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严肃文学生存艰难，绝非香港作家不努力、不创造优秀作品，而是社会之功利心极重，多数读者追求浅薄快感和速食实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文学论斤两来卖。

西西决绝地吐出一句：“香港冇啦……”（香港没有的了）虽然她指的是文学的理想读者，但单独听来似乎是在宣判香港——一个精神上的香港之死刑。

——廖伟棠

台湾目宿媒体拍摄的“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辑前几年面世，大受好评，尤其陈传兴先生拍摄的周梦蝶纪录片《化城再来人》，已经成为经典。这两年第二系列开拍，其中最引起香港观众关注的，莫过于名单中出现了另一个岛屿的作家——香港的西西，而且，导演是看上去与西西气质迥异的陈果。

西西的作品里，常常有一种纯粹的对功利世界的超越性，最有魅力，勉强名之为“童心”，似乎还不尽其无限意。在陈果拍摄的西西纪录片《我城》里，西西本人也好几次流露这种孩子气的好恶、孩子气的喜悦与悲伤来。只有一个孩子气未泯的导演才能捕捉或诱发出这种效果，虽然陈果同时也是最世故的香港导演，但他身上的顽童性格与西西不谋而合，陈果未及西西的是，他对香港世事的洞察尚未演变成智慧，而西西几乎是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开始就拥有这种高于世故的智慧，以至于《我城》需要刻意用拙笔去隐藏之。

《我城》纪录片里不乏神来之笔，陈果像一个小学男生一样讨好小学女生西西，他让她笔下的人物化身大玩偶突然出现在正在候船的她面前，她那惊喜把观众的心都融化了；他不惜自己化装成小蜜蜂，整个摄制组扮成童话人物，包围着一本正经实际忍不住笑的西西，让她谈作品里的爱情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感激陈果，他做了我们想为西西做而不好意思做的事。虽然这是个坏同学，他在放映后坦承自己没有看完任何一本西西的书。

这些是会心一笑的温馨时刻，难过时刻也有。除了西西严肃地（在成人眼里是孩子气地）控诉猿猴以及地球的被损害的那部分，对于我来说，最伤心的两个时刻分别是：谈到纯文学的阅读风气的时候，西西决绝地吐出一句：“香港冇啦……”（香港没有的了）虽然她指的是文学的理想读者，但单独听来似乎是在宣判香港——一个精神上的香港之死刑。另外就是西西穿过她家所在土瓜湾、红磡那边密集的自由行购物客回家的路，如此艰难，周围那些本来也是她爱的同胞面孔如此恍惚如此麻木（没有拍出来的是，在那些地方开设所谓免税店专门坑骗游客的香港人之嘴脸也同样不堪），这是作家在我城现状的一个隐喻。

与“香港冇啦”相呼应的一句话，是大诗人痖弦在回顾港台文学交流史之时慨叹所道出：香港一度是台湾作家向往的文学自由港，“但是后来，香港渐渐闭塞，台湾后来居上。”

这个闭塞，香港人自身的保守和犬儒难辞其咎。香港严肃文学生存艰难，绝非香港作家不努力、不创造优秀作品，而是社会之功利心极重，多数读者追求浅薄快感和速食实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文学论斤两来卖，不俯就流俗口味则被批判为离地、高高在上。

电影也多次采访了莫言，莫言和痖弦实属两岸顶尖的作家了，他们对西西的激赏和对香港文学环境之恶劣的惋叹同样有之。莫言道：“西西，在小地方写出了大作品。”还说：“八十年代我们来香港，常常让她请我们吃饭，后来才知道她比我们还要清贫。”痖弦说：“西西的书桌，是我见过作家最小的书桌，台湾任何一个作家的书桌都比她大。”其实这里的“西西”可以置换成董启章或其他一个在香港严肃写作非功利性文学的诗人、作家。

《字花》被抨击骗取“文学综援”然而，恰恰是处境最艰难的、以一己牺牲精神撑起香港文学之独立丰盛的这些作家，在今日香港网络上饱受攻击。《我城》电影一结束，我打开手机，看到的就是又一波对所谓领取“文学综援”（实则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经过审批后给予香港文学工作者的出版资助）的文学团体及作家的抹黑。抹黑者主要来自几个本土流行网站，他们的批判“理据”不外乎文学无用论、市场决定文学的存亡论、小众艺术申请资助属于浪费大众资源等等。

此等妄语本可不理会，但接着看到的一篇声明却使我在看电影时一直忍住的眼泪掉了下来。被质疑欺骗资助以“养家”的“水煮鱼文化”公司及《字花》杂志，为正视听不得不做出剖腹自证清白式的声明，文中一一列出文学杂志工作者的薪酬，其低微令人不忍复述——你可能想像今天香港，一个硕士毕业的前资深编辑担任的行政总监，全职月薪只有一万港元吗？那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商店售货员的工资水平，而其他编辑或助理，工资还不到这个水平。

这些在抨击者言中骗取“文学综援”的人，实际上是香港最勇敢最无私的文学建设者，他们领着微薄的薪金、付出高强度的劳动，成就了一本放在中港台文坛当中都毫不逊色的杂志《字花》，西西、钟玲玲等前辈都会在此发表她们的新作——这不只是惺惺相惜的支持，也是肯定他们的办刊水准。《字花》的筚路蓝缕，不难让人想起《我城》电影中各位前辈回忆的《大拇指》诗刊和《素叶文学》的艰辛。《大拇指》诗刊和《素叶文学》的水准，绝不亚于之前生命力貌似更强的《中国学生周报》，而《中国学生周报》是有某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的——这在今天的港式红卫兵们看来是否也是“文学综援”呢？《字花》依靠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微薄资助能走到今天，不至于像以前没有资助的好杂志一样夭折，难道不是香港读者之福吗？

当然，按那些庸俗的市场决定论者的逻辑，只要不能“自力更生”的事物便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物质市场与精神“市场”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一本作为商品的书籍的畅销绝不等同于它所承载的内容必属佳品，市场受众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市场的健康程度，为何西西的作品要在台湾洪范出版？当然是因为邻岛的版税和市场体现了对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尊重。这批强迫香港作家“反省”的所谓“大众”，为何从没反省过自身的格调、品位与诚意？

有人用鲁迅先生语，说这是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我说不对，这分明是苍蝇向勇士的嗡鸣。香港文学对这个城市的精神建设，是一股深而强劲的潜流，细细渗透到每个愿意接受其滋润的心灵中。若不是四五十年前西西《我城》、也斯《雷声与蝉鸣》等文学作品对本城的文化身份的确立认证，你们有何精神资本？他们大刀阔斧开拓观念之荒野，可谓前无古人，“我城”二字如今深入人心，对香港有归属感的人念之便会心微笑，虽然后者未必读过西西《我城》。而假如你读过，其中奥妙正如董启章在电影里所分析：“我”与“城”之间的关系独立又相属，离合出无数意义，假如你能虚心思考文学于现实香港挖掘的深意，你对“本土”的思考自然也能更深一层。

这样的文学作品值不值得公帑资助？当然值得，本质上这不是资助，而是对精神劳动的基本回报，因为市场不健康未能合理回馈，艺术资助制度便来填补遗漏，有何不可？不过话说回来，香港文学作家获取的艺术资助极其有限，而且只要有一点可能由出版社出资出书，成名作家都不去申请出版资助，把有限金额留给更有需要的年轻作家、泽及更多的作者。

西西四十岁左右开始全职写作，最初生活全靠微薄的教师退休金（所以当二十年前她唯一一次申请写作资助时也引起类似今天的风波，有文学泰斗质疑她既然有每月五千元生活费为什么还要申请资助写小说《候鸟》）；我三十岁开始全职写作，每个月写近两万字以维持一个不低于全港工资中位数的收入，个中甘苦自知。如果非要像“水煮鱼”那样罗列细节向不怀好意的人交代，我觉得并无意义，而且还变成了所谓的斗穷斗惨。其实如何定义“惨”呢？一个创建了自己的文字世界的作家归根到底是幸福的，一如我们在电影《我城》结尾中所见的西西，她在自己的世界——陈果找来多个香港模型艺术家搭建的那个惊艳的缩微香港里面从容款步，时而停下，微笑。

无欲则刚的香港作家，建构了像《我城》这样一部部文学杰作，暗地里记录和重塑了一代代香港人的灵魂传、心灵史。没有《我城》的我城，在这些年的动荡中则难免迷失，走向虚妄。事实上，任何外界强力都不能真正吞噬一个地方的精神，只要创造者继续创造比权力更深刻的艺术，精神便生生不息。这一点，恐怕那些斤斤计较文学之实用的功利主义者永远也不会明白。