中的言行，在研究中应当特别注意详加辨析。

二、尔朱荣起兵与洛阳禁军的异动

　　北魏末年，党争不止，内乱频仍。孝明帝即位之初，胡太后临朝称制，重用其姻亲元叉，推翻了权倾一时的领军于忠。元叉随后发动政变，杀清河王怿，废黜太后，专制朝政达五年之久。胡太后在高阳王元雍的支持下反政，杀元叉，重新专制朝政。随着孝明帝年渐长，与胡太后嫌隙间生，最终被鸩杀。这一切，终于给了拥兵并肆的尔朱荣以进兵洛阳的口实。
　　尔朱荣起兵之初，权臣徐纥等并不以为意，认为：“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长戟指阙，所谓穷辙拒轮，积薪候燎。今宿卫文武，足得一战。但守河桥，观其意趣。荣悬军千里，兵老师弊。以逸待劳，破之必矣。”[11]在他的估量中，尔朱荣以边邑豪酋的身份，以不足万人的部队劳师袭远，并不足虑。朝廷遣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遣郑俨之从祖兄弟郑季明、郑先护将兵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没有料到变生腋肘，尔朱荣兵临城下，郑先护、费穆“开门纳荣”，李神轨不战而退，洛阳门户大开。
　　北魏末年，为应付南北战事，洛阳军队大量调出而造成京邑空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尔朱荣在没有经过任何实质性战斗的情况下,能够如此轻易地全面控制洛阳的局势，事出蹊跷。徐纥等人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不在于低估了尔朱荣的军事实力，而在于低估了尔朱荣在北魏政治中的影响力，并对洛阳禁军的异动全无察觉。
　　尔朱荣虽出身契胡酋长，却在北魏政坛中具有特殊的身份，他与元魏皇室却有着很深的渊源，与诸多朝贵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尔朱荣妻为北乡郡长公主[12]，但《魏书·尔朱荣传》中却没有尚主的记载。考《魏书》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元略传》：“尔朱荣，略之姑夫，略素所轻忽。”又据《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元融传》“融弟凝，字定兴。起家恒州征虏录事参军，累迁护军长史。凝姑，尔朱荣妻。”元略为景穆帝之子，南安惠王植之孙；而元融之父元彬，系惠王第二子，章武敬王太洛后，则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乃元桢之女。元桢子中山献武王元英，《魏书》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元怡传》：“英弟怡，……延昌中，卒。庄帝初，以尔朱荣妇兄，超赠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风王。”
　　尔朱荣之女系孝明帝之嫔，《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荣女先为明帝嫔，欲上立为后，帝疑未决。”《北史》卷一四《后妃传》：“彭城太妃尔朱氏，荣之女，魏孝庄后也，神武纳为别室。”正是因为高欢的原因，[13]此事在《魏书》中也没有任何记载。
　　对于尔朱荣早年的经历，《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中有如下记载：“荣袭爵后，除直寝、游击将军。”《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元继传》：“初，尔朱荣之为直寝也，数以名马奉（元）叉，叉接以恩意，荣甚德之。”史籍中关于尔朱荣的这一段经历记载十分简略，也没有具体时间。“直寝”一职，不见于北魏制度明文，据张金龙先生考证，此官系禁卫中“直卫”诸职之一，是直合将军的属官，地位仅次于直合将军。[14]据此可知，早在孝明帝初年，尔朱荣本人曾以质子身份的身份在洛阳担任多年禁军将领，并在此期间与洛阳权贵有产生广泛的交往。
　　尔朱荣在洛阳的交往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禁军将领。《魏书》卷二七《穆崇传》：“（穆罴）子建，字晚兴，性通率，颇好文史。起家秘书郎，稍迁直合将军，兼武卫。建妻尔朱荣之妹，建常依附荣。”按直合将军设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左右，掌宫殿中合内等处的护卫，在禁卫武官中处于机要地位。[15]
　　在河阴之变前率先投靠尔朱荣，又向尔朱荣建言屠戮王公费穆，亦担任禁军系统中“武卫将军”一职，史传中尔朱荣追随者中还曾出现过武卫将军泛礼一名。[16]武卫将军，曹魏始置，在曹魏前期是最亲近的禁卫武官之一。[17]北魏亦置，从三品，典中军宿卫禁兵。[18]费穆与尔朱荣的交往由来已久，据《魏书》卷四四《费穆传》：“及六镇反叛，诏穆为别将，隶都督李崇北伐。……时北境州镇，悉皆沦没，唯穆独据一城，四面抗拒。……投尔朱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因此，当尔朱荣兵至洛阳，“穆素为荣所知，见之甚悦。”
　　《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元鸷传》：“累迁领军、畿部都督。武泰元年，尔朱荣至河阴，杀戮朝士，鸷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自此后与荣合。”领军将军系北魏宫廷宿卫的最高长官，在北魏后期的宫廷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元鸷作为元魏宗室，竟能得到尔朱荣如此信任，“共登高冢”而指挥屠杀，他与尔朱氏的关系非同寻常，《魏书》中称其“自此后与荣合”值得怀疑，《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四二《元鸷墓志》：“延昌中，拜左军将军，直阁如故。奉敕使诣六州一镇，慰劳酋长而还。”据此推测，元鸷与尔朱氏的交结可能始于宣武帝时期。
　　事变发生前，尔朱荣的族弟尔朱世隆在洛阳担任禁军将领“为直斋。转直寝，后兼直合”，成为尔朱荣在洛阳的心腹和耳目。胡太后遣其至晋阳安抚尔朱荣，“荣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来，今若遂住，便有内备，非计之善者。’荣乃遣之。”[20]尔朱荣起兵前后，其密使频繁往来于晋阳和洛阳之间，内引外连。尔朱荣得以顺利控制洛阳，洛阳禁军宿卫的倒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孝庄帝及其追随者

　　尔朱荣在以“匡扶帝室”为名进兵洛阳前，已开始了择立新主的种种准备。《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永宁寺》：“……于是密议长君诸王之中，不知谁应当璧．遂于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遣苍头王丰入洛询以为主．长乐即许之，共克期契。”
　　在后世史家的心目中，孝庄帝似乎是被尔朱荣偶然选中，而后又被随意摆布的政治傀儡。王夫之曰：“尔朱荣之暴横，不择而狂噬，有目皆见，有耳皆闻也。立元子攸以为君，而挟之犯阙。以荣之势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许为荣之君乎？孑然一身，孤危无辅，而尔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遽欣然潜渡，谓荣之且以己为君也，荣已目笑之矣。然犹曰荣恶未着而不察也。”[21]
　　稽诸史传，河阴之变前，身为长乐王的元子攸并非“孑然一身，孤危无辅”。《魏书》卷五六《郑羲附郑先护传》：“子先护，少有武干。解褐员外郎，转通直郎。庄帝之居籓也，先护深自结托。及尔朱荣称兵向洛，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固守河梁，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荣。以功封平昌县开国侯，邑七百户。”《魏书》卷五六《郑羲附郑季明传》：“累迁平东将军、光禄少卿。武泰中，潜通尔朱荣，谋奉庄帝。及在河阳，遂为乱兵所害。”《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逸传》：“遁弟逸，字遵道，有当世才度。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以功赐爵华阴男，转给事中。父津在中山，为贼攻逼，逸请使于尔朱荣，征师赴救，诏许之。建义初，庄帝犹在河阳，逸独往谒，帝特除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顺传》：“累迁直合将军、北中郎将、兼武卫将军、太仆卿。预立庄帝之功，封三门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魏书》卷三九《李宝附李遐传》：“出为河内太守。尔朱荣称兵向洛，次其郡境，庄帝潜济河北相会。遐既闻荣推奉庄帝，遂开门谒候，仍从驾南渡。”《魏书》卷三九《李宝附李季凯传》“肃宗崩，尔朱荣阴图义举，季凯豫谋。庄帝践阼，征拜给事黄门侍郎，封博平县开国侯，邑七百户。”《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附王遵业传》：“遵业兄弟，并交游时俊，乃为当时所美。及尔朱荣入洛，兄弟在父丧中，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相率奉迎，俱见害河阴。”《北齐书》卷二一《高干传》：“魏孝庄之居藩也，干潜相托附。及爾朱荣入洛，干东奔于翼。庄帝立，遥除龙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
　　孝庄帝的追随者中，既有朝廷的掌握重兵的朝廷重臣，也有被广为称美的当世辞人，还有官爵不高却根基深厚的地方豪右，从其身份上看，大多数是出身北魏汉人士族中的高门大姓。胡太后返政后，“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婪。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22]北魏末期的政治腐败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而他们对门第的轻视更激起了清流大族的愤怒。恩幸徐纥弄权，“时黄门侍郎太原王遵业、琅雅王诵并称文学，亦不免为纥秉笔，求其指授。”[23]，“太后为肃宗选纳，抑屈人流。时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瓒等女，但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及至“肃宗之崩，事出仓卒，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于是朝野愤叹。”[24]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胡太后一党离心离德，转而选择了长乐王元子攸作为自己的政治赌注。
　　长乐王元子攸是彭城王勰第三子，“幼侍肃宗书于禁内。及长，风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迁散骑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进封长乐王。转侍中、中军将军。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劭事，转为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实见出也。”[25]从孝庄帝的个人经历看，为孝明帝所信任，曾长值禁中，担任过“黄门侍郎”等要职[26]，又受到胡太后一党的排挤，是尔朱荣着意于他的重要原因；从其后诛杀尔朱荣等一系列情况看，孝庄帝元子攸性格果敢，“潜思变化”[27]，对于宫廷政治有相当的判断和处置能力，由于“长直禁中”，担任过禁军将领，元子攸在北魏朝廷中树立了相当的势力和根基，得到了清流大族的信任和拥戴，正是凭借着这些资源，孝庄帝才获得了与尔朱荣进行政治交易的资本。正因为有孝庄帝及其追随者的积极响应，尔朱荣才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洛阳局势。
　　孝庄帝在尔朱荣军中匆匆即位前后，清流大族争相出迎，汲汲于向新皇表示效忠。早已对北魏末年的宫廷政变习以为常的清流大族们，并没有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他们选择了孝庄帝这一看似最为稳妥也最为保险的政治赌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寻常的皇位更迭，而是一次与虎谋皮的政治交易。 

四、从“文武解体”到“大行诛罚”

　　按照河阴之变前孝庄帝与尔朱荣所部及禁军宿卫所达成的政治交易，应当是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取得朝廷的最高统治权，并给最大限度地保障尔朱荣部将和北魏禁军将领的权力和地位。尔朱荣以“匡扶帝室”的名义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尔朱荣兵锋所向，洛阳守备相率而降，孝庄帝号令初举，文武百官络绎出迎。胡太后及其亲当众叛亲离，惶惶无计。如果没有后来的河阴之难，北魏王朝又一次皇位更迭事实上已经宣告完成。
　　武泰元年（528）四月九日，尔朱荣“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来奉迎”元子攸与其兄彭城王元劭、弟霸城西元子正自高渚潜赴尔朱荣军所；四月十一日，尔朱荣人马南渡黄河至河阴，正式推奉元子攸为帝，“以兄彭城王劭为无上王，弟霸城公子正为始平王”。以尔朱荣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原王，开府，尚书令，领左右，太原王”[28]，尔朱荣位极人臣，成为北魏政权的实际操纵者。十二日，灵太后“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本人“亦自落发”，以求免祸[29]，朝廷百官“奉玺绂，备法驾，奉迎于河梁”[30]。洛阳局势趋于平静，北魏王公百官准备承认元子攸称帝这个既成事实。[31]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在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宫廷政变的局势演变，但是，平静之中酝酿着波澜，一场空前的屠杀在悄然酝酿。
　　关于河阴之变产生的直接起因，史籍中明确记载的是尔朱荣或接受了武卫将军费穆的建议。《魏书》卷四四《费穆传》：“尔朱荣向洛，灵太后征穆，令屯小平。及荣推奉庄帝，河梁不守，穆遂弃众先降。穆素为荣所知，见之甚悦。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其后元颢入洛，费穆出降，仍“以河阴酷滥事起于穆，引入诘让，出而杀之。”[32]《北史》谓“荣惑费穆之言，谓天下乘机可取”，并不确切，费穆进言并未提出取而代之的劝进之辞，甚至说到“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从语气上看，这次对话应当是以费穆为代表洛阳禁军宿卫集团与尔朱荣进行的一次政治交易。此外，从领军元鸷在河阴屠杀中“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的情况分析，洛阳禁军的主要将领应直接参与了事变的谋划。
　　史籍中另一处提到河阴之变前高层密谋的是《北史》卷五三《慕容绍宗传》：“荣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除剪，恐难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若何？’对曰：‘太后淫虐，天下共弃。公既执忠义，忽欲歼夷多士，实谓非策。’”这次与部下的密谋中，尔朱荣已经把“大行诛罚”具体为阐释为“悉诛”百官了。可以推测，事变发生前，尔朱荣也层与手下的主要部将进行过商议，事变中贺拔岳层 “请杀高欢以谢天下”[33]，则事前也应当参与了密谋。
　　在军事行动一帆风顺，皇位更迭已成必然之势的背景下，尔朱荣及洛阳禁军将领为什么要选择“大行诛罚”这一非常举措？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代北武人与禁军宿卫对北魏朝官如此强烈的仇视呢？ 费穆之议中所担忧的百官“轻侮之心”应当是特有所指的，即是朝官对武人的轻视。史称胡太后临朝，“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由于此矣。”[34]《魏书·尔朱荣传》末载史臣语，也称“于时上下离心，文武解体，咸企忠义之声，俱听桓文之举。”所谓“文武解体”，正是北魏后期数十年间文武之争的的最终结果。
　　太和改制后，北魏官僚体制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文武分途，重文轻武，而文武分途则意味者士庶分途。孝文帝分定姓族意在促成鲜卑贵族的士族化，这就决定了代人在进入姓族之后必须按照士族的标准谋取仕途，具体来说就是官分清浊，重文轻武。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但上层门阀垄断地位的维持是以牺牲下层武人的仕途为代价的，由太和改制而引发的文武之争，成为此后几十年间困扰北魏政治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35]
　　北魏迁都后，北边诸镇曾被视为“国之肺腑”的拓跋族成员和中原的强宗子弟逐渐被排斥在“清流”之外，“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36]；府户“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37]，他们对北魏王朝不满与日俱增，最终引发了六镇起兵。这一历史过程，曾经被前辈史家所充分关注和讨论。[38]
　　尔朱荣在北魏末年的社会变乱中乘时而起，其麾下聚集了大量北镇武人，时“六镇荡然，无复藩捍，惟尔朱荣当职路冲，招聚流亡。”[39]代北地区的豪强酋帅，或因与镇民作战失利，或参与镇民起兵后叛逃，大都投入到尔朱荣的麾下。[40]河阴之变前，以贺拔岳为首的武川军人和以高欢为首的怀朔军人已加入到了尔朱氏的阵营中，并充当了尔朱荣进兵洛阳的主力和前锋。《北史》卷六《齐本纪上》：“既而荣以神武（高欢）为亲信都督。于时魏明帝衔郑俨、徐纥，逼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神武为前锋。至上党，明帝又私诏停之。”《北史》卷四九《贺拔岳传》:“未几，孝明帝暴崩，荣疑有故，乃举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
　　在重文轻武的体制中，不仅仅北镇武人为“清途所隔”，不得游宦，在洛阳的武人也同样遭到面临着仕途艰难地位低下的危机。明亮曾被授勇武将军，上表坚辞：“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孝明帝时期洛阳羽林禁军的哗变，是北魏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魏书》卷六四《张彝传》详尽记述了这一过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这次事件以张彝父子被杀，朝廷对事变参与者未予穷治而不了了之。其后，朝廷以崔亮为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41]停年格的实行，是在仕途拥挤，武人汹汹的下所采取的一种折衷之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武人的不满情绪，却并没有从制度上终结文武之争。[42]
　　北魏末年，如何处置武人入仕和迁转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朝议纷然。《魏书》卷八一《山伟传》：“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伟遂奏记，赞义德美。义素不识伟，访侍中安丰王延明、黄门郎元顺，顺等因是称荐之。……仆射元顺领选，表荐为谏议大夫。”《魏书》卷七八《孙绍传》载孙绍上表：“职人子弟，随逐浮游，……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内民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魏书》卷七七《辛雄传》载辛雄上疏:“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按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
　　孝明帝末年，“文武解体”的局面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武泰元年（528）二月，孝明帝被鸩杀，“朝野愤叹”，胡太后也感受了空前的政治危机，在另立幼帝后，所发的第一个诏书即在安抚武人，特别是宿卫禁军：“内外百官文武、督将征人，遭艰解府，普加军功二阶；其禁卫武官，直合以下直从以上及主帅，可军功三阶；其亡官失爵，听复封位。”[43]但此时尔朱荣的大军已经兵发晋阳。由文武之争所导致的“文武解体”，最终升级演化成一场血腥的屠杀。
　　尔朱荣的重要部将高欢曾亲历了羽林宿卫的哗变过程。《北史》卷六《齐本纪上》：“（高欢）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高欢是否直接参与了这次哗变，史无明言，但高欢在此次事件后的行为，体现了北镇武人与羽林宿卫在利益上一致性，北镇武人的秣马厉兵与洛阳宿卫的诟骂喧嚣遥相映衬，动摇了北魏王朝的根基。正是这种利益的一致，导致了为代表的地方武人势力与北魏禁军势力的结合，使尔朱荣得以兵不血刃地控制洛阳局势；以尔朱荣入洛为历史契机，羽林宿卫的仇恨与代迁北人的仇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结合在一起，进而酿成了河阴之变。
　　在事变之前，尔朱荣对于诛杀对象似乎有过缜密的考虑。《魏书》卷十九《元顺传》：“尔朱荣之奉庄帝，召百官悉至河阴，素闻顺数谏诤，惜其亮直，谓朱瑞曰：“可语元仆射，但在省，不须来。”[44]朝臣中一些曾经施惠于北迁武人的或曾为武人鸣不平的官员，在河阴事变前似乎都层受到了特别的关照，曾对尔朱荣“接以恩义”元叉之父江阳王元继，不仅免与河阴之难，且在事变后进为太师、司州牧，居百僚之首；曾谄美元叉“收叙北人”的山伟，则被特意安排值在洛阳值守，“尔朱荣之害朝士，伟时守直，故免祸。及庄帝入宫，仍除伟给事黄门侍郎。”[45]庄帝还宫时，“唯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恩南阙”[46]而前文所提到的孙绍和辛雄也免于河阴之难，“犹享富贵”，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巧合。
　　河阴之变前，史传中曾出现过一些对于河阴之变所谓“预言”。《魏书》卷七八《孙绍传》：“绍曾与百僚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窃谓之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唯吾与卿犹享富贵。’雄甚骇愕，不测所以。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魏书》卷八一《山伟传》：“先是，伟与仪曹郎袁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业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而升等四人，皆于河阴遇害，果如其言。”史籍中凡大灾异前后，记载多有灵验感应之语，本不足怪[47]，但史传中辛雄、山伟等曾预卜河阴之难的人物，却都是事变的直接或见接受益者，这其间是否有尔朱荣的密使在潜通声息呢？
　　从以上种种迹象上看，河阴事变是一次有准备有预谋的屠杀，在此之前，尔朱荣与北魏禁军将领已经就“大行诛罚”达成了共识。这一行动很可能得到了孝庄帝的默许，为树立自身的权威，孝庄帝本人甚至可能参与了河阴屠戮的谋划，而这场屠戮比他预计的要惨烈的多，甚至危及到自身的性命，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北魏末年，党争惨裂，朝臣间介蒂极深，视同水火。每次政变必大起兵革，大行诛杀，必致政敌于死地，形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河阴之变之残酷，恐怕也是部分地继承了这一历史传统。但是，对于“诛罚”的具体对象和范围，各方有着不同的心理和行动准备：孝庄帝及清流大族欲通过有限的诛罚树立新政权的权威，成为一代新君；清流大族幻想通过追随孝庄帝，保障自己的既得权位；禁军宿卫集团欲通过“大行诛罚”清除政敌，待尔朱荣“北还之日”全面掌控朝政；尔朱荣及其部下的北镇武人则准备“悉诛百官”，以挥刀斩麻的方式彻底解决北魏王朝的所有积弊。不同的心理和行动准备为河阴之变所产生的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
　　当然，促成北魏王朝覆灭的种种社会矛盾不仅仅是文武之争论，而文武之争中还隐含着鲜卑化与汉化等的诸多矛盾冲突，但河阴之变的发生，是以文武之争而最终造成“文武解体”为最直接的诱因的。

五、河阴屠戮史事考析 

　　河阴屠杀所选择的地点，在孟津西南遮马堤。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阳）关县西南十三里古遮马堤，即后魏尔朱荣杀朝士千三百余人于此。”同书卷五二：“遮马堤在今县西南十三里，即后魏尔朱荣率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处。”《舆地广记》卷五云：“汉平阴县故城在县北五十里，魏文帝改为河阴，后魏尔朱荣举兵入洛朝士三千人遇祸于此。”同书卷九：“后置孟州，今县西南十三里有遮马堤，旧为河阴县地，后魏尔朱荣害朝士千三百余人于此。”选择河阴作为屠杀地点，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投尸入河”的历史习俗有关[48]。如后赵石虎杀太子石宣，“妻子二十九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49]北齐高洋杀高隆之，诛其子德枢等十余人，“并投漳水”，又掘高隆之骸骨，“弃于漳流”[50]
　　事变发生前后过程，史籍记述多有歧异，现按照《通鉴》卷一五二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年夏四月庚子日系事，分次考述如下：

　　1、朱荣沉杀灵太后及幼帝。

　　“乃引迎驾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灵太后与幼帝并非随百官而来，而是被尔朱荣单独遣骑兵执送至河阴的，灵太后见尔朱荣，“多所陈说”，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但她已经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所有政治资本，“荣拂衣而起”，沉杀灵太后及幼帝。胡太后之死应当是在尔朱荣和孝庄帝等人的实现计画之中。

　　2、费穆进言，劝尔朱荣诛杀王公百官。

　　费穆之语已见上文，应当是费穆在事变前对尔朱荣的进言，《通鉴》系此事于沉杀太后与幼帝之后，只是为叙述之便。

　　3、尔朱荣杀害诸王。

　　《魏书·孝庄纪》：“次害丞相高阳王雍、司空西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仪同三司东平王略、广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王超、任城王彝、赵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齐郡王温”似乎屠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定针对性的。《魏书》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元略传》：“尔朱荣，略之姑夫，略素所轻忽；略又党于郑俨、徐纥，荣兼衔之。荣入洛也，见害于河阴。”元略与尔朱荣虽是近亲，也被无情杀戮，说明最初的屠杀名单是早已拟定的。
　　至于杀害王公的缘由，《魏书》记为尔朱荣“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北史·尔朱荣传》则称尔朱荣言“高阳王欲反”，此句显然是从《魏书·元雍传》中摘出，但作为杀诸王的理由似乎比较牵强，为《通鉴》所不取。
　　从现存史传和碑志的资料看，河阴之变遇难者中，元魏宗室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于他们的家世和历官情况，洼添庆文先生已经进行了详尽的排比和考证。[51]
　　值得一提的是，河阴之变中以残酷诛杀元魏宗室而著称，但这场屠杀的酝酿和实施过程中，却有不少元氏族疏宗参与军谋，并州刺史元天穆与尔朱荣“结异姓兄弟，穆年大，荣兄事之；荣为盟主，穆亦拜荣。”[52]尔朱荣兵发洛阳，并州军国要务全权委托元天穆；河阴屠杀中，领军元鸷甚至“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53]元禹“每云晋地有福，孝昌末遂诣尔朱荣。建义元年，与荣同入洛。”[54]这其中亦有原委。
　　太和改制后，由于宗室的自然繁衍以及“四庙”世减之制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帝室之胄”被逐渐排除出上层权贵的行列。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一文中曾进行过探讨[55]，《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元遥传》所载元遥上疏，及《魏书》卷一○八《礼制》所载元继上疏，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56]所谓“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57]许多“宗室末属，名望素微”[58]的元氏疏宗身份得不到皇室的认同，最终加入到尔朱氏的阵营中，失意和失落最终转化为嫉妒和仇恨，最终形成骨肉间的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