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在游

你知道杨树吗？在祖国的东北，杨树是极为普通而常见的树种，遍布于田野里、城市中、道路两旁乃至百姓庭院四周。对于杨树的品格和性情，通过作家矛盾的一篇著名散文《白杨礼赞》，你一定有所了解。

杨树的样子，你也一定认得，但是你未必知道像杨树一样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那无数人中的一个。
         （一） 

我读小学和初中一年级的年代是知识无用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不止是一两个敢于直言的老师，在讲台上直接对学生们说：“你们学不学都没有多大的用处，学好学赖都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所以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很少学知识，所谓读书就是混个毕业文凭，学生时代是盼着长大，盼着按照组织安排下乡，然后回城工作，娶妻生子……。城镇学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这是从我五岁时，毛主席就确定了的一项雷打不动的基本国策。

忽然平地一声惊雷，邓小平大手一挥，改变了这个所谓“雷打不动的基本国策”，不用下乡了，可以直接考学了，考不上就在城镇待业。“待业青年”这个词那时刚刚兴起。

在校学生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许多毕业许久的人也回炉了，甚至上班了人也重新回到课堂，同学之间年龄的差距一下子从一两岁拉大到七八岁，从十五六到二十五六的人都想成为千军万马中闯过“独木桥”的那个幸运儿。那时的高考率在百分之五左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宠儿，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那时大学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即使考不上大学，考上中专也是国家干部。只有当上国家干部就不用吃苦受累，就可以一辈子享清福。即便选对象也有资本扒拉挑，什么高个、苗条、漂亮，什么文化程度，什么家庭背景等等，可以挑几个来回。说白了考上学了就高人一等了，犹如古代金榜题名，不但前程似锦，而且光宗耀祖。

高中不再是平推，而是凭考。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化，使我茫茫然不知所措。猛然警醒道：中国已经进入知识改变命运，也决定命运的时代。但是一切都晚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六、七年时间里，都不曾好好读书，落下的功课不是一星半点，尤其是无数次的考试结果无情地挫败了刚刚树立起来的信心，英语零分并且无法迅速追赶、改变的现实，使考上大学如白日梦被击得粉身碎骨。
       眼望浩瀚的星空，无力之感油然而生。那个金光闪闪的“独木桥”忽然被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所淹没，看不到任何踪迹。没有任何法术的我只得叹道：大河滔滔，无奈东逝水。

1979年的深秋，在我心里是风雪飘零的寒秋。无情的秋风，将落叶扫得满天飞扬，把我如落叶一样扫成“待业青年”。那年我十六岁。从此，大学便成了我的情人，我与情人只在梦里幽会。

父亲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文字和语言以及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式告诉我，我不会有什么好的前程。如果吃得了苦，国家或许会给待业青年一碗饭吃的。我知道自己只是一枚被秋风扫落在地的枯叶，只有沤粪的功用。如果有足够的幸运会与另一个枯叶组成枯叶家庭，仅此碌碌一生而已。

从改革进程的历史角度回头来看，那时处在乍暖还寒的时节，在初春的阳光下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遇着春寒的顽强抵抗。初中或者高中毕业、肄业就失业的“待业青年”布满大街小巷，就像满街的杨树，极其普遍又数也数不清。我是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不知道自己是金命，还是土命。16岁，可谓年纪轻轻的我，不知道什么悲观，也不会埋怨。当然更不知道该埋怨谁，是埋怨我出生在那个知识无用的时代？还是埋怨我自己不思进取、不求上进呢？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无论国家还是民族都处在自我封闭的茫然状态中，按照毛主席“人口多，干劲高，力量大。”的理论，在没有任何计划生育措施的情况下，不管天灾人祸还是贫穷落后，接二连三的跑到这个异常贫穷的充满恶斗的人世间，一个不大的院落用不了几年时间便充斥大大小小的孩童，嬉笑打闹声震耳欲聋 。夏天时这些孩童赤裸着上身，打着赤脚，小脸黢黑，无忧无虑地玩耍，不懂什么是命运。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孩童齐刷刷长大以后，什么入学呀、就业呀、吃饭呀、住房等等都是问题。但是这些人生下来就面临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贫穷落后吃不饱饭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要求不高或者没有什么要求及愿望，只要活着，只要廉价地延续人间的烟火，虽然像蚂蚁那么的卑微，却如小草一样顽强。

所谓“待业青年”，就是等待就业的青年。总等待也不是法子，吃闲饭的话是非常刺耳的。已经由“待业青年”变成知青厂工人的哥哥给我找了一份在建材厂三班倒的临时工作。

建材厂车间的班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叔叔姓赵，他右眼睛上有一个白色的点，好像受过伤，但是眼睛大大的，很有神，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干不了，回去吧！”

“我还没干呢，你咋知道我干不了？”我不服气地反问。

“你这么大的孩子，干不了这么苦这么累的活，来了好几个，都没坚持几天，你还是走吧”赵班长语气坚定好像不容商量。

“我试试再说”我的语气更加坚定，不容商量，我的倔劲一上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活是这样的：把大小不一的石灰石由厂区内的堆料场装在推车子上，推到车间内的颚式破碎机旁，保证颚式破碎机运转时石灰石填料的供应，颚式破碎机的钢牙会强有力地将石灰石破碎成规格不一的碎石，通过规格不一的振动筛，把规格不一的碎石输送到不同的出口，然后分别装袋。铺马路的碎石或者房屋墙面的水刷石就是颚式破碎机的杰作。

几天干下来心里狠狠地骂道，这那是人干的活呀？装车卸车这活很简单，就是风吹日晒、单调枯燥、又脏又累，根本就没有什么空闲，机器不停你就不想歇着。你想这是人在配合机器，在满足钢铁铸成的机器的胃口。颚式破碎机有了动力电，就像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为未来的丈母娘家干活那样不知疲倦。入冬后粘了青雪的石头又滑又凉，重重的，手套被打湿一会就冻硬了，手指头被冻得像猫咬似的，完全不听使唤。如果一不小心会滑落在脚上，那是要出工伤事故的。咬牙切齿地坚持了四五个月，大大出乎班长的意料，当然我也对自己的忍耐力感到惊奇。记得第一个月开工资时，我把二十元伙食费交到妈妈手里时相当自豪，从此我成人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上夜班是最为难熬的，又困又累。建材厂办公室门前有一排树龄不长纤细的杨树，虽然生长在污染的环境中但是很茁壮，与厂子后院的老杨树一样郁郁葱葱。在寂静的夜晚，休息的间隙坐在杨树下慢慢咀嚼着自带的盒饭，主食大米饭和高粱米两搀和，菜就是一枚咸鹅蛋。边吃边透过高大挺拔的老杨树的枝桠间，望着璀璨的星光怅然若失，和我同装一个车的老师傅问我，你长大做什么呀？总不能干一辈子临时工吧，那样会讨不到老婆的。我不回答，心想我现在不就长大了吗？如果到结婚的年龄，我也想讨老婆，不想打一辈子光棍。想着想着，大脑里忽然浮现出邻家小妹那漂亮的瓜子脸和那迷人的水灵灵的大眼睛。

父亲给我联系了一个既轻俏又挣得多的活，火车“押运”。装车的地点是郭家店火车站货场，卸货的地点是八道江火车站货场，押运的货物是两火车皮120吨玉米淀粉，收货单位是通化矿务局。我和老杨承担此次押运任务。老杨五十多岁的样子，是老押运了，也是淀粉厂的正式职工。火车在行进中我们押运人员就呆在守车里。守车是货物列车编组的最后一节，是运转车长值乘的地方，不过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现在守车已经取消很多年了。我押运的货物列车虽然路途仅仅400公里左右，但是在四平编组站和梅河口编组站要经过两次编组，才能到达目的地。在停靠编组时我和老杨眼盯盯地看着自己押运的这两节车厢，不让陌生人接近以免丢失。在经过四平和梅河口编组后，货物资列车在颠簸和隆隆作响的声音里，除了偶尔在一些不知名小站待避以外，一直朝着目的地前进，我坐在守车的窗前望着从眼前飞逝的景色，觉得什么都非常新鲜，好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傍晚时分，货物列车终于停止了那单调而刺耳的哼唱。映入眼帘的站名---八道江，提示我目的地到了。历经三十多个小时的折腾，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当我在内心想欢呼庆贺首次押运初战告捷时，却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溜车事故”，百口莫辩。

因老杨去联系收单位，让我在现场看车，所以我是“溜车事故”现场的唯一“外人”。我被带到一个封闭的办公室接受审问，审问我的是铁路的人，是铁路的工作人员还是铁路警察，不得而知。审问人严峻的目光告诉我发生的“溜车事故”， 后果很严重。那人用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一眨不眨巴地盯着我的眼睛，想从我眼睛里找出破绽，从那咄咄逼人的话语中，我知道他们确定我就是“溜车事故” 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他反复问我如下问题：
    ？你看见溜车了吗？
    ：看见了。
    ？你为什么擅自摘钩
    ：我不懂什么是摘钩，也没摘钩。
    ？那勾是怎么摘开的
    ：我看见一个人摘了钩就跳下车走了，我还以为是你们铁路的人正常作业呢
    ……
        我应用我所学到有限的知识为自己辩解，并运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关动机、证据、在原地没跑等侦查学的理论向他们说明和讲解。审问人员大概是没问出破绽更没有证据，便把我放了。
        事实上我确实亲眼目睹了有人把两个货车之间的链接钩摘掉，有两节货车脱离整个列车顺着坡道冲下去，然后“咣当”一声巨响传来，我以为是铁路工人的正常作业，那知这是有人蓄意制造了“溜车事故”，那人瞬间消失在夜幕中，现场只剩下看车的我。这个事情现在想来都后怕，如果办案人员想立功，并且动用私刑，没见市面又年幼的我很可能被屈打成招。
        虽然虚惊一场，也把我吓得够呛。与老杨会合后，我便突然发起高烧，拖着虚弱的身体坐上返程的客车。
        （二）
         回到家后，我没再去干押运。呆在家里无所事事。
         当时小镇正在对镇内路边的杨树进行整理和修剪，一些弱小的有病的树被连根拔掉。我看着那些被淘汰的杨树或修剪下来的枝条，被凉晒成烧柴，最终被填进灶膛化成灰烬。我不成为废柴，而想像路边高大挺拔的杨树一样，迎风屹立，郁郁葱葱，站着给人绿色和荫凉，倒下亦是有用之才。
        我们豆腐院里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邻居哥哥，突然穿着军装岀现在院里，我和玩伴将他团团围着，他是回家探家的，一身绿色的军装和那耀眼的“三块红”，就是那个色彩单调年代里最美的颜色，像冬天里一把火照亮了所有人的眼睛，还灼疼了我的心。我禁不住伸手去摸军装，他翘着食指在军装上轻轻弹了两下，像是对我发出只许看不许摸的警告，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缩回来的那只手好半天才揣到兜里。
    邻居哥哥的脸上像将军那样庄重，骄傲得像打了胜仗的英雄，和一只正在开屏的孔雀展示着华丽的羽毛，他俯视着我和玩伴们说，你们知道吗？我的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大半个中国，那神气劲就好像大半个中国是他解放的。你们知道吗？我复员回来就是国营工人。“国营工人”这句话太有分量了，如一把锋利的剪刀插入我的心脏，令我窒息。那时“国营工人”的身份是令人骄傲的，也是很实惠的，意味着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选个漂亮的媳妇，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以及许多我那时可能还不知道的好处，比如分房。

父亲在我家门前栽了几棵杨树后，就再也不去打理它们了，就像对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孩子们带到人间他就当起了甩手掌柜。他并不是如木头那样的没有感情的人，而是他凡事讲原则，尤其是亲戚朋友更不能搞特殊。我自己的前程得我自己想辄。

从此，我便开始留意有关征兵的消息。看到红纸上赫然地写着有关“冬季征兵”的通知后，我高兴地一夜都没有合上眼睛。

我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部队驻扎在渤海湾上一个重要的交通咽喉和军事要塞，这是一个气候宜人，风光旖旎的地方。部队所在的军营可谓是绿色掩映下的军营，整个军营大院到处都是高大挺拔的杨树，这些杨树就像院内的军人一样壮实、伟岸、一付凌然的神态，于风雨于严寒酷暑中傲然屹立在那里。

新兵训练结束下班不久，部队就奉命到沈阳施工。所谓施工就是为建筑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当力工。施工是劳累的，也是愉快的。心无杂念，只是一复一日上工下工，与民工无异。如说差异便是，当兵的是免费劳动力，而瓦匠是雇佣来，军队是要付工资的。

忽一日连部通讯员告诉我连文书要提干，当司务长。连里正在选新文书，我也是考虑的人选之一，不过佳木斯的吴连超希望最大。不出一个月吴连超确实直接当上文书。我内心很不是滋味，如同碰倒五味瓶五味杂陈。我不是不服气，对连里的任命心悦诚服。吴连超和我是一批兵，他一来就表现出不凡的才华，连里的黑板报被他焕然一新，春节晚会的节目也是他帮着文书排练的，他的稿件被团广播站采用等等，他是连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是纯的高中生，所谓纯的就是不但文凭是真的，学问也是真的，并且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就像吴连超本人说的“我是大学漏子”。

吴连超属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那种人。与我及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凭没有初中文化的战友相比，显然不属于一类人。犹如杨树不能与松树相比，足够直径的松树可以做过梁或者檩子，而杨树不能，杨树只能破成板材，做房屋的保温板材用，属于杂木不堪大用。我知道我是杨树，是还没有成材的杨树。

我知道我若想成为于社会有一定益处的杨树，必须改变现有的自我，必须让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让头脑中的知识沙漠变成绿洲。于是我参加了《山西青年》举办的“刊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这完全是没有院墙、没有作业、没有督促、没有考试的自由式散漫的自学。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如饥似渴地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刻苦自学。

沈阳这个古老的城市是极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非常浓厚的文化氛围。星期天、节假日别人上街游玩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急匆匆行走在街旁的杨树下，那时沈阳的路边遍布高大挺拔的杨树，给人以荫凉。我喜欢甚至有些陶醉在那样的景致中，这是我的故乡小镇所不具有的气质。我急匆匆行走的目的地是新华书店或者旧书书店，81年的沈阳和平区就有二手书店，可见这个城市是多么的与时俱进。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那急匆匆赶往书店，又慢悠悠徜徉于杨树的绿荫下边走边看情景。如果不是一身的军装，一定会被人误作是一名好学的大学生。

第二年我所在的部队到内蒙古修建战备工事。虽然环境恶劣和施工任务繁重，生活条件艰苦，但我却很清闲。原因是我被调到营部担任“1112”施工地域的统计工作，这大概与我爱看书有点墨水有关吧，在沈阳时营长经常看到我在树下读书，有时也与我聊上几句。这个一面之交却改变了我在部队的工作，老乡和一些战友都很羡慕，都以为我有关系。我统计工作一天就一个小时左右的工作量，就是把各连的施工掘进进度、排渣量和材料消耗情况统计后向团里汇报。于是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看书学习。我住的地点是在山顶上，海拔高度1112米，满上遍野是鲜花、绿草、白桦以及偶尔跑过的野生狍子。

你不置身其中，你永远无法体会到在辽阔无垠的草原的山峰上，瞭望远方是连绵起伏的山峰和丘陵，山峰和丘陵上有不连贯的一片一片的白桦树，以及一望无际的草原，头顶是蓝蓝的天和慢悠悠飘荡的白云，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像躺在柔软的厚厚的毛毯上舒坦，鲜花和绿草的清香沁人心脾的那种江山如画的美，仿佛丽人在侧。我也是这如画的景色的一部分，只不过手中的书籍不断变换着。风儿妹妹听到了我朗读课文的声音，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太阳公公读懂了我内心的渴盼，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夜晚璀璨的星光下，干牛粪燃起的篝火发出红红的光，散发出那淡淡的臭味，我与一个来自沈阳的高中生已经顾不了什么味道，忘我地讨论着托尔斯泰、鲁迅、郭沫若、奥斯特洛斯基……等文学巨匠的文学作品，那么陶醉那么投入。

邓小平“裁军百万”的号令，像强劲的东风把我从那来又吹回那去。回到家乡这个决定至今我也不知对错，因为那时我有可能留在渤海湾那个繁华的城市。复员时，记得“1112”地域指挥部的高股长热心地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愿意的话，可以帮我进入一个部属企业。我不假思索地谢绝了。从此断绝了与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的缘分 。

临走那晚，我沿着营区内一字排开的杨树，默默地走了一圈，拍了拍粗壮的树干喃喃自语，我要是那粗壮的杨树就好了，就可以留在军营了。
        （三） 

回到家乡，迎接我的还是镇街头那棵百年老柳树和与老柳树紧密相连的成排的杨树。

转过年春节过后，按照当时的复员分配政策，我被分配到父亲所在的企业。这是全县最大的规模的企业，是一家玉米加工企业，当时在全国同行业企业中的规模名列第三，许多复员兵心向往之。

厂子里也有许多杨树大多是粗壮苍老的，大概是日伪时期建厂时就栽下的，也有一些后栽的，给人一种新老组合的感觉，如同这个厂子的工人也是由新老工人组成的一样。

一起分到这个企业的复员兵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八人如我一样随父母亲分配到在这个企业的复员兵，统一被分到马车队当装卸工。心里略有不悦，你说顶着国营工人的名份，却干着农村人的活，这叫什么事呀。谁也不想刚工作就捞个不服从分配的话把，都不吭声，按要求报到上岗。劳资科说了这么安排就是为了避免说情、走后门、选岗位，挑肥捡瘦。原来马车队的装卸工都是雇佣的临时工，就回让我们这些有着国营身份的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占领了。

虽然整天与马匹为伍，与庄稼人无异，倒不觉得低人三分。半年过后，才发觉不仅仅是低人三分的问题，而是发生了处对象难的问题。同时分配的在其它岗位的人，大多处上了女朋友 。我们马车队的八个人个个光棍，连介绍相看的机会都很少。白军比我大四五岁，在部队当班长，据说还代理过排长，他振振有词地总结道：我们干的活绝对不好找对象，上午拉淀粉造的一身白画画的，下午拉粉煤灰造的小脸黑乎乎的，没人能看清你长得什么样？也没人知道你多大， 所以想找对象想结婚的，还是想办法离开马车队吧。我认同白军的说法，他年龄最大一定最急。我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是内心也渴盼处一个貌美如花的心仪的女朋友。

涉及可否找到对象这样的终身大事，终于引起父亲的高度重视，他去劳资科找科长说情，将我调到淀粉车间当了一名三班倒的岗位工。

那时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认为成了国营工人，今后的人生便是阳光明媚。马上到了法定结婚年龄的我，连个介绍对象的媒婆都没见着，更别说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已经处成对象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女孩选择对象，工作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家庭经济条件、 身高、相貌、性格、文化等等，我主要差在家庭经济条件上。

有一亲属给我介绍了一个刚刚在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只见一面便挥挥手，化作天边的云彩。大概人家一了解我的家庭有六个孩子，家贫如洗便望而却步了。姑妈给我介绍一个有国营身份的女孩，她倒是没有嫌弃我的家境，然而她满脸酒刺与我心里的“貌美如花”相差十万八千里，结果让我望而却步了。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水土之异先天不足其结果烔异。家里人口多，家境贫寒让我的婚姻之路一片黯然。莫愁前路无知己，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纡解心中的苦闷。读书学习大概是搁置苦闷最好的办法，这期间我基本自学完大学中文的所有课程。

一个头脑灵活的战友找到了一个不算漂亮的对象，并依靠对象的父亲进了厂部，在销售科干上了业务。我不羡慕他那摇身一变的能力，倒是真心地嫉妒他那坐着那把不用三班倒的椅子。坐在椅子上的人可以穿着毕挺的西装，且有一定实权。

车间里有一个复员兵为展示才艺，上班带馒头用写了毛笔字的宣纸包裹，坚持数月终被“伯乐”发现，调到厂部后又调到县政府，此事一时成为厂内谈论的逸事。多年以后这人成了我的部下，除了字写的好和喜欢到处噌酒喝，什么都做不了，做机关的基本功文字材料更是狗屁不通。对他噌吃喝的行为，我多次提出过批评，但他屡教不改，屡改屡犯。

我深知我仅仅是一棵杨树，不是大材，但是我也渴望阳光的照射，也想茁壮成长。
         有人说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认为这句话是真理。

我的机会是在不经意之间出现的，当时包括我在内都不曾想到这是机会。
        一天下零点班，车间工会分会主席找我，让我代表车间参加厂工会举办的读书演讲。本不想参加，倒班挺辛苦的，晚上一夜不睡，白天补觉也睡不好。但是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二多千人的厂子开个演讲会，偌大的会议室里听众不足十人。演讲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听众的人数，由此可见那时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其轰轰烈烈只是表现在报刊上、文件上、会议上、形式上 ，反右及文化大革命形成的“读书无用论”要肃清还需时日。我演讲的题目：“读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有感” ，由于是真情实感有感而发，侃侃而谈。
       虽然听众甚少，然而有一人到场则足矣，这个人这是厂党委书记。那时工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厂长是二把手。我演讲完下台后，阚书记把我叫到身边问我：“演讲稿是你写的吗？”我答：“是啊”他“啊” 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车间唐书记找我，让我写一下车间党支部年度工作总结 。我说，我不是党员，也没参加过党的活动咋写？他说，让你写你就写。我给你介绍情况，提供素材。于是我根据唐书记说的情况，车间支部工作计划，活动安排，会议记录等情况，利用二天休息时间写好交给了唐书记。当时我以为被抓公差，没有想到是阚书记在有意考察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阚书记亲自交给我一项任务，到分厂调研经营亏损的原因，并派他的专车送我到分厂。分厂领导很重视，这些管着五六百人，在我眼里挺大的“官”在办公室门前恭候着我，一个工人受到如此礼遇，有些受宠若惊，其实他们尊敬的不是我，而是派我来的阚书记。我在十多天开了几个座谈会，查阅许多数据和各车间科室的总结材料，最终形成了《关于分厂经营情况的调查报告》，我在报告中全面分析总结亏损的原因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改变建议和意见，按时完成了一次特殊的调研任务。显然，这次所谓的调研任务也是厂领导对我的一次考察。

一天下零点班，我被叫到车间办公室，唐书记一本正经和我说：“你明天不用来车间上班了。”我莫名其妙反问：“我没犯什么错误呀，为什么不让我上班了？”唐书记突然笑起来说：“不是犯错误了，是厂长办公会决定让你到厂工会当宣传干事。”猛然间，我不知如何作答，一时语塞。

后来我听说，阚书记原想把我安排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因为我不是党员，才让我当的工会干事。到厂工会上班后，又让我列席厂长办公会，做会议记录和情况汇总。是既干厂务秘书的活又干工会宣传干事的活。工作既紧张又忙累，但是心情非常愉快，累且快乐着。

不久，一个人的到来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个人是县总工会的王主席。王主席是县总工会的一把手，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他，更谈不上相识。王主席到我厂蹲点，指导我厂的工会工作。在一周的蹲点时间内我按照王主席的安排，写了一个劳模的先进事故还撰写有关工会活动情况的相关报道。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王主席对我有什么特殊印象或者赞许。王主席回县里不久，县总工会电话通知厂子，抽调我到县总工会参加县十一届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一个月的筹备工作中，我负责大会材料组经验材料的部分，我按时按要求完成了大会经验材料的组织和撰写工作。我写的五篇经验材料受到好评，并被县、市广播电台采用。

回到厂后不足一个月，县总工会来了一名副主席和一名部长到我厂指导工作，期间他们找阚书记谈了一次话。这个副主席是我在县总工会帮忙时材料组的组长，他临走时把我叫到旁边说：“我们这次来是正式调你到县总工会工作，和阚书记谈了，阚书记不同意放你走，你本人如果想到县总工会工作，就做阚书记工作吧。”这一消息令我兴奋不已，也非常震惊，因为当时省市县明确规定不是国家干部、文化程度非大专以上是严禁调入机关工作的。

翌日，阚书记找我谈话，说：“县总工会调你，我没有同意。但是这件事情涉及你个人前途，最后去留取决于你。厂党委很看重你的能力，希望你留在厂里工作，作为重点干部培养，委以重任；如果你想到县里工作，我表示尊重，毕竟县里的发展对年轻人机遇更多一些……”

于是我在许多人诧异、不解甚至怀疑的目光注视下，走进了距离我居住的小镇三十公里的县委大院，成为县总工会的一名正式职员，胸前的衣襟上戴上了一个令人艳羡的菱形的中共xx县委员会的徽章。这一年我21岁，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年少时我不曾有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腔豪情，也没有闯过那令人羡慕的“独木桥”，没有颐指气使的资本，但是我秉承了杨树的淳朴本性，带着杨树的韧性和不甘屈服的性格，在人生的道路上寻觅理想的高贵。
                                                                                         （作于2014年12月6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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